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母亲信》中的另一个鲁迅

杨早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肯定是排得上号的孝子。

鲁迅对母亲如此孝顺是有道理的。大家还记得《呐喊·自序》吗？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 K学堂了。”

这里不说这么多了。1919年底，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了北京，与二弟三弟两家都住在一起。

到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他人生中最后一站：上海。五天后，从共和旅店移入租好的景云里寓，同日即算作他与许广平的结婚日。

无论如何，47岁的鲁迅，在外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不论法律，从心理上说，鲁迅再去北京，就不是回家，而仅是探母。此后，鲁迅和母亲，主要以书信“相处”。

告状：周家兄弟不和或因经济纠纷

鲁迅去了上海，但是母亲鲁瑞与“大太太”朱安在北京的生活费用，基本是鲁迅在负担，因此北京方面，每年也会给鲁迅寄家用账，以作交待。鲁迅对此并不推托，但也不会毫无怨言，如1933年7月11日致母亲信中说：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现既特雇一人，专门伏待[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

推想起来，鲁老太太病愈之后，需要调养滋补，用度自然大些，但还不至于让鲁迅过分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