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笔记

寓真

一，宝贤堂帖的故事

偶尔在市场上买到一些旧拓的碑帖，其中一种名为《古宝贤堂法书》。读帖之馀，查阅了宝贤堂的相关资料，觉得这是山西文化史上值得玩味的一段故事。

宝贤堂创始于晋王府。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三子朱棡为晋恭王，洪武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传至第四代的晋王，是朱钟铉。朱钟铉有子名朱奇源。朱钟铉见其子喜好书法，便命他搜集古今法书刻帖。正是这位世子朱奇源（死后谥靖王），于弘治九年（1496），择取《淳化阁法帖》等古帖，及当时的名家法书，摹勒数十家，成为一部十二卷巨册的传世法帖，名之为《宝贤堂集古法帖》。

朱奇源造诣不凡，刻帖极为成功。傅山说过，《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古法帖中的上品，所钩勒二王的法书尤为精妙。

这部法帖的刻石，原安置于晋王府的宝贤堂中，宝贤堂毁于明朝末年战乱，刻石随之散佚。据《太原府志》记载，原先殿宇宏丽的晋王府，经过闯王李自成劫掠之后，历代所积蓄的图书玩好荡然四出，毁裂焚弃已十之六七。李自成收降的明将领陈永福，随后占据了晋王府，他的左右在府中亦多攘窃，把《宝贤堂集古法帖》帖石打断做了马槽。清兵攻占太原，陈永福逃遁，王府一度封锁。不料顺治三年（1646）四月夜间突遭大火，烈焰烛天，宫殿化为灰烬，留下一片瓦砾败草。

顺治十六年（1659）任太原府尹的宗彝，是一个风雅好古的人。他从断壁颓垣中搜寻到二十多块宝贤堂石刻，然后，便在府衙的后园中构筑了三间高大壮观的厅堂，把搜捡的石刻镶到壁上，沿用明代的名称，仍然称之为宝贤堂。

从顺治十二年，到顺治十八年，正是白如梅任山西巡抚（后为陕西巡抚、山陕总督）。康熙登基后五年，痛斥前朝贪污致富的大吏，其中就有白如梅。但他治晋六年，纠酷吏，拯灾民，修府城，建书院，曾经做了一些好事。当时战乱甫平，太原没有一个像样的书院，白如梅在侯家巷购地新建书院，花费白银二千一百三十两，并用了原宝贤堂的余料，建成院舍一百多间，名为三立书院。书院中设立了“三立祠”，专为纪念山西历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乡贤名宦。白如梅说：书院是人文之地，宝贤堂的法书只有安放在书院里，才是一个合理的归宿。巡抚这么说了，知府自然服从，宗彝收集的石刻从此搬到了三立书院的“三立祠”。

康熙十五年（1676），戴梦熊任阳曲知县。他十分敬仰傅山的人品学问，与傅山交处之间，曾经共同致力于补刻《宝贤堂集古法帖》。经访求藏本旧拓，傅山延请擅长刻碑的段缯，钩补勒石五十余块，使十二卷原帖全本得以完善。雍正年间，朝廷赐银千两增修书院，三立书院改名为晋阳书院，“三立祠”中随后增入了傅山的祀享。直到清朝末年，傅山完璧的法帖石刻也一直保存在晋阳书院。

当年白如梅将集古法帖的石刻迁往书院后，太原府衙修建的宝贤堂一度闲置。后任的太原府尹王民顺，竟把该堂改为真武殿，供奉了道教的玄帝。真武大帝将宝贤堂占据了整整五十年。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李清钥来任太原知府。李清钥此人，本身是一位书法家，也不怎么信奉道教，他感到府衙内不敬别的神仙，单独祭祀一个道教的大帝，有些不伦不类，让人不知所以。他想恢复集古法帖的宝贤堂，但又一时不知该把玄帝请到哪儿去。某日他偶爾走到城隍庙，看到庙前临街的真武阁是一个空楼，就向看庙的白头老人问道：“阁中为何没有神像？”老人答曰：“阁中原来有玄帝像，五十年前搬到府衙中了。”李清钥这才恍然大悟，神像应该复归原位了。他把玄帝像搬了出去，然后取其家藏的古今二十余位名家墨迹，请人刻成帖石，陈列于堂中，名之为《古宝贤堂法书》。

于是，自李清钥之后，有了两种宝贤堂法帖。朱奇源原刻、傅山补全的《宝贤堂集古法帖》，俗称《大宝贤堂》；李清钥所刻《古宝贤堂法书》，俗称《小宝贤堂》。《大宝贤堂》经过历年增补，刻石积至一百四十多块，《小宝贤堂》原刻四十八块依然如故。

到了光绪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将太原府衙的宝贤堂改建为令德堂。嗣后扩建令德书院，令德堂成了“四徵君祠”，祭祀乡贤傅山、阎若璩、范镐鼎、吴雯四人。李清钥所刻法帖，也就成了“四徵君祠”的宝物。

进入民国，时代巨变，晋阳书院的“三立祠”、令德书院的“四徵君祠”先后废除。民国六年（1917），在东缉虎营修建了专门纪念傅山的“傅公祠”，阎锡山题匾额曰：“尘表孤踪。”自此，“三立祠”的《大宝贤堂》、四徵君祠的《小宝贤堂》，相继移置到了“傅公祠”。1920年11月，日本的佛教史踏查团来山西寻古，他们有记录说：“享有模范督军美称、因教育而声名大振的阎锡山，两年来热心于古碑的收集，据说集中于傅公祠。”“傅公祠中，三面可见六朝唐宋时期所有名家之墨迹，做成碑刻大小嵌入墙壁者就有二三百之多，中庭置有八个六朝时期的碑幢，尤其中央之四块很是有趣。据守兵言，若无督军府许可，不得拓印。经极力争辩，方得许可，拓印其中之六块，甚是高兴。”日本人如此艳羡山西的碑刻，沦陷时期不免遭其掠夺。历经战争之后，《宝贤堂》法帖尚有大部存世，或许是有赖于傅山先生在天之灵的护佑。

“傅公祠”后来括进了山西省政协机关的大院中。随着该机关大院的改造，近二百块石刻于1980年迁到永祚寺，嵌于该寺廊壁至今。

我手边的《古宝贤堂法书》，即《小宝贤堂》，为李清钥所刻的初拓本，已有残损。读其内容，弁首为朱熹所书两首绝句，前一首缺字，后一首为五绝：“数日山中宿，人间别是天。神仙洞门远，相与白云连。”行书兼草，书写十分大气，足可见其运笔迅疾而又健劲潇洒的才调，想必是李清钥尤其喜爱，所以编次在前。接着是褚遂良录《战国策》的一篇草书，及黄庭坚书《墨竹赋》的残页，有元、明名家跋语，无疑为真迹。卷二之后，收有赵孟頫、唐寅、文徵明、董其昌，及清朝数家书法，李清钥屡加后跋，语多切当。其中晋世子草书，书写五言律诗一首，笔意流利自如，应是宝贤堂主人朱奇源惟一的存世之作，亦值得珍赏。

赏读书法之外，使我不禁感叹的是前贤们崇重文化的精神。李清钥把殿堂中的神像搬走，安置了书法石刻，这在那种敬仙畏神的时代中，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我们常常自诩今日的文明与进步，但见不少地方只知大修神庙，大竖神像，做了不少假古董，而在真正的古迹保护方面却是连一个清代的知府也不如。从朱奇源、宗彝，到傅山、戴梦熊、李清钥，因有他们酷爱文化的风流蕴藉，才有宝贤堂的珍贵法书传世。我们今天在研习赏爱前人书法作品的同时，都应当想到其流传之不易，其中承载着中国文化人的一种不朽精神。

二，裕公和尚道行碑

赵孟頫撰书的《裕公和尚道行碑》，元延祐七年（1320）立于翼城县金仙寺。我在市场上捡到一个旧拓本，是剪贴在一本民国早年的学校教科书上的，甚为简陋，但文字尚且完好。

此碑全称：“大元宁晋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山西通志·古迹考》：“金仙寺，在翼城县同颖坊，元延祐间移建，有赵孟頫所书碑。”又《方外录》：“弘辩大师，姓郝氏，翼城金仙寺僧。幼敏慧，日记三千言。讲说法要，人服其精诣。”今山西翼城其碑仍在，惜已裂缝并多处损字。

