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诗学观

胡芳

摘要：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人间词话》是其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王国维先生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主张超乎功利之外的“诗言志”在《人间词话》中也有具体阐发；“以意逆志”更是在《人间词话》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其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提出的文体通行既久成俗套的文学发展观更是独具慧眼。接下来，我将以这四点为主线探讨来王国维先生的诗学观。

关键词：境界说；诗言志；以意逆志；文学发展观

一、“境界说”的提出

（一）“意境”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

“境”本字为“竟”，是指时空概念。在《周礼》中记载“凡国都为竟。”，《说文解字》中“竟，乐曲尽为竟。”，境，指乐曲的境界，终结。汉魏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意”为佛学中六根之一，思量之义，“境”在佛学中指地界，为天识范围，后与“意”结合，在佛教中指精神上的超越。最早使用“意境”一词的是王昌龄，在其《诗格》中，提出了“三境说”，即“物境”，描摹事物，注重形式；“情境”，注重真情实感，喜怒哀乐，深得其情；这二重境界都属于美学概念，而其提出的第三种境，“意境”，则将“境界”这个原属于地理学和宗教学的概念引入到文论中，赋予了其诗学的意义，摆脱了具体的物欲的结果，为意境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唐时期，刘禹锡提出了“取境偏逸说”，司马空又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 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情景交融说，认为“意”为统帅，“景”为兵。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提出，“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指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二）《人间词话》中“境界说”的提出及其内涵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的“境界”说，将“境界”作为评词的最高标准。王国维将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且指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虽然有理想派和写实派，但真正的大诗人却能融会贯通，无法严格区分。只要是文学作品，所谓的写实都是有一定的理想的，诗人描写自然景物、人生百态时，必然对现实之物以自己的主观取舍，进行筛选、提炼、改造，因而所写之境，也必根据心中的理想而来，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也必带有理想色彩。文学，本就是一场伟大的虚构，一切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写实，而是带有虚构的成分，只有新闻，才是完完全全的写实。王国维先生的“造境”和“写境”区分，明显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影响，文学并非简单地反映现实生活，也不是单纯的情感地自然流露，文学世界之所以与自然世界不同，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展示客观现实，客观规律，文学世界是虚构的世界，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世界。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先生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显然是受到了佛学的影响。在佛学观念中，人被物所累，被情所困，都是陷于红尘而害的，因而才需“般若波若密”，即“让渡”，达到彼岸世界，达到彻底地“无我状态”，破我执。“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的“以物观物”即“忘记自我”，将“我”明显、强烈的感情压抑下来，忽略“我”的主体性，融入到物的世界之中，如同庄周梦蝶一般。这一点显然与佛学上要求的突破小我，融入物界相通。“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佛教中的“心斋”、“坐忘”同样也是好静，通过主静来突破自我的局限。“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这实际上也就是心意活动的关系，心动和意动，最终依然要落实到静之上。即世界的本质是“无”，一切都是虚无，所以要不断地超越物境与情境，最终达到“真”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所谓真景物，真感情，是指突破情景的束缚，现实的假象。“王国维把情与景合二为一，一同归位于艺术追求和审美关照的对象，不同于前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把情与物截然分开，王国维不仅把情与景物连接在一起，而且随着人之情感的喜怒哀乐放在一起，归入审美观照和文学再现的对象。”显然，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境界”主要是指艺术内容的真实性，即“物我浑为一体”的审美感悟。

王国维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是中國古典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意境理论是连接古典意境理论和现代意境理论的一座桥梁。王国维先生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更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将其深邃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方，将中西方文明融合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诗学体系，浓缩在《人间词话》一著作中。

