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性到生命精神
——刘年诗歌读札

※ 程继龙

——刘年诗歌读札

※ 程继龙

刘年，听过名号，未见真人。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后记说：“写诗的时候，我是一个土匪，来自湘西永顺的羊峰山。”诗集封面上的照片，一副憨厚的模样，侧着身目光微微向上，却有点沉郁。肩膀半露，很“湘西”，符合我的想象。

诗是更真实的言说，它诉说诗人的身份、心灵的秘密。把这部诗集中的分行文字从头到尾读一遍，会“认识”这个人。刘年是有“地方性”的，和当下流行的很多“国际化”了的诗人不同，比如实行“飞飞主义”，出入各种国际航班，穿梭于各种高峰论坛，行程时间精确到分钟，张口闭口满是欧美后现代符号。在阅读中，我甚至将他想象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沈从文就自称“乡下人”。比如顽固地保留着乡村的气息，桎梏地看待人情世故，言语在心中的成型总是迟缓一步，而且时常自己反吞下肚去，离人工制造品远，离杂花野草近，习惯性地在人所忽略的事物上耗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在辽阔的针叶林里，独来独往/喜欢毛茸茸的雨/喜欢飞鼠溪，喜欢游泳，喜欢蘑菇和鲑鱼”（《棕熊》），化身林野的熊来行走、独白，屈原笔下荆楚一带的“山鬼”也是如此。“起风了/水柳在摇，椿树在摇，板栗树也在摇/有鸟窝的白杨，摇动幅度最小”（《汪家庄的白杨》），他所看重的是山气野风逗引起的感觉、仰面观察树杪摇动的瞬间情思。他在诗中提到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及与地方风物相关的称谓，“看戏回来，有七八里田埂/旱田，种着草子花；水田，装满了的月光和蛙鸣……可以用手指做的枪，射麻山上，肥白的月亮”（《马》）；“那晚，月光极好，草绳在老槐上，突然有了生命/蛇一样，绞住了秦寡妇的脖子”（《稻草》）；“每个黄昏，穿满襟衣的母亲，会站成第四棵芭蕉/反复地呼唤。她的声音，是翠绿的//往往开骂了，我才应/有时在麻山，有时在巴那河，有时在椿树田，有时在幺妹家”（《哦，湘西·芭蕉》）。父亲、母亲、秦寡妇，田埂、水田、月亮、麻山、椿树田，等等，这些人物、地方、风物沾染着浓浓的情感和记忆，成为刘年“故乡”“湘西”的最隐秘的符号。

刘年的“地方性”是有水性的，他相信“诗无定势，水无常形”。不像边塞和西北高原传统上呈现的那样干燥、酷烈。就像水之于沈从文，沱江是他的母亲河，沅水是他青春的肉体和冒险的精神得以展开的地方。水在山间云树氤氲而起的光影、味道，滋养着一个人的气质，也给梦想和雄心一种无形的力量。流水变动不居、绵延不断的“弱德”（“君子弱德”）与人、与文有一种天然的合一性。霍俊明敏锐地指出刘年擅写一种“双行体”诗[①]，“剥开涌泉蜜桔，有微红的阳光粘在手上/世间的辛与苦，需要这漫山遍野高糖分的事物，来中和”（《在涌泉镇》），“石榴酒，枫木炭，一小杯，女人就软了/风推开门，吱嘎，有蛛丝断裂。雪三尺多深，天地呈石榴红”（《会酿酒的女人》）。这种“双行”展开，犹如江河在两岸的夹峙中行进。早年生活的印记、偶发的感触、轻逸的想象糅合成意象、短语、小句、方言、古语向前流荡，时时形成洄涡、浪花、水汽。整个诗歌表达、句法碎细、柔软，而且呈现出一种民间小调的格式。行中长短句错落，小句句中或句尾，随机地押韵，甚至连音节也是高低相倾、轻重相随的，很有潇湘方言的韵致。刘年在这样的表达中，找到了自己写诗的乐趣，也制造出自己写作的“势能”。他是软的、糯的、氤氲的，随物赋形，流荡宛转的，他有生成性。于坚说，当代汉语诗歌偏于硬性的、普通话式的、观念性的写作，缺乏那种软性的、靠感觉推进的写作[②]，刘年正属于后一类。