赵孟頫此作，文与书都很精湛。行书兼楷，墨气隽爽，意态自如，有似《杭州福神观记》，而骨力尤胜之。看书法之外，我更有兴于阅读其碑文。由碑文知，弘辩大师先住寿圣寺，“大开讲席，听众逾百，檀施云兴”；次住华严院、十方仁壽寺，建讲堂安众五百；后影响日益扩展，于是移住金仙寺，其立志弘毅，百废俱举，修阁造像，置大藏经，以致该寺“金碧辉映，为晋伟观”。大师为稷山县人，自九岁落发出家，三十一岁领众住持，至七十二岁迁化，住持说法达四十一年之久，志行精专，能融通三藏，弘佛法于始终，微言玄论，滂沛心胸，利生接物，为四众所宗。山西出过这样一位高僧，值得铭碑纪念，至今只知赵书而忘却大师其人是令人遗憾的。

三，明代的皋陶庙碑

皋陶是远古尧舜时代的法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官，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法官。他的事迹记载在《尚书》中。山西洪洞有一个古老的村庄，名叫皋陶村，当地读陶为“窑”，有说其少年时曾受命监造瓦器，“陶”读烧瓦窑“窑”音，传几千年不改。大约在明、清时代，曾为避讳，改名士师村，“士师”是古代对法官的尊称，但有论者认为无须避讳，故仍叫皋陶村。

皋陶村在洪洞城南，距城十五华里，古官道之东有皋陶墓，官道之西的高地上建有皋陶祠，经元代重修，后习称士师庙。

据古籍记载，皋陶的后人封于英、六，即现在的安徽六安，又称英氏城。洪洞为皋陶故里，六安为其后裔封地，故两地都有皋陶之墓。

洪洞皋陶庙自元代的元统二年（1334）重建后，明代的天顺四年（1460）、正德十四年（1519）、嘉靖二年（1523）、天启二年（1622），清代的康熙十一年（1672）、雍正十三年（1735）、道光十五年（1835）、同治三年（1864），都进行过增修和重修。庚子事变慈禧出奔山西，路经洪洞时曾经拜祭皋陶庙，并题写了“真宪省诚”的四字匾额。前人描述此庙有诗云：“庙貌巍然驿道旁，阶前古柏郁苍苍。”“士师古庙柏青青，径绕莓苔月满庭。”“血食春秋隆祀典，英灵千古照寰区。”据说即使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1942年，清明节时仍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四周士民踊跃而至，鸣炮奏乐，以此为乡里盛事。此庙被废，是1948年的事情。那年解放军攻打临汾，做登城云梯急用木料，因而拆了古庙，自此留下一片废墟。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陶皋坟地又被伐树平墓，这位古代圣臣从此就在他的故里销声匿迹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法治意识呈现新的觉醒。恰是此时，洪洞县热衷于皋陶研究的贺伟、陈伟两位同志，与我取得联系，多次前来省高级法院商谈复建皋陶庙，以作华夏司法博物馆的筹划。贺伟任过县文化局副局长，陈伟时为县法院院长。就在他们筹建博物馆之际，竟然找回了一通明嘉靖二年的古碑，令人喜出望外。

皋陶庙中原有许多石碑，拆庙后碑亦散失。古碑用作修路、搭桥、盖房的石料，这在集体化时期是极为普遍的事情。这通嘉靖二年（1523）碑，有幸是被用于安装电磨，虽被钻了许多眼，却没有打烂，篆额已不存，碑文有损字，但大体完好。文首题为《增修有虞士师庙记》，韩文撰文，许翔凤书丹。文末记立石时间曰：嘉靖二年、岁在癸未、冬十二月吉日。

韩文、许翔凤都是洪洞人，也都是明朝历史上的著名循吏。韩文于成化初年举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史称他“凝厚雍粹，至临大事，刚断无所挠”。明朝是一个宦官专权的时代，正德年间皇帝昏愦，宦官横行，韩文极感忧愤，冒死上疏弹劾刘瑾集团的“八虎”，说：“纵事无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表现了勇与邪恶势力抗争的正直磊落的气节。结果受到迫害，遭廷杖拷打，后又逮捕下狱，罚米输边。罚米是刘瑾制定的一种处罚，迫令韩文拿出一千石粮食，由家人送到边塞作军粮，千石后又加罚，逼其破产。刘瑾死后，耆耋之年的韩文才得以复职，遂退休还乡。嘉靖二年为皋陶庙撰写碑文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许翔凤是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监察御史，曾巡按甘肃、两淮，正当中年时就上疏请求辞职了。他所以辞职，当然也是对腐败朝政不满之故。史称他居乡休闲，忠信醇厚，雅好山水，常作诗文，自乐其志。皋陶碑出自此二人之手，可见非同凡响。

嘉靖年增修皋陶庙的缘起，还必须说到巡按王秀。王秀在嘉靖二年以监察御史巡按山西，到了洪洞见皋陶庙敝陋失修，特拨专款，命平阳府推官和洪洞县令负责增修。王秀除出巡山西外，还曾作过湖广巡按，史上记述其事不详。其山西洪洞之行，不禁令人想起玉堂春的戏剧。玉堂春故事出自冯梦龙的小说《警世通言》，原作所写王公子之父王琼，正德进士，亦因弹劾刘瑾被罢官，王公子后来及第、巡按山西必在嘉靖初年，因而，疑小说中的王公子即是以王秀为原型。冯梦龙虽然是写一个爱情故事，平冤案一事却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韩文撰写的碑文中说，皋陶的法律并不在于制定多少条文，而是主张教育为主、慎用刑罚，刑罚只是作为道德伦理教育的一种辅助。皋陶的慎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古代法律中历来对于死刑有着慎重的复核程序。即使在明朝那样一个极度专制的黑暗时代，传统的法律思想仍然在闪现着一线光亮，所以才有玉堂春昭雪的故事发生。

此碑高约3米，宽1.3米。碑文为正书，竖二十行，全文六百余字。许翔凤乡居自乐，不与时流论次，因而在书法史并不留名，但看他此作，全是大家风规，应在当时某些名家之上。明代许多人追随赵孟頫，脱不出姿媚之气。许翔凤此碑则从唐楷中来，运笔沉实，结体稳重，略似《玄秘塔碑》。全篇一派端庄肃穆气度，既有颜体的谨严雄健，又得柳体的刚挺坚劲，绝无轻滑流俗之态。无论其内容，还是其书法，此碑都是一件极其难得的珍贵文物。

四，训廉谨刑约言碑

山西古有临晋县，1954年与猗氏县合并为临猗县。临晋县的古县衙仍在，其中立有一碑，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石，弁首为：“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直指”，即是朝廷派到各地的巡视官员，汉代有称直指使者。“按晋”，即是巡按于山西。明代设巡按御史，《明史·职官志》说：“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调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知巡按职权很重。“训廉”是关于廉洁从政的训词。“谨刑”是要求慎用刑罚。“约言”即约定之言，这是一个要求所属官员共同遵守的约定。此碑可称《训廉谨刑碑》，或简为《约言碑》。前些年临猗县法院的友人，将此碑拓片送我，那时我还在任上，读后颇感其约言之可贵。现已退休多年，重读之，忽想将所感写出来。

碑文首先说：朝廷惩治贪官酷吏，已有严厉的规定，各地方掌权的官吏中也有操守清廉、心地善良的人，但总有那种敲榨民脂民膏、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他们“政以贿成，贪以酷济”。这就一针见血，指出了“训廉谨刑”的必要性，接着两段话便是“约言”的内容：

岂知民之一丝一缕，皆民之命也。为民牧者，奈何通暮夜之金，重科罚之条，既滥准词状以明攘之，又批发衙官以阴撄之，百般巧取，一味渔猎，令茕茕小民，家室破碎！无论污蔑名节，玷辱官常，清夜扪思于心，忍乎？无论机关败露，身名俱丧，捆载而归，宁常享乎？恐鬼神忌盈，亦阴瞰其室矣！兴言及此，热肠冰冷，欲念全消矣！凡按属有司，宜猛然思、憬然悟矣！