二、“诗言志”在《人间词话》中的继承与发展

（一）“诗言志”的内涵

在《礼记·孔子闲居》中记载到，“孔子云：志之所志，诗亦至也。”由此可见，“志”，指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艺术的语言和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诗了。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志”的一般含义，与诗是相通的。在《毛诗序》中说得更为明确，“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简言之，便是“诗言志”。其次，既然“志”的本义是停在或藏在心中，因而在秦汉典籍中，训“志”为“情”，为“意”者亦非鲜现。汉人又以“意”为“志”。《广雅·释言》曰：“诗，意也。”在以上的诠释与理解中，“志”的内涵就是“情”“意”，也就是诗人的内心的情感与意志。所以，“言志”的本义无非就是言情、言意与言志。“志”的含义还有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闻一多在《歌与诗》中说到，“志有三个意义：一、记意，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既然“诗”为“志”，“志”又是“藏在心中”，那么“诗”或“志”也就是记忆，也就是指诗的最高记诵。其次，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便代替了记忆，“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因而，“记载”便是诗或志的第二个意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第三，与此同时，人们为了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使用文字力求经济节约原则，于是，散文应运而生，逐渐倾向于用散文记录事物和道理，而诗（韵）则更多地用来抒写“情抱”，使得诗的“事”的成分渐少，“意”的作用渐多。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定义时，便已经开始用“志”来专指“怀抱”即“情”、“意”了。这便是诗或志的三个含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然而“诗教”说控制着“诗言志”，也就是说，这种“志”必得陶冶人的心情，培养美的情操，感染好的思想，也即诗人必须有理性来驾驭和重视社会的政治功利性的鲜明特点，它所倡导的中和之美对我国民间诗歌美学传统的形成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因而“诗教”并不完全偏重于理性，而是强调理性和感情的融合，节制和净化。

（二）“诗言志”在《人间词话》中的继承与发展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王国维认为，真正的大家之作在于应该真实，“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进而使其诗词达到“言情必沁人心脾，写景必豁人而目”的效果。大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应该“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意。在《文学小言·四》中，王国维先生论述到，“文学者，不外乎知识与感情交待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文学之事。”可见，王国维认为作为诗人或词人，锐敏的知识与深邃的感情同等重要，只有怀有一颗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使其作品达其情意，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其中的不必多阅世便是强调作家要坚守一颗赤子之心，为文学而文学，抒发自己的情意。

中国诗学的派别，可以大略分为功利派和非功利派。功利派强调文学的致用，非功利派不大强调文学的致用。前者，好似为人生而文学，为文学之外的某一个崇高目的而文学，后者好似为文学而文学，或者为作家自己而文学。儒家的文学观显然属于前者，王国维则属于后者，主张超乎功利之外的文学观。“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词，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权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的著述，往往受世人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显然王国维先生认为诗歌应该本意于反映自然人生，抒发自然性情，言诗人的“志意”，表达诗人的内心情感与志意，而不是被政治化，诗歌应该本于自然的言志而非政治化的言志。

三、“以意逆志”在《人间词话》中的鲜明体现

（一）“以意逆志”的内涵

“以意逆志”是孟子率先提出的批评方法，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指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思，是孟子在批评咸丘蒙对《小雅·北山》一诗的错误理解时提出来的。咸丘蒙以断章取义的方法，不顾全诗内容方面而仅仅根据个别字句加以机械地理解，自然也就曲解了诗的原意。顾颉刚说：“他们对于诗的态度，只是一个为自己享用的态度，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也说：“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作自己的话，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用意。”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固然显示出“称诗”者（“称诗”包括引诗和赋诗两种形式。在春秋时期，在政治、外交等场合，当人们发表意见或主张时，往往引用《诗》句作为自己的论据，以加强议论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这就是引诗。赋诗主要是在外交之时，宴飨当中，当事的一方着重其事地“赋”出某首诗，或某首诗的某章甚至某句，并不另加说明，对方就可以根据彼此之间的具体情况，准确地领悟到他的意思。）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机智、含蓄与幽默，然其风气之所及，已经影响了人们对于诗的正确理解。孟子对咸丘蒙的批评也正表示了他对这种风气的不满态度。因而朱自清说：“‘以意逆志是以己意推作诗之志；而所谓‘志都是献诗陈志的‘志，是全篇的意义，不是断章的意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反对断章的话”。然而，“以意逆志”的方法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的，但在孔子之時，便早已露出端倪。在《论语·学而》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本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指对于玉石的雕刻，可是现在孔子与子贡在讨论的是人的修养，说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如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诗经》的这首诗从字面的意义来看与人的修养没有必然、直接的关系，可是孔子在听到子贡由人生修养联系到这句诗的时候说到，始可与言诗，告诸往而知来者。可见，孔子读诗强调联想的重要性，在了解全诗整体意义的情况下，用己意尽可能地揣测出诗歌丰富的内涵。