刘年的“地方性”，还和女人、酒、侠客、巫觋等原始事物有关。水样的女人、情爱润泽绵长的滋味，怎能让“土匪”刘年不动心呢！“对水一样清澈而温润的事物，怀有敬意/水去远了，会成为海；走过来，坐在对面，就是女人/往水里，掺入时间，搅匀，就成了酒/好女挂人，好酒挂怀，好月挂千山”（《酒歌》），“要把左轮手枪/一粒子弹，重过千粒汉字/喜欢红铜的光泽、喜欢子弹的直接/没有废话，也不伤及无辜”（《侠客行》），“我是来收脚印的/母亲说，到去过的地方收了脚印/才能入土为安/——欠债的还钱；欠恩的，还恩/还不了的，还以微笑”（《收脚印的人》）。在对旧事物的想象与沉缅中，刘年情深缘浅，侠骨柔肠。这使人想起苗族人、土家人在夜晚守灵时所唱的歌谣，充满了混沌的悲剧感、神秘感，这是与中原地带很不同的一种气质。这气质中也混杂着古老的道义感，快意恩仇，打抱不平。这也许是他自称“土匪”的一面吧。刘年常把这种“快意恩仇、儿女情长”的元素包装在“武侠”的壳子里，例如《田舍辞》《遥远的竹林》《侠客行》等。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的形式’”[③]，这大概也是刘年所渴望过的“人生的形式”吧。

然而，从一开始，刘年就没有刻意地表现他的“地方特色”，“湘西色彩”确切地说是在他的写作过程中自然带出、呈现出的东西。也许一种凝固、封闭的地方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年较少提到沈从文，他无意于成为另一个沈从文。刘年的写作，有一种“多地性”（对“远方”的渴望和不断展开的行旅），更重要的，还在于上升到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生命本身的审视、体验和拥抱。生命的多彩、不确定、受压抑和伤害的疼痛，热切的念想，蒙克“呐喊”般的尖叫，比狭小的地方、单维的故乡更紧迫，更宏大。这种写作的倾向，我们姑且称为有“生命精神”的写作吧。

“生命精神”，可以说是现代艺术中的一个神祇，无所不在，又难以触摸。这个神祇，既是一种源在动力，又是一种表现对象，还是评价的标准和最终的归宿。它是自上而下、多维存在的，这正是困难和复杂的所在。生命像水在河流中一样存在、展开，向四面八方奔突，随物赋形，又符合“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刘年的诗歌呼应了这一点，“生命的本质是温暖，微红，宁静，透明的冰”（《深秋的睡莲》），生命的幻象指引他前进。

日常疼痛与形上孤独。不要忘了刘年有着漫长的底层、行走经历。在访谈、自我介绍中，刘年说他中专毕业后进过水泥厂、卖过棉花、木柴、烟叶、谷种、药材，在南方多地打工、谋生，即使他不刻意凸显自己的“草根性”“底层写作”色彩，这种日常的、生存的现场感也自发地涌现出来。“昆明，常德，大庸，永顺/不停地转车，不停地往回赶……故乡，是堂屋中央/那一具漆黑的棺材”（《故乡》）“故乡”“古典”，永远回不去了，写故乡成了拖着现世的泥带着日常的水的一种追溯性行为。“几十年来，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人买卖，一个人劝酒，一个人摇头，一个人看戏/一个人冷笑，一个人叹息，一个人挤公交，一个人排队挂号/一个人在人潮人海中找人”（《永顺城》）这是一种现实境遇，在故乡变成陌生人，在人群中一个人生存。这是高具“现代性”色彩的寓言。“深圳，应该归还我的永久牌单车”（《深圳记》），这是一个愤懑和悲怆的责问，向时代发出，“深圳”掠去的，还有“姐姐”“爱情”等等，这些已永无归宁之日。近年刘年有幸居京，然而呈现出的是一种更刺目的疏离感，“枯坐，写字，煮小粒咖啡/一天不下一次楼，一天不说一句话”（《隐居》），“养只乌龟，在玻璃缸里/于是，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生命，比我更安静”（《养龟记》），“走进来，却忘了要买什么/物质的国度，温暖、绚丽、整齐/每种商品，都有身份证和故乡/什么都缺，却感觉什么都不必要/导购员的殷勤，和我的悲伤一样徒劳”（《超市》）。在以“北京”为代表的高度现代化的世界里，沉默、失语，“隐居”“乌龟”成为深刻而准确的隐喻。对日益盛大的普遍的商业化社会，流露出无所适从的焦虑、彷徨——“出来，便是整整齐齐的城市/这是一个更大的超市。每个人/都有包装、用途、识别码和保质期”。“人生的形式”在“现代性”、“商业化”面前孤苦无言，无所归依。在此情况下，诗中就多了形而上的慨叹、疑惑、否定，有的甚至成为“天问”。“为什么悲伤如此巨大？为什么欢愉如此短暂”（《悲歌》），“死亡，将治好你我所有的病/在我们的身后，世界将不再有任何事情发生”（《致》），“所有的铁锁都在生锈，所有的粉刷都在剥落/所有的围墙，都在等待倒塌/于是，我把这片繁华，命名为废墟”。追问无果，引起更深的思索，而且都以否定的形式出现。