又：刑者，不得已而加之民者也，用以明国法。杀一人，正所以惧千万人；杀之，实所以生之也。犹天地好生之德，广皇上钦恤之仁，不忍尽法以掩恩。况用以逞威渔利，敲骨吸髓，总是私利，上干天地之和，下造子孙之孽，端由于此矣！獨不思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续，谁不爱其性命，又谁不爱其肢体发肤，吾为民父母，奈何淫刑以逞乎？今后各有司，非人命盗情、捱刑不吐者，不得一概滥用夹拶、致伤民命。违者，定以酷论。其佐贰首领，尤不许轻用夹拶；重大事情应夹拶者，呈堂官亲问。如有私置擅用，掌印官之不能钤制佐领可概见矣，定以罢软论。

上段是“训廉”：百姓一丝一缕来之不易，关系到身家性命。如果滥用审案职权，明取暗夺，敲诈贿赂，一是造成百姓家破人亡；二是玷污名节，一旦败露，身破名裂；三是贪得无厌，神鬼也不能饶恕。想到这些，为官者务须猛然醒悟。暮夜之金，指暗中行贿，汉代杨震任州刺史，举王密为县令，王夜携金送杨，说“暮夜无知者”，杨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而出。事见《后汉书·杨震传》。鬼瞰其室，成语，谓鬼神在窥望显达富贵的人家，财富满盈，将遭祸害，语出扬雄《解嘲》。

下段是“谨刑”：刑罚的目的，只是为了张扬国法，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因而要恩威并用，如果逞威而掩恩，为私利而用刑，便是伤天害理。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务须爱惜生命，慎用刑罚。若是滥用刑罚，致伤民命，定以酷吏论处。若是所属直接执法人员擅自动用酷刑，只能说明掌印的守令失职，定以软弱疲沓、不能胜任其职而论处。夹拶，酷刑，用绳子联结的五根小木棍痛夹手指。

两段“约言”之后，还有一句总结性的话：以上所说防止贪贿、酷刑两事，其实都是老生常谈，总不外乎是天理良心，希望大家深思啊！

正文之后有款曰：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若星撰发。临晋县知县杨名显勒石。

李若星，河南息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由真定（今正定）知县任上，升监察御史，派为山西巡按，其职责除管辖山西各府州外，还协管直隶两个府，以及京师的左军都督府、锦衣卫等机关，直言弹劾贪官，时有清廉名声。天启年间，升任大理寺右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负责审核江西、陕西、河南、山西、湖广、广西、云南七司道的刑事案件，后出任甘肃巡抚。因向皇帝揭发魏忠贤的恶行，被魏党打击报复，罢官、下狱、受杖刑，流放到边远的廉州。崇祯元年（1628）得到重新起用，进秩二品。晚年曾总督西南军务，兼贵州巡抚，于明朝末年战争中身亡。纵观李若星一生行迹，可知他忠耿正直，言行一致。并不像许多达官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惯用大话训教下面，自己却贪赃枉法。李若星巡按山西所撰发的约言，言词恳切，发人深省，而又能以身作则。

知县杨名显，生平不详，他将约言刻石立碑，意在自警，大概也是一员好官。碑字应该就是杨名显的书法，写得相当精到，结字精紧内敛，运笔平正稳健，似出自欧体的谨严楷法。即使就书法而言，此碑亦价值可宝。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说：明代是一个使人作呕的王朝，是一个漫长的宦官时代，是一个大黑暗时代。确实如此，就在李若星巡按山西、撰发约言的那个万历年间，明神宗怠于政事，耽于玩乐，挥霍奢靡，又极度残暴。例如山西潞州被摊派供品潞绸、砂器，逐年有增无减，又有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民力不堪重负。贪腐酷刑现象的根源，其实就是那种绝对的专制制度。柏杨写到崇祯皇帝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时，曾说：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皇帝自身，杀的贪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

然而，在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却也有一种奇异现象，虽然朝政极端昏聩，总有一些鲠直人士挺身而出，与宦官、佞臣作斗争，为天下鸣不平，而不惧酷刑和屠杀；虽然科举制度成为知识分子的牢笼，严重扼杀了自由思想，却也涌现了不少重名节、守正道、恤民情的清官循吏。所以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一味说成“酱缸”。李若星在山西颁发《训廉谨刑约言》，就是大黑暗中的一线明辉，大浑浊中的一缕清气。

五，乔宇篆书的谕祭碑

在襄垣县萧家垛村，友人带我去看过一处明代古墓遗址。墓已平，田野中散立着几通石碑。前有石阙，题为“刘氏先茔”。

襄垣刘家在明代显贵一时。据《山西通志》载：刘洁，景泰庚午（1450）举人，官广东道监察御史，著有《一庵集》。子刘凤仪，弘治庚戌（1490）进士，官刑部员外郎。凤仪两子，刘龙，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探花），曾为皇帝的经筵讲官，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刘夔，正德庚午、辛未（1510、1511）联捷，选翰林庶吉士，官至御史、巡抚保定，著有《黄岩集》等。

浏览过此墓地的石碑，其中一座篆书碑使我很感兴趣，特意嘱托友人帮我拓了一份。刘凤仪父子的神道碑，按惯例只有碑额用篆书，碑文则是楷体。这座篆书碑不是神道碑，按照我们现在说法就是一个纪念碑，是嘉靖元年（1522）为祭祀刘凤仪的夫人张氏而立的纪念碑。明代规定，凡文官正、从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赠淑人，张氏因而受赠。这次祭祀非同平常的祭祀，是山西布政司官员遵照嘉靖皇帝的圣谕而前来祭祀淑人，称为谕祭，因而此碑可称为“嘉靖谕祭碑”。

谕祭碑的主文，是代表朝廷说话，是皇帝褒扬淑人的话。首先说张氏具有美好的品德，夫妇恩义相敬，相得益彰，对内树立了妇道风范，在外博得了官家声誉。然后说其长子刘龙、季子刘夔，后起之秀，富有才干，这是母范育教的结果。尤其赞扬刘龙为皇帝进讲，能够竭诚开导，使“朕心”多受“启沃”。可见嘉靖谕祭张氏，实际是给予刘龙的荣宠，正所谓母以子贵。

此碑高4米有余，除去碑额和碑座，正文的拓片高2.44米、宽0.96米，文9行，行24字，共214字，全篇篆书。最后一行的落款曰：“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太原乔宇，篆。”

《山西通志》称：乔宇，字希大，乐平人。祖父乔毅，工部左侍郎。父乔凤，职方郎中。皆以清节显。乔宇少学于杨一清，成化二十年（1484）举进士，复从李东阳游。

乐平即今之昔阳县，明代属太原府辖。杨一清，明成化八年（1472）进士，曾任山西按察佥事，升兵部尚书、陕西三边总制、太子太师，博学有奇才。李东阳，明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成进士，明代中期的名臣，也是一代文人领袖，工隶篆书。乔宇出杨、李门下，少年即有文名，史称他“诗文雄隽，兼通篆籀”。

初见乔宇书丹的篆书巨碑，我很惊讶，以前没有见过乔宇的书法，也没有见过明代人写得这么好的篆书。明代帖学盛行，所见名家作品多为行书、草书，篆隶罕见。纵然有篆书，无非是学李斯、李阳冰一路的玉箸法，气韵却不可与斯、冰拟比了。看到乔宇的篆书，却让人有异军突起之感。他摆脱了玉箸法那种用笔瘦细、线条平匀的写法，改变了篆书结字上密下疏、直画垂针露锋的面目，乔宇笔下的篆字显得丰腴、圆润、雍容、茂美。难能可贵的是，虽丰腴圆润，而并无臃肿之感，丰腴中有骨气，圆润中有生气；虽雍容茂美，而绝无俗媚之病，雍容中有灵秀气，茂美中有古朴气。通篇布局有致，字形大体依据秦篆、《说文》，入规出矩，凡重复出现的字则参用籀文异体，或是笔画稍作变化，上下字间也以笔画的微妙变化而形成呼应，避免了整篇篆书通常会有的那种板滞不畅之病。站到这座碑前，让人觉得心灵顿然被吸引，那里有着一种沉凝含蓄而又恢宏的艺术魅力。书法界一直以为明代没有篆书大家，直到清中期篆书才得到中兴，如果看了乔宇的篆书，书法史上大概需要增修一页了。

乔宇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宦海四十余年，官至吏部尚书，立身正派，谏争有名，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他的书法中凝结着深厚的学养，也体现着他的敦雅笃诚的人品。

