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牢之与东晋寒门武人的崛起

摘要：自东晋始，京口地区就是淮北流民的聚集之地，他们大多骁猛尚武，刘牢之就是重要代表。淝水之战中，他受执政的陈郡谢氏驱使，战功卓著。后来，刘牢之拥有了对北府兵的实际指挥权，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充当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政争的牺牲品。

关键词：刘牢之；次等士族；北府武人；高门士族

中国的“世族”阶层大约起源于西汉。大概在东汉末年，“世族”与“单家”之别已为世人所公认。魏晋时，这一社会阶层的区分成为众所周知的定理，也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东晋末年，世族集团内部党政不断，给寒门的乘隙而起创造了机会，其中北府武人的得势最具代表性，刘牢之便是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北府军名将，刘牢之的崛起和败亡与寒门势力的兴衰在东晋末年有着短暂一致的同一脉动期。因此，通过对刘牢之“一人而三反”的悲剧人生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变革的复杂脉络。

一、“世以壮勇称”——刘牢之的家世及阶层

刘牢之（——402年），字道坚，生于晋陵郡京口，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身于尚武世家。其“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故而刘家“世以壮勇称。”

武勇善战的刘家并非寒庶之家，但在士族中的地位也极为有限。东晋时期，重文轻武之风日盛，以武勋迈入世族门槛的刘氏在显贵子弟眼中自然是属于庸鄙一类。所以即便刘氏世代为将，也并不属于高等贵族阶层。但随着高门世族的腐化堕落，名门贵胄的军政能力衰退，便不得不依仗低级士族，这就给低级士族的趁势而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刘牢之生于此时，很快就成为武人崛起的标志性人物。

二、刘牢之的盖世武勋与武人势力的崛起

东晋初年，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成为门阀政治的主要特点。

晋太元二年（公元377年），谢安当国。他深知世兵制下的东晋无力对抗北方强敌，便选派谢玄组建新军。据《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十月载：“玄募骁勇之士……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先锋，战无不捷。”刘牢之成为谢玄指挥这支军队的得力助手。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于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南侵，一时间“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晋书·谢安传附谢玄传》）。谢玄命刘牢之迎战，取得大捷。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八月，淝水之战爆发。刘牢之领五千人乘夜袭击洛涧的秦军，“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晋书·谢安传附谢玄传》称赞：“坚之败也，功始牢之”。

总之，在淝水之战后，寒门武人势力已渐渐走到历史的前台，显示出自己不容忽视的力量。当然，刘牢之在此时仍没有得到北府军的决策权，他们依然听命于陈郡谢氏并供其驱使，还不是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三、“一人而三反”的悲剧人生

淝水之战后，盛极一时的前秦帝国瓦解，东晋外患减轻，这本应是休养生息，励精图治的绝佳时期。但东晋高门士族日益腐朽衰败，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其中士族集团与皇族势力的斗争尤为激烈。刘牢之与北府兵并无确定的效忠对象，而是游走于高門士族和皇族之间，成为东晋政治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一）倒戈叛恭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去世，晋安帝继位，司马道子执掌朝政。王恭上表北伐，引起司马道子感到怀疑，加以反对。至此，司马道子与王恭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王恭在京口起兵，他依重刘牢之的北府兵，迫使司马道子妥协。在这一轮地方藩府反击朝廷权幸的斗争中，刘牢之成为王恭的军事支撑。但是，随着刘牢之地位的上升，他对王恭的怨恨不断加深，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并随着王恭图谋进一步夺取晋廷朝政大权而进一步激化。

王恭与刘牢之之间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社会阶级与文化观念的差异决定的。王恭出自太原王氏，为当时最具盛名的风流名士之一，他本人喜好清谈、尚容止，不善军政实务，是高门子弟志大才疏的典型。王恭对武人十分轻视，“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晋书·刘牢之传》）。

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深知王恭与刘牢之的矛盾，开始策反刘牢之，并向其许愿，若反对王恭，即以其取代王恭之位，刘牢之最终倒向司马元显。

隆安二年（公元398），王恭再次兴兵，刘牢之行军至竹里发动兵变，袭击王恭，王恭终被俘，为司马道子杀害。刘牢之背叛王恭，使高门士族社会同皇族及其权幸势力的斗争遭到失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任命刘牢之都督兖、青、冀、并、徐、扬、晋陵诸军事，成为凌驾于门阀社会之上的武将代表，改变了东晋高门士族代表总辖军政，特别是“士族专兵”的格局。北府重镇落到了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手中，北府兵也从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

（二）倒戈背叛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

司马道子在消灭王恭后，以桓玄为江州刺史。桓玄得以独揽长江上流军政，对下游形成严重的威胁之势。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为了消除长江上游桓氏的威胁，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开始西征。

由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权，士众颇厌之。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北府军早已不再俯首听命，乃至“万一兵变，则祸败立至” （《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附子司马元显传》）。对此，桓玄的谋士卞范之早有论断：“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果然，桓玄遣人游说，刘牢之最终降附桓玄。

桓玄入京师总揽大权，杀司马元显，流放司马道子。为了巩固权力，桓玄剥夺了刘牢之对北府兵的指挥权。刘牢之深感大祸临头，欲北奔广陵以图再起。但他手握强兵而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一味乘隙投机，其行为在北府集团中早已引起了不满。其佐吏多散走。刘牢之绝望之极，自缢而死。

四、结语

刘牢之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的早期代表，他对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认识不清。尽管他“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但他始终以“握强兵”为资本，不断选择投靠新的主子，甘为人驱使，以致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

刘牢之始终只是为了自存，而又无法自存。作为一个“本自小将”的武人，他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足够的勇气，特别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笼罩下，刘牢之自然充满着自卑。这不仅是一种心理感觉，而主要是一种现实处境。作为将门次等士族凭借机缘挤进社会上层的代表人物，他无法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高门贵族子弟无不心怀轻视之意，以致其一朝据大位，必然“众情不悦”。所以，刘牢之的失败在于政治而不是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不过，刘牢之作为早期寒门武人代表，一度搅乱了士族社会的秩序，破坏了等级制度，是低级士族和寒门武人的代表，是推动晋宋革命及其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刘牢之处于历史变革的关头，他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等性格弱点，便是很正常的事了，其人生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简介：张鹏（1989.10-），男，汉族，辽宁丹东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