（二）“以意逆志”在《人间词话》中的鲜明体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王国维先生在此将原是写相思、爱情的小词解读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这虽然可能并非作者的原意，但这也正说明了王国维先生读诗词的方法受到了孔子诗学传统的影响，进行了脱离文字本身的外面的联想，注重阐发诗歌的生生不已的启发和生命力。对待诗歌，即使我们可能并不能与作者本人的心思完全契合，但我们应该主动、自觉的思考，揣度其内涵，发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有争议，有思考才有活力。经过大脑逻辑思维的“以意逆志”仍然是有必要的。

四、王国维文学发展观在《人间词话》中的体现

（一）文学发展观

纵观中国文学历史及其发展长河，不外乎三种运动观，第一种是走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崇古”文学观。唐代的古文运动，显然就是由于其认识到当时的文学流弊与不足，才高举复古的大旗，倡导古文。宋代的江西诗派也以学习杜甫相彪炳，无视社会现实。“即使以《沧浪诗话》而建构了中西美学史上，第一个以‘情味为中心的抒情美学体系的严羽也曾无视文学史实，用一刀切的简单做法，武断地截断众流，强行把唐诗分为‘盛唐、‘大历以还和‘晚唐三个时期，不顾及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诗坛历史，做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李梦阳更是明确地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然而时代是在不断的发展着，文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贵古贱今”显然是尤其不合理之处，每一代文学都有其至高点，但眼光不能局限于往日的辉煌，更应立足于现实。至于第二种，所谓的“进化说”，认为文学发展是一代胜过一代“贵今”发展观更是有其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人类所有的科技都是进化的，但是，文学没有所谓的进化一说。因而第三种的“平行说”，认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东汉王充在其《书案》里提出“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南朝刘勰也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出“通变观”，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看似符合中庸的道理，观念也较为客观全面，然而深究其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拒绝比较的思想。但是文学是与每个时代，文明都存在互动的，文学也在比较中成长。因此，在我看来一代确有一代文学，但是，同时也要积极面对比较，在比较中发展。

（二）王国维先生的文学发展观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叶嘉莹评论道，“他不仅有见于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新兴之文学，而且更指出了文学演进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任何一种文体，在通行既久之后，经过多人之尝试和使用，自然便不免会逐渐趋于定型，成为一种习套。于是当一切可行之途径尝试俱穷之后，后之作者一则既更无发展开拓之余地，再则又现有许多既成的习套摆在眼前，于是才气不足的作者自然便不免养成一种因袭摹仿之风，而丧失了一切文学作品原来所最需要的创造的精神和能力，所以豪杰之士遂不免遁而作他体。”的确王国维先生的此种说法看到了各种文学形式的大致升降规律，但其论述的“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却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事实上，文学的发展规律，远没有如此简单，明确。在诗歌的发展史中，并非是四言凋敝后才有楚辞，相反，二者是同一时期的，并且四言诗的背后也不比五言詩简单，四言诗的创作更需经过更为严格的文学教育训练。并且，就一体论而言，王国维先生认为，文学后不如前，但事实上，就一体论而言，每种文体的发展应该是波浪形的，而非直线形的，因而，文学后不如前就一体论而言也是有失偏颇。虽然，王国维先生的文学发展观有其不合理之处，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习套”却是独具慧眼，也影响深远。

【结语】 王国维先生的审美“境界说”、“诗言志”的真性情、“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及其诗学发展观是王国维先生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其《人间词话》更是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05月版

[2]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3]王文生：《中国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4]朱自清：《诗言志辨》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1日第一版

[5]宗白化：《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