六，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我收藏有《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旧拓一卷，每暇时徐徐展开，看得让人心醉。

当初滁州人重修醉翁亭，托杭州守将刘季孙前去向苏东坡求字，东坡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先后以草书、楷书各书一帖，刘季孙将楷书帖交滁州刺史刻石，草书帖成为个人珍藏品，历经流转，明隆庆年间为新郑人高拱得之。高拱当时任职大学士、吏部尚书，视东坡草帖为荆山之璧、千金不易，嘱其婿刘巡上石。隆庆五年（1571）秋，恰逢文彭到京，又有善刻石者吴应祈在京，文、吴、刘三人分别摹、刻、校，完成了《苏轼草书〈醉翁亭记〉》碑刻。高拱、刘巡罢官后，将此碑移回河南鄢陵，清康熙年间高氏后人又以另石摹刻于新郑，于是有两碑。

鄢陵碑毁于文化大革命中，新郑碑现存于郑州博物院。昔人多以为赝品。明代王世贞说：所以认为其为赝本，原因有二，其一，草书《醉翁亭记》的跋语，与其楷书刻石的跋语相同，常理不应重复；其二，苏轼正、行墨迹石刻传世者，往往“卧笔左糜”，而这件草书却是“拗为右劲”，其中的正书字亦“寒俭不类”。

从王世贞指出的问题来看，其第一条理由实际不能成立，因为草书写于乙未日，楷书写于乙巳日，草书先于楷书，前者即兴而草，后者正式供上石用，前跋可视为草稿，后书自然可以重复前跋。而且两跋亦有差异，后跋增加了“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王世贞虽以为赝，但又云：“长夏稍取展玩，见其渴笔、纵笔、拂策磔掠之际，森然有折钗股、屋漏痕法，则又以为公兴到书。”可见此草书帖，无论真赝，堪称妙品。

明万历举人赵子函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他所著《石墨镌华》说：《苏轼草书〈醉翁亭记〉》不是苏之笔法，却胜过苏之笔法；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书法家为何不自显姓名，而又何必署苏轼之名呢？

我去过滁州，那里的醉翁亭石刻，原是苏轼的楷书，被文化大革命中砸坏。重刻一碑，毫无神韵，一瞥之后，再不想看。所见苏轼书法印刷品中之楷书体《醉翁亭记》，均不佳。令人百看不厌的只有此草书拓本，其骏逸高朗之致，罕有可拟比者。

曾在旧书摊上购得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早年印本。偶翻到卷三十二，见有《跋东坡书〈醉翁亭记〉》一文。其所跋之卷，称是“郁冈斋之物”。郁冈斋为王肯堂号。王肯堂字宇泰，明万历进士，好读书，精于医，著《郁冈斋笔麈》。钱大昕跋语说：“王宇泰跋，明时已有真赝二本，新郑所藏系赝，却有松雪诸人跋，而此无之。以真跋辅赝本，亦骨董家作伪之长技。然珠在而椟去，庸何伤！”这里所谓“新郑所藏”，即是指高拱所得的草书《醉翁亭记》，有赵孟頫跋。赵孟頫说《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原是南宋赵子固所藏，真品无疑。钱大昕的意思是说，苏轼草书是假，赵孟頫的跋是真，这叫做“真跋辅赝本”。那么，明代已有真贗二本，一种有赵跋，一种没有赵跋，有赵跋的既然是赝品，他所见的那个没有赵跋的卷便该是真品了吧？却又说他所跋的那卷“郁冈斋之物”不类苏轼之书，疑是黄庭坚仿作，岂不是既无椟、又无真珠了吗？这段话，匪夷所思。读了钱大昕此跋，我反而宁可相信《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是真迹了。

七，甦道人墓志铭

生前预造的坟墓，叫做生圹，又称生藏。古今作生圹是常事，但生前写墓志、墓碑的似不甚多。唐朝的王绩，绛州龙门（今河津）人，大哲学家王通之弟，曾为自己撰写墓志。王绩的诗，代表着初唐一种浑茂风格，又生性嗜酒，有“斗酒学士”之称，气质仿佛陶渊明，作自传文曰《五斗先生传》。他预知自己的死期，嘱薄葬，遂自撰墓志文。这种浪漫的文学人士，毕竟凤毛麟角。

现在要说的这个甦道人，本名颜懋同，是清朝中期人士。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朝为官，到他却放弃了科举的路子，在家做了乡村隐士。但他并不具有王绩那种放浪的天性，相反却是另外一种忧劳忧生的文人。因为大病一场，几乎丧命，之后自号为甦道人，喻“更生”之意。七十岁的时候，请朋友为他撰书了墓志，并铭刻为碑，其文如下：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提督贵州学政、阳湖洪亮吉篆额，赐同进士出身、云南永平县知县、同里桂馥撰文，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大兴翁树培书丹。

余久游于外，嘉庆元年冬归里，旋往云南。甦道人置酒送别，引杯见嘱曰：“吾年七十，将就木矣，相知无如君，君又远去，谁铭记吾墓者？”言与泪俱。坐客进曰：“道人既作生圹，盖先为表。”余曰：“诺。”

道人家素饶，有田二十顷。诸兄继殁，太夫人在堂，仰食者百口。道人上奉慈闱，下抚群从，内计生产，外接宾友，一身实为劳悴。里人魏树亭调之曰：“人生但快意耳，切切！家人事，几时了耶？”同母兄遗孤，行己任率，使酒忤物，道人垂涕挞之，视犹己出；既长，读书厉行，见称于时。

道人有用世才，既失志，决然舍去，不应举，偃息家巷。春秋佳日，名客谈咏，谐谑间出，乐不为疲。诗或一字未安，剪烛申旦。性强切，闻人家不平事，愤气攘袂，若赴强敌；意小不合辄怒，从旁善为解释，一笑而罢。卧病七年，赋绝命诗，自谓必死，乃得更生，因以为号。名懋同，吏部郎颜修来先生之孙，礼部郎雷公之子。道人不以官阶称，余故题其圹曰：甦道人之藏。

洪亮吉、桂馥、翁树培，都是一代名家，足见此碑分量之重。行文简约而意味深长，洵为高手之作。翁树培是翁方纲次子，博学好古，继传家学，观此碑之隶书，疏朗如入秋林，澹冶如见古梅。

八，潼关十二连寨碑

《潼关十二连寨记》是张祥河撰书。《清朝名家书画录》称：张祥河，字诗舲，娄县人（今上海松江）。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河道总督。工诗词。通籍后画名著，公卿间皆欲得其一帧，为几席之玩。山水私淑文氏（徵明）。花卉力追青藤（徐渭）、白阳（陈淳）。笔颇健举。

《潼关十二连寨记》全文如次：

陕西潼关禁沟，亘三十里，旧设十二连城，以工浩繁，改为十二连寨。建望楼十二，墩楼十二，兵房二十四。縻库银三千五百两。其地东联闵乡，西接华阴，南指雒南，北距潼关五里。寨各安兵勇、火器、矢砮。连线呼应，虽万众莫能超越。咸丰三年六月末，汴城有警，防贼匹窜，扼险在潼关。于是，巡抚华亭张祥河奏请兴复，得旨谕允。随饬盐道文海、署潼商道蔡宗茂、绥德州知州江士松、潼关厅同知孙治，职其事，以九月壬戌告成。居高眺远，山河瞭然，盖秦中保障也。祥河为文勒于石。

上文将一项重要工程作了清晰而翔实的叙述，仅一百八十字，难得惜墨如此。今人好为长文，动辄万言，见此文洵可一叹。其碑或已不存，我得一旧拓，因喜其书法而藏之。祥河书法见之不多，此碑为行书，而每有草笔，墨着浓厚，笔触自由，作为画家之书，脱出了传统的规矩，带几分青藤白阳的恣纵，而毫无妍媚之态，因而让人一见便喜欢。

九，王铎隶书诗帖

王铎的隶书诗帖，写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这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溜出皇宫后门，在万寿山树上自缢身死。李自成称帝，吴三桂引进清兵，闯军大败。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试图偏安一方。

王铎是崇祯朝的翰林院学士。他受命为南京吏部尚书那年，已经遇上了李自成起义，半路遭起义军围阻，未能到任，旋因父丧返乡。崇祯死、清兵入，其时王铎丁忧已毕，在逃亡南下途中，写了几首五言律诗。王铎的诗不曾为诗坛所看重，但这几首动乱中的作品，倒是确有真情实感。举其二首：

