周立
印度:“两弱一活”的三只手舞蹈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都比较弱,但社会却有结构化的活力。
政府——“許可证大人”无力调控社会
印度政府历来被称为“ 许可证大人”,自1947年民族独立起,一直模仿苏联,力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直到1991年放开许可证管制,才算放弃了建立许可证王国的制度尝试。英国《经济学家》记者吉姆·罗沃在其1997年的著作《亚洲的崛起》中这样阐述:“他们打算拆除的制度是不可相信的。这个制度是本世纪中叶根据当时西方最时髦的先进经济发展理论设计的(正如一个印度出生的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帕格瓦蒂所写道的:‘印度的不幸在于有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理论以印度官僚政治引以自豪的彻底性被付诸实施了。”
据罗沃的介绍,支持这个印度式计划经济制度(可表述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减去暴力加上私有财产)的主要思想是,印度稀少的可供投资的资源必须导向其社会的最具生产性的用途(包括缓和贫困和工业化),而且只能委托政府为这些目标(不是货物和资本的印度市场,肯定也不是剥削性的国际市场)有效地部署资本。这个制度的3个支柱:对工业实行高度的政府直接所有(后来连银行也全归政府所有);对私有工业企业实行高度的政府管理;把外贸(后来仅有进口)和外国投资调至最低的可能性水平。1978年之后,中国通过逐步放开市场,鼓励竞争,而获得长期高速成长。而印度在1991年之前长达40多年的时间内,尽可能消除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