其实，这种写法、感觉，正是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行为，整个二十世纪，有点出息的中国诗人无不是奔突到“死水腐城”的世界里来。然而也许是精神生存的破裂太过剧烈，不可言说的生命之痛太痛，或者向某种轻型的、后现代风格转化的需要，刘年转向了“治愈”和“弥合”。

这种治疗行为，一种是对想象的古典理想的追寻。“写一封绝交书，用魏碑/从此，不关心户口、税收和物价/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遥远的竹林》），“我的归宿，是条小船，水竹的篷子，水杉的橹/舱里，有个火炉，有些茶和书”（《月亮湾》），这些名士、这些魏碑、茶和书，其实和周作人二三十年代开出的药方如出一辙，有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味道，但是终归“古久先生”的气味重了些。一种是对“远方”的寻求，这和朦胧诗一代对“地平线”“黄昏”的想象模式大体一致。去“远方”无非一种逃离，离开此在的孤独和无力，这是一种太浪漫的行为，“软骨的浪漫”（朱英诞语）。霍俊明在评论中列举了刘年大量的“轻量化”的诗，都属于这种路向。当代艺术家面对世界的纷纭和分裂，产生一种深重的失语感、无力感，甚至是命运感。无法改变世界，就反过来疗治自我身上的“主体的分裂”。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中，渴望拥有一种不再流血的、不再撕裂的瓶子般光滑的主体模型。从人性、人道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的、诗学的眼光来看，这不过是一种针对自身的“妇人之仁”。其实和中国文人士大夫历经千年发明出来且不断将其精致化的“心性修养”之法没有本质不同。

这是刘年诗歌的大致状况（仅是个人看法），最后还要说几句。从艺术方面看，他的“诗意的世界”还不够阔大、充实。大诗人都是有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的，比如杜甫、T.S.艾略特，将历史、现实、个人、梦靥各种经验融铸成一个一个向四面八方展开的圆球，哪怕这个球体是用碎片拼合而成的。刘年在“精神的撕裂中”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世界，湘西的，儿时的，早年底层的，中年苦闷的，古典想象的，背起背包见闻到的，等等，但是整个读来还显得残碎，有细节但不够饱满，有格局但不够恢弘。而且，在很多局部，艺术的表达力还不够百步穿杨、左右逢源，有时给人意到笔未到的感觉，这比较遗憾。

刘年有时候显出大手笔，“一任青酒长青苔，你若不来，我便不开/对面炊烟如香火，山是庙宇，水是卧佛”（《田舍辞》），“阴山，正被风，锉成一粒粒细沙/沙一洋堆积的时间，当时还在脚底，去年就到了肚脐”（《克什克腾的风》），这是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更高的要求上，期待他成为一个大诗人。

程继龙，陕西陇县人，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诗歌评论。在《外国文学研究》《艺术评论》《兰州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打开诗的果壳》。

[①]霍俊明：《一个人的故地、寓言与远方——读刘年的诗》，《滇池》2016年12期。

[②]于 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1998年01期。

[③]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