突然有静堂，松蕊水凝香。

粟死全人少，戎成旧树亡。

岩云嘘肺肺，海雨润阳阳。

达此托根好，偕居备鹤粮。

闲闲知所养，半日语音稀。

惟审从吾好，多应与世违。

花间渔艇近，水外寺钟微。

此际悠然会，无醪何忍归。

王铎一路所见，禾死人稀，到处是战乱的荒凉景象，突然遇到了山中一个安静之所，气清雨润，便想在此处隐居了。“备鹤粮”，即指准备隐士的食物。后一首便是描写山中的闲适情景，花间水畔，饮酒会友，由己所好，而无须随从时事。诗中虽然这么写了，然而，很可惜，他的名利思想并没有真正熄灭。途中接到了南京福王的圣旨，王铎被推为偏安朝廷的东阁大学士，他便走马上任了。匍匐在苟延残喘的南明王身边，他一再加官，任到太子太保、少傅，等到翌年清军过江，福王逃跑，命他守南京，他却开城降清，又作了清朝的大官。

王铎以草书有名，隶书无多。这一隶书诗帖，作于丰沛舟中，写的正是他逃亡途中那几首诗，不仅诗意切情，书法也颇淡雅。清代碑学盛行，出色的隶书作品传世较多，如伊秉授的高古、赵之谦的惟美，固然值得崇重，但我总觉得那种写法太费劲了，王铎这个隶书帖笔墨不重，线条清婉，悠然写来，倒是别有一种味道。

大概王铎的性格中有着优柔的一面，正气欠足，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缺陷。观此隶书帖，疏淡可取，只是纤秀中缺了一些坚骨。其实王铎也有着很强的创造意识和独立意志，并不完全甘于媚世，他的草书尤其显示了豪放跌宕的氣度，但见他的笔画中总不免有些弯曲弱笔，而且最终也未能踏破传统帖学的藩篱。现在书界往往把王铎的成就置于傅山之上，其实这是时风日益颓靡的反映。傅山笔下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和渊博雄狂的境界，是王铎所不可能达到的。观识书法，或各有所好，然正如张长史言：“非志士高人，岂可与言要妙！”

十，名碑两刻，泽绛同辉

《碧落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石刻，文字奇诡，篆书古雅，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历来备受学者关注和崇重。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研考信息交流不畅，众说纷纭，谬议难免。我观赏此碑拓片，用心已久，情有独钟，为此而搜求相关资料，仔细斟酌综理，采纳可信之记载，对于碑刻来历与变迁，始觉脉络清晰，略可澄清旧时记述中的矛盾和讹传。这里想说的问题，是一千多年中从来没有能说清楚的问题，现在可以说清楚了。《碧落碑》自诞生之日就好似一个蒙了面纱的丽人，拂去千秋浮尘，揭开朦胧面纱，方可一睹真容之辉光。

1，《碧落碑》刻于何時？

欧阳修《集古录》写道：“《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传为《碧落碑》。”“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乃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

《集古录》是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其中关于《碧落碑》的记载固然重要，不过仅是引用前人的撰述，并非深入研考。绛州原刻其时已毁，宋代人看到的只是摹本。对于泽州的《碧落碑》，欧阳修当时或应有闻，不知其书中为何阙如。

《碧落碑》是唐代韩王李元嘉之子李训等，为妣妃房氏祈福而作，这在碑文中有清楚的叙述。碑文所言有唐五十三年，即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后更为咸亨元年，这是房妃逝世、孝子治丧之年。问题在于后人将此年误为立碑时间，这是对碑文的误读。究其误读的原因，大抵是不知先有泽州碑之故。

泽州的《碧落碑》，刻于山中岩壁上，金代还清晰可见。金明昌五年（1194），许安仁任泽州刺史，撰有《碧落寺磨崖碑记》（“磨”原文如此，下同）。清乾隆年间，宋鉴《半塘闲笔》中写道：“今碧落寺有金明昌五年泽州刺史许安仁碑云：‘唐韩王元嘉三子黄公李譔，为母妃房祈福，石刻弥勒像、摩崖篆碑；后刺绛州，又刻天尊像篆碑，文异而篆同，皆譔一笔书也。”这一段简短的话，清楚地表达了三个意思：其一，泽州所刻为弥勒佛像、磨崖篆碑；其二，李元嘉从泽州徙任绛州之后，又在绛州刻天尊像碑，必是泽碑先刻，绛碑后刻；其三，两碑文不同，而篆字相同，都是元嘉三子李譔一人所书。

宋鉴是山西安邑人，清乾隆进士，大学问家阎若璩学说的传人，著作等身。北宋以来关于《碧落碑》的多家记述中，宋鉴此论可谓简明而确切。光绪版《山西通志》引录宋鉴此文时，却加按语说：“此误。绛州刻在总章、咸亨间，乃前十年事。”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不是宋鉴之误，而是《山西通志》之误，也是前代多家记述之误。宋鉴并不是简单引证许安仁的碑记文，而是对各家评述作了综合辨析。王世贞、顾炎武都曾指出：《碧落碑》云“有唐五十三年”，即咸亨元年，而《唐书》说“垂拱中，元嘉徙绛州刺史”，与此不合。

《碧落碑》文中有“祗奉严训”一语，可知虽然以孝子名义立碑，而实际是奉李元嘉之命。因此，前后刻碑过程都与元嘉的官职迁徙密切相关。

李元嘉是唐高祖李渊的十一子。十五岁时授潞州刺史，贞观十年（636）封韩王，升潞州都督，二十三年（649）加实封满千户。其居潞州三十年有余，所以有地尊望重之说。《唐书》说：“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所谓“高宗末”，即永淳二年（683），元嘉父子在泽州为房妃造像刻碑，正是在这一年。这年十二月高宗甍，武则天安排她所生的三子李显继位，即唐中宗。中宗在位仅三个月就被罢黜，武则天开始临朝摄政。李元嘉是中宗的长辈，在李氏诸王中资望最高，武则天进授元嘉为太尉，想安抚他，但两年之后又将他调往绛州。显然由于元嘉在潞、泽一带时间过长，武则天放心不下，调换地方，以便控制。元嘉这时也看清了武则天的居心，表面上尊崇宗室，实际将要诛杀诸王中不附己者。因此，元嘉与其子李譔等预谋纠合宗室起兵，他以中宗名义下诏，说：“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垂拱四年（688）秋，越王李贞与其子李沖率先发兵，而其他各王仓促间兵未能到，结果失败。元嘉回京师被逼自杀，其子李譔、李谌同时处死。后来到了唐中宗李显复位的神龙初年（705），才为他们恢复名誉。

元嘉的夫人，是唐太宗的重臣、名相房玄龄的女儿。《新唐书》说元嘉有六子，《碧落碑》提到的四子，应是房妃所生前四子，即：李训，封颖川王，早卒；李谊，封武陵王，官濮州刺史；李譔，黄国公，官通州刺史；李谌，上党公。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即是唐朝开国第五十三年，房妃辞世。李譔奉父命，以其兄弟四人名义撰写碑文，为母妃祀福。永淳二年（683）先在泽州刻弥勒像，像侧摩崖刻碑。元嘉徙任绛州后，又于垂拱二至三年（686—687年）造天尊像，在神像背后重刻了祀福碑文，两碑相隔不过三四年时间。

泽州碑的时间是确定的。《金石录》载：“司马山弥勒石像碑。永淳二年。篆书。旧在泽州府。”《山西通志》按：“赵明诚《金石录》收此碑……今详考之，乃及泽州之《碧落碑》也。”金代许安仁撰《碧落寺磨崖碑记》写道：“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韩王诸子训、谊、譔、谌，为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弥勒像，磨崖碑其事于侧。”许安仁不仅亲睹摩崖石刻，并曾访问泽州儒生故老，检阅旧存书传，所记尤为确凿。

至于绛碑的刻石时间，如上文所述，宋代以来各家多把房妃离世、孝子守丧的时间，误为刻碑时间。《碧落碑》开头写道：

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哀子李训、谊、譔、谌，衔恤在疚。置怀靡所，永言复德。思树良因，敬立大道天尊，及侍真像。

这段话，可作三句来读。一句说：李氏四兄弟，居丧于唐五十三年。“祀”即年，唐五十三年，即咸亨元年。“龙集”，岁次。“敦牂”是午年，古有“在午之年，万物茂壮”之说。“衔恤”，含哀、守丧。“在疚”，居丧，在忧痛中。二句说：思念无限，感恩不尽。三句说：为祈福缘，敬立天尊像，并侍奉真容。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写作方式，大致应该这样来表述：

正当大唐开国五十三年之际，李训、李谊、李撰、李谌四兄弟沉痛哀悼，送别了慈母。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在无限的哀思中，感恩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为祈求永久的福缘，谨在此敬立天尊神像，并侍奉慈母真容。

碑文主题既然是祭祀母妃，开头写出母妃离世的时间，自然很必要，但这一时间并非就是立像的时间。居丧期间会有立像祀福的思想，但未必就是要当时实施。刻碑的时间通常是署在碑末，泽州碑正是署有后款，后人才知道刻于永淳二年，已是房妃丧后第十三年。绛州碑立在李元嘉徙绛之后，与居丧年已相隔十六七年，其碑文之后也应署有年款，但因原碑被毁，存世碑是另石摹刻，因而没有刻石时间，使人将咸亨元年这个居丧时间误识为刻石时间。在居丧之年，元嘉与其子并无一人在绛，之前也没有驻绛行迹，房氏更非绛州人士，若说彼时在绛立碑，可谓毫无道理。元嘉调任绛州刺守，在武则天垂拱之年，《唐书》记载甚确，绛碑必立于泽碑之后，这样才顺理成章。

至于为何在房妃丧后十多年才造像立碑，这只有联系历史背景来看，才能解开玄机。民间通常人死葬毕，墓前并非当即树碑立祠，后人在相隔多年之后才为前人树碑和修建祠堂，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就《碧落碑》而言，又并非墓碑，而是供奉神像的祀福碑，立碑的时间与地址并无一定；就元嘉父子的皇室地位而言，凡事须合皇家礼仪，亦须把握关乎政局的时机。房妃去世那些年，因唐高宗长期患病，武则天垂帘听政，元嘉父子不能不时刻关注朝政。泽州造弥勒像、刻摩崖碑之时，高宗已命在旦夕，元嘉父子此时所为自有深意。到绛州造立天尊像的时间，更是在他们策划反武则天起事之时，其动机不能不与政治相关。纪念前人，所关注的其实是后人的命运。元嘉父子作为唐王贵胄，此时焦虑的是家国命运。从《碧落碑》碑文中略可窥见，以祭祀房妃为由而造像立碑，其真实的意思是为李氏王朝的祚命祀祷。

现存绛州《碧落碑》，其正文大致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旨是赞颂天尊。元始天尊是道教所奉的最高神祇，视之为世界的真宰。碑文多用老庄的经典语言，其中“峒山顺风”、“汾阳御辩”两个典故，分别出自《庄子》的《在宥》和《逍遥游》。“旷矣哉”：旷然虚静啊！“道之韫也”：大道蕴藏在此啊！“其寄于寥廓之场焉”：世界万物都寄寓于这无穷无尽的大道之中啊！三个接连的感叹句，使文章写出了跌宕气势。第二部分，主旨是赞颂房妃。自“伏以先妃，含贞载德，克懋琼仪”，写到“德冠母仪，事高嫔则”，极赞房妃高尚的贞德品质，美好而纯洁的风度，为天下树立了人母的仪范、为妇的楷模。第三部分，表明立像树碑的本意，寄托作者的愿望，其中重要的是这几句话：

仪品以同焕，指乾坤而齐极。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冀申乌鸟之志。

其文大意是：树立礼制仪规，使之光辉四照，天地上下有望达到中和的大道。有此鸿福大祉，家国必会兴隆。国祚永固，稳如山岳，以永葆雄师的英武；努力奉养，发扬光大，以表达报恩的诚意。

元嘉父子在房妃死去十几年后，为何接连两度立像刻碑，解读了上述碑文也就不难理解了。处在武后篡夺唐朝皇位之际，他们作为李唐宗室，深怀家国之忧，而祈望于唐朝江山的稳固。然而，佛道神仙与房妃在天之灵，都没有能够保佑他们，两处像碑落成不久，即于垂拱四年九月，其父子一起毙命于武则天刀下。《唐书·则天皇后传》说：“自是，宗室外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

2，为何称之为《碧落碑》？

绛州《碧落碑》刻于武则天临朝摄政之初。其时，只有李元嘉的地位和资望能够代唐中宗下诏，他利用为房妃立碑之机，召诸王作反武起兵之谋，这种动机是存在的。前在泽州立弥勒像，到绛州又立天尊像，却也有客观条件使然，即是绛州有一道观，名为碧落观。借其道观，正好宜立元始天尊像，前后两度立像，一佛一道，可谓得体。元嘉父子在绛时间有限，不可能新修一座道观，旧有碧落观既是造立天尊像的前提，也是其碑后来称名为“碧落”的原因。

唐朝是三教并隆的时代。因唐皇与老子李聃同姓，太宗李世民特立老子在释迦牟尼之上，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又改令佛教高于道教之上，僧尼地位提升在道士女冠之前。碧落观改为僧寺，应在元嘉父子立碑多年之后，一说为开元年间始更名龙兴寺。北宋时因赵匡胤住过，一度名为龙兴宫。靖康时官国子监司业的董逌，号广川，撰有《广川书跋》说：“余至绛州龙兴宫，考其记，知旧为碧落观。”并说：“绛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将不欲，以槌击石像，乃摹别石，因封其旧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何时毁去天尊神像，碑文何人何时另刻，无从稽考，所谓“州将不欲”亦含糊其词。“不欲”即是不喜好，然州衙的将吏为何不喜此石像，不知是否与元嘉父子犯事有涉。明代人的《石墨镌华》则说：“篆文原刻像背，州将以不便摹拓，別刻置庙中。”

唐武宗会昌年曾经大举拆除佛寺，龙兴寺几成废墟，而据当时朝令，石刻是容许保留的。唐懿宗咸通年间，摹刻的篆书《碧落碑》仍在龙兴寺，碑阴加刻了郑成规的正书释文，这时已经是元嘉父子被害二百年之后。当初恢复李元嘉封号时，以他的五子李讷继承为韩王，后裔改封恽王，唐懿宗正是以恽王即位。郑成规的正书释文碑，刻于咸通十一年（870），这是唐懿宗作为李元嘉的嫡传后人登基做了皇帝，因而《碧落碑》重新得到了崇重。诚如后来《金石萃编》所说：“懿宗建号咸通，此碑殆以韩王复嗣，而追崇其先祖之功德，及于遗碑，因加以释文也。”

北宋之前，对于《碧落碑》的碑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因碑文中有“碧落”二字，故称《碧落碑》；二说：先有碧落观，后有《碧落碑》，碑由观名。欧阳修《集古录》的说法是：所刻为“碧落天尊像”，故世传为《碧落碑》。北宋末年董广川亲自到绛州考察，检阅旧记，才确知在《碧落碑》之前绛州已有碧落观，其说遂为后人认同。清雍正进士、乾隆吏部尚书汪由敦，在其《松泉文集》中曾说：以《碧落碑》篆文验之，立像为“大道天尊”，并不是“碧落天尊”；文中仅有“栖真碧落”一语，既非全文结束，亦非文中要语。因此，碑名缘于文中有“碧落”二字的说法显然谬误。先有碧落观而后为碑名，诚可为定论。

泽州的《碧落碑》，宋代之前不曾以碧落名之，赵明诚《金石录》可证。《金石录》记有“唐碧落碑”，指绛碑；也记有泽州“司马山弥勒石像碑”，但不知其篆字同于绛碑。

查《泽州府志》，将近晚唐时，约在元和至宝庆年间（820年前后），皇甫曙任泽州刺史，留有《石佛寺》诗。这是在元嘉父子刻泽碑一百四十年之后，石雕弥勒佛像与摩崖碑依然完好。皇甫诗描写佛像曰：“金仙琢灵像，相好倚北壁。花座五云扶，玉毫六虚射。”可见雕刻异常精美。诗中对篆书碑也极为赞赏，但写到佛寺，只是说：“土僧何为者，老苍毛发白。寝处容身龛，足迹隐成迹。”看来石佛寺当年很小，僧龛仅有容身之地。其百余年后，到了五代晚期，在后周广顺年间（952—953），僧普龙自五台山来，扩建石佛寺，徒众日增，但仍然没有碧落寺之名称。又百年后，到了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50年前后），刘羲叟携拓本赴京辨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泽州摩崖石刻，这时才得以走出荒山。

刘羲叟是北宋时泽州一位奇才，当时称他“博涉经史，明于治乱”，“尤长于星历、术数”，“通天人祸福”，观察天象，预测世事，所言很准。庆历年间，欧阳修在朝任职谏院时，因麟州（今晋西北与陕西交界一带）存废一事，奉命到山西考察，路经泽州，偶尔发现羲叟其人，即给朝廷上了《举刘羲叟札子》。经欧阳修力荐，羲叟被起用为编修官，升秘书省著作郎，参与修撰《唐书》，专修《律历》、《天文》和《五行志》。羲叟作为泽州名儒，自然也爱重司马山摩崖唐碑，但不能通识。初遇欧阳修时，不知为何没有说及此碑，及至授编修后，他才携带碑拓赴京，请宋祁辨识碑文。宋祁时为龙图阁学士、史馆编撰。稍后又有龙图阁学士、预修《唐书》的宋敏求，善作书法，将宋祁的释文写成了隶书。宋选时任泽州太守，宋敏求是他的从侄，遂将隶书释文刻石，立在了泽州府衙。原在荒山深谷的摩崖碑刻，许多年间被当做一个莫名其妙的古迹，人不明白上面刻的什么内容，自释文碑刻立于府衙之后，名声渐而远播，学界才知道泽碑与绛碑为同一篆书。

大约在北宋之末到金代之初，称泽州摩崖碑亦为《碧落碑》渐成习惯。碧落原是道教用语，本不为佛教所用，因其《碧落碑》闻名于世，僧寺随之也就名为碧落寺了。就现存诗文资料，碧落寺之名见于金代许安仁的《碧落寺磨崖碑记》。据许文记述，宋治平年间赐有“治平院”门额，金明昌五年（1194）山僧慧深增修了山堂，寺院已具规模。约在元代，碧落寺遭山火，摩崖碑尽毁。明嘉靖十二年（1533）张宗明撰有《碧落寺西阁记》，记述了正德到嘉靖年间的一次寺院大修。此文前一部分写道：

寺坐连氏村下，西北有水界山，经寺南流门稍东，双桥其上。上桥，下路，入寺，房数楹为南殿，复道桥北稍东为旧阁。阁对松栝几万株，苍翠铺于殿。之后为东西阁，望此寺之奇观处也。阁旧为殿，殿旧为石龛，龛前石壁，直立数仞，磨崖碑刻其上，火毁，今不复存，文亦鲜传，吾家仅储楮本耳，惜哉！龛左右，石如镜，存篆隶行草字十数种，书咸如法，此寺之奇玩处也。

明清两朝，碧落寺极为兴隆，既得山水幽胜，寺庙建筑亦蔚为大观。张文所说佛龛左右篆隶行草十数种，为元、明文人留题。元代泽州名儒李俊民有诗写道：“何人开山祖，妙处发天秘。悠悠岁月深，剥落磨崖字。”可知元代摩崖碑虽为风雨剥落，残字尚见。清康熙朝名臣陈廷敬游碧落寺时，却已陈迹杳然，不禁有惆怅之感，其诗云：“碧落天边寺，青山有梦寻。”“到来想陈迹，黄叶满前林。”

《泽州府志》纂于明万历年间，增修于清雍正十三年。其《山川·凤台县》记云：“碧落山，县西北十五里。覆岭千松，寒翠弥谷。每阴晦，云即离离然。一名卧云山，下临碧落寺，后石佛谷。东接司马山，二山缀属，城堞屏翳。”又记：“司马山，县北十里，魏司马懿封长平侯，尝登此山。”志书中所绘地图，亦分别标有两山。但查宋金以前的诗文，却未见有碧落山之称。赵明诚记摩崖碑所在為司马山，许安仁所记仍是司马山。明嘉靖年张宗明的文中，记碧落寺所在“乃司马山西一支山也”，仍未指明为碧落山。可知司马山由来已久，邻山统称司马山，明代之后因碧落寺隆兴，才有碧落山之名。

旅游与文物结合似已成为一种时尚，对于今日的新绛龙兴寺、晋城碧落寺，《碧落碑》是其声望所倚，尤不可为虚荣而作不实介绍，需要研究历史，尊重历史。泽州刻弥勒像，摩崖篆文，所在原为石佛寺，后名碧落寺；绛州刻天尊像，像背篆文，所在先为碧落观，后改龙兴寺。泽碑先刻，知名在后；绛碑后刻，闻名在先。若是从后溯前，碧落山因碧落寺而名，碧落寺因碧落碑而名，泽州碧落碑因绛碑之名而名，绛州碧落碑因旧有碧落观而名。正是名碑两刻，泽绛同辉。

3，《碧落碑》的文化价值何在？

其一，关于文字。研究《碧落碑》，涉及古文字问题。除专家外，对古文字这门学问似乎大多不甚了解。我也是因近年涉猎金石，才悟出保存古文字的意义。一是学术意义，古籍和古文字是古文化的载体，要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就不能把古文字丢失。古文字学可能关系多种学科，不啻是考古和历史。二是国粹意义，方块汉字是我们祖先的天才创造，缘于文字统一而有民族统一，而有几千年未能中断的中华文明。保留古文字，研究先人造字的方法，及深凝其中的思想内涵，可以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从而增强传统理念和爱国感情。三是审美意义，汉字起源于图画，扩展为“六书”，形、音、义的构成饶有趣味，加之悠久历史的沉淀和泽润，古文字虽然不再为我们写作使用，它却成为了富于美感、可资欣赏的艺术品类。

我国古时有仓颉造字之说，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可称为初创象形文字的主要人物。周朝已有“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是古代文字的六种来源。周宣王时，史籀将仓颉文字进行整理修订，作《大篆》十五篇，史称《籀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李斯等创小篆，又称秦篆。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是秦国早期石刻，《峄山碑》即是李斯小篆。按照过去的小学，将古文字分为三个阶段：古文为上古，籀文为中古，小篆为下古。《碧落碑》杂用了仓颉、史籀、秦篆三个时期的古文字，假借、转注甚多。许安仁说：“其书杂大小篆、钟鼎之款识，铸石室之所藏，与夫石鼓、诅楚、峄山等刻，囊括殆尽。”

《碧落碑》文字奇古，必须钻研学问，喜好金石，谙熟古文字的人才写得出来。宋代之前，对于此碑作者存在不同说法，欧阳修不置可否。自许安仁认定为李譔所作，后来学者已无多驳议。既然是李元嘉命其子为房妃立碑，他对碑文亦必过目，此碑其实是元嘉父子共同成就的杰作。据《唐书》记述，李元嘉少年好学，聚书多达万卷，又采集碑文古迹，得到许多罕见的珍本，治学修身，端正严谨，类似寒素士大夫。他的三子李譔，聪慧而富有文才，曾为一时之秀。武则天诛杀了许多反对她篡位的人士，抄没家产时，元嘉父子家中的图书最多，古籍都经过审阅订定，就连朝中专藏书籍的秘阁也比不上他们。

宋敏求的泽碑释文，今已亡佚。郑成规的绛碑释文，尚有文本传世。清代金石学家钱大昕所写《碧落碑》跋语说：“篆书奇古，小儒咋舌不能读，赖有郑成规释文，稍可句读。”经后世金石学者辨识，原释文也有多字之误，例如：“仙”释为“山”、“同”释为“洞”、“叩”释为“叨”、“叫”释为“嗥”等等。有一字篆为两个“☉”并列，郑释为“邻”，后人有释“讙”，有释“曜”，至董广川改释为“品”，文句始觉通顺。顾炎武曾经纠正过释文的几个错字，钱大昕又指出顾释有误，如“直书心事”句中的“书”，顾误为“言”。又有一字为“逮”上加“艹”头，郑释为“建”，顾释为“逮”，钱解为古“及”字。钱大昕多年研习此碑，解释有据，而且更合文意。可见古文字辨识之难，诚如董广川言：“后世不识古字而妄议者可以叹也！”

宋代郭宗恕著《汗简》，至今为学术界所推重的一部文字学专著，其中收录了《碧落碑》的古字。清初闵齐伋、毕弘述编撰的《六书通》，也把《碧落碑》作为字源之一。《六书通》所搜集古文字的来源包括钟鼎、古石刻、秦汉印章等，是一部流行很广的古文字字汇。从《汗简》到《六书通》足以证明，《碧落碑》对于我国古文字的保存，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二，关于书法。以周钟鼎、秦刻石为标志的古雅篆书，汉魏以后已趋衰微。到了唐代，唐太宗嗜好王羲之，极誉《兰亭序》，形成了法书风尚，行、楷、草名家迭出，而对于钟鼎款识却几无人问津，李斯刻石也大抵毁于唐时。《碧落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后人回眸之真是卓然高大，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汪由敦《松泉文集》关于《碧落碑》有一段评论，值得玩味：

自汉以来，草隶盛行，篆法惟习《说文解字》。古文、籀书几于中绝。所传阳冰、二徐及梦英辈，大率皆《峄山》一种，以匀圆齐整为上，不知古人繁简参差，惟意所适。按之《石鼓》及夏周以来器物款识，尚可推其遗意。此碑超出相斯窠臼，笔法亦自深稳。意训、譔弟兄皆振奇好古之士，杂取籀文，兼及小篆，加以诡辞标置，骇动世俗，如道士白鸽神异，故有名当代尔。

此文说到唐代李阳冰，五代后唐的徐铉、徐锴兄弟，北宋高僧梦英，这几位长于篆书的书法家，都是一味学李斯《峄山碑》小篆，步其后尘，虽然“匀圆齐整”，却已失去了《石鼓文》以至钟鼎款识那种随心适意、淳朴古雅的遗韵。《碧落碑》脱出了李斯的窠臼，而且笔法深稳，可证其作者李譔必是振古好奇之士。《洛中纪异》说：“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人怪而破户，有二白鸽飞去，而篆刻宛然。”这种神话说明，此碑在当时就已经声闻惊世。

后世对于此碑的书法，也有过不同的评骘。明代郭宗昌，一时被誉为书画金石的鉴赏大家，他却认为《碧落碑》的篆字“杂乱不理”，甚至“凡俗可厌”。清代李慈铭反驳说：《碧落碑》不但在书法上高出了当时的任何篆书，而且对于文字学多有贡献，顾炎武和钱大昕都一致推崇，诋议者岂不是有眼无珠？“宗昌何人，亦蜉蝣之妄撼矣！”

无论郭宗昌，还是顾、钱和李慈铭，都不言泽碑，他们看的只是绛碑的摹本。大概只有见过泽碑真迹的人，才会有一种惊心动魂的感受。如许安仁为碑篆赞叹道：“写以玉箸法，精深奥隐。梦得记之为嘉话，李华睹之而心醉。”“书翰双美，孰可当此！”刘禹锡字梦得、中唐诗文家，李华亦唐代诗文大家、名文《吊古战场文》的作者，二人都曾于泽州客游。又如皇甫曙诗云：“鸟趾巧均分，龙骸极癯瘠。枯松阔槎蘖，猛兽恣腾掷。蛣屈虫食从，悬垂露凝滴。精艺贯古今，穷岩谁爱惜？托师禅诵余，勿使尘埃积！”此诗歌赞石刻篆书，用了几个形象的比喻：鸟趾和龙骸比喻高古奇异，枯松和猛兽比喻苍劲雄浑，蛇虫和垂露比喻婉转圆润。皇甫曙作为当年的泽州刺史，想到了保护碑刻的责任，诗末写道：如此精美绝伦的碑刻，融贯了古今的书法艺术，只是留在那深山石崖上，有谁来爱惜呢？嘱托僧人在诵经之余，注意保护碑壁，不要让尘埃污损了字迹啊！

唐人不重篆书，惟有李阳冰学《峄山碑》，成为唐代最为名盛的篆书家。他见到《碧落碑》后，“览之七日而不肯去，习之十二年不成其妙”。这一事迹记载于多种旧籍中，但都以为只是传说，赵明诚即持否定态度。《金石录》写道：“言李阳冰见此碑，徘徊数日不去。又言阳冰自恨其不如，以槌击之，今缺处是也。此說恐不然。”“唐人以大篆当时罕见，故妄有称说耳。其实笔法不及阳冰远甚也。”其实，赵明诚所见也只是绛碑摹本，以至一叶障目。历来以为李阳冰“览之七日而不肯去”是在绛州，别无实据，因而不信者多。殊不知李阳冰当年任高平令，所见正是泽州的摩崖石刻。《山西通志》及《泽州府志》记曰：

李阳冰，乾元间为高平令。忧民之忧，志切休养，有惠政。性明敏，事至谈笔处无艰巨也。博学，善书，尤工篆隶，时号笔虎。

唐肃宗乾元年间（759—760），距李元嘉父子造立摩崖像碑仅七十余年，碑字犹新。高平为泽州属县，距离只有四十多公里。李阳冰既攻篆书，又近在高平为官，绝不可能不去泽州观其刻石。他学的是小篆，看了崖壁上籀文的气势，自恨不如，也是真实情形，而且他最终也确实没有学到《碧落碑》的高古风致。《碧落碑》诚为周秦以后最高水平的篆书杰作，可谓李斯之后第一碑，足可与《峄山碑》媲美。

《碧落碑》原刻之瑰伟，是我们今人所难以想象的。不但泽碑无缘存世，绛碑也是一毁再毁了。《绛州志》称：“《碧落碑》石刻在州仪门内。碑阴刻郑成规释文。遭宋、元兵燹缺裂。有后人所刻一碑，仅存形似。”据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说：该碑“明中叶拓本石未断，明末清初拓，碑自首行‘龙字至末行‘书字中断，损数十字。”现存碑刻所损数十字，仍如其言。但《绛州志》之说不知有何依据，“仅存形似”语似过武断。即使摹刻于元代，元代学者并不会轻易为之，必依旧拓精本，摹勒上石者亦必当时名家。此碑今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毕竟可以使我们略见唐人遗风。

其三，关于文学。说到唐代文学，都知道以唐诗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为代表。但在韩柳古文运动之前，曾经盛行骈体文学。骈文多用四字、六字句，讲究谐和声律，排列对语。我们现在对这种四六文读之不多，《碧落碑》多用俪偶章句，行文华丽而典雅，不妨当作唐代骈体文学的一篇范文来看。碑文中间一段写道：

土木非可久之质，熔铸为诲盗之先。肃奉冲规，图辉贞质。睟容伊穆，元仪有炜。金真摛耀，凝金阙之易奔；琳华扬采，若琳房之可觐。霓裳交映，驾斯留。帝宸饰翠云之美，香童散朱陵之馥。

塑像如果用泥土或木料来做，不能耐久；如果用金铜来铸，又会引诱人来盗窃。因而，遵从朴素的风范，造像用了贞石之质。这是本小段前几句的意思，说明其像为何不以范金、而以石刻。接着，“睟容伊穆，元仪有炜”两句，意谓温和慈祥，容光焕发，作者显然是在描写其母妃的形象。“金阙”“琳房”指神仙的居所，“金真摛耀”“琳华扬采”意即铺陈华采、放射光芒，“易奔”“可觐”表示在仙宫中的自在和显耀。“霓裳”是仙人的衣装，“欻驾”是仙驾的轻车，一派飘拂轻柔之态。“帝宸”指帝王的宫苑，“朱陵”是道家的洞天，如翠云飘绕，有芳香馥郁，俨然一个福乐之地。作者在这里展开想象，状写天宫的美好情景，表达了对母妃在天之灵的祝愿。

上引仅一小段文字，文词简练，内容充满浪漫色彩。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言来写，很难达到这样的文学效果。尤需提到的一点，此碑虽是骈文，其中已有散句，前文引过的“旷矣哉！道之韫也！其寄于寥廓之场焉”，显示了这篇碑文不落凡俗的写作艺术。

《碧落碑》不仅隐藏着一段政治斗争的逸事，当以历史文献视之；而且文篆俱佳，成为绽放在我们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赏读此碑，又会令人联想到唐太宗的《晋祠铭》，堪称是唐碑双璧，最值得山西引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