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私家藏书探析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汉代私家藏书涌现的原因和特点，说明汉代私家藏书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作用。

关键词：汉代；私家藏书；原因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代藏书在中国文献学中的地位研究》（项目编号2013BZH008）研究成果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书塾的出现，百家争鸣，原本为官藏垄断的藏书渐及于民，私家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汉代处于国家空前繁荣时期，其安定统一的环境和允许民间藏书的宽松政策，使私家藏书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1]，同时开辟了文献学初具规模的时期。因此，探析汉代私家藏书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1 汉代私家藏书涌现的原因

1.1 政治与社会原因

1.1.1、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藏书政策

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以及繁荣的经济，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使两汉私藏骤增。例如惠帝四年朝廷颁布“挟书令”，武帝“建藏书之策 ”，命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官府四出派人搜寻图书以便抄录，这时期藏书政策开放，环境宽松，不但藏书增多而且新的学术著作也出现不少，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辞赋等。同时朝廷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开辟书肆等等，这些开放的藏书政策，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促使汉代私人藏书蓬勃发展[2]。

1.1.2、汉代的赐书制度

由于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于是，皇帝颁布赐书制度，以赐书的形式褒奖大臣。《汉书·叙传》中记载班游“与向校书每奏事游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到了东汉皇帝赐书更多。在《后汉书·窦融传》中，有载光武帝刘秀赐窦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说的就是刘秀赐书窦融的事迹。赐书制度实际上是皇帝对私人藏书的一种支持和肯定，这一做法被历代君主所效仿。[3]

1.1.3、读书入仕的名利思想

在我国传统社会，入仕、富贵通常是联为一体的。两汉时期，确立了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的选官制度[4]。这种选官制度的确立，为一批儒生指明了读书的方向，读书——入仕——经济利益——荣华富贵，这种名利思想，推动了汉代私藏的发展。“经书苟明，其取青紫如俯地拾地介耳”[5]，造成“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6]的情况。在汉代人看来，只要读好书，便能博取政治与经济利益，“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7]。为求利禄，文人们不惜重金购买图书，这对于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形成重视藏书的习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8]。

1.2 经济原因

1.2.1、书肆的兴起

汉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汉代私家藏书增多的重要经济原因，书肆的出现也是私藏图书增多的原因。西汉末年，出现了“书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书市，一个书籍交易流通的市场。每到书市开放的时间，就会有读书的儒生、学士、儒家学者拿来自己家传的典籍及一些经传书记，相互转借买卖，或换取银两，或交换书籍，或有好学之士从书市买取自己望而已久的书籍，书肆的出现，促进了书籍的生产，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及利用，极大地推动了私人藏书的发展。

1.2.2、造纸术的推动

汉代是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繁荣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印刷术和造纸术。纸的出现为学者著书、整理文献提供了便利。蔡伦发明了纸，并且数次改进。范哗在《后汉书·蔡伦传》中有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9]。”造纸技术经过蔡伦的改进后绵薄价廉，它比竹木简轻便，比帛便宜，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写书抄书，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

尽管如此，汉代的书写材料仍然是以简牍和帛为主，造纸术的影响是有限的。

1.3、其它原因

藏书家的个人因素也是汉代私家藏书兴盛的一个原因。汉代藏书家藏书目的可以分为四类：由著述而藏书、读书的藏书家，为搜集、收藏典籍而藏书的藏书家，为校勘、整理图书进行编纂等活动的藏书家，以及为了谋生而藏书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为达到目的，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图书，促进了藏书[10]。

2 汉代私家藏书的特点

2.1 藏书家多

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汉代的藏书丰富，藏书家多。前期有刘安、刘德等，后期又有刘向、刘歆父子。西汉藏书家，除汉宗室诸王贵族外，还有朝臣官吏、学者经师和其他富户平民藏书家二十余人。其中著名的有张敞、文不识、孔安国、楼护等。东汉私家藏书，史有明文记载的要以蔡邕、李谿、杜林、郑玄四人为最著名，梁子初、杨子林、班彪、班固、桓谭、曹曾、任末、董谒、郭泰、蔡琰等也各有藏書。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中编《中国藏书楼发展史》第二章《秦汉时期的藏书》中讲：“汉代的私人藏书家，可考者委实不多，但我们确信，其时藏书家人数甚众，以‘成千上万状之毫不为过。”

2.2 藏书心态复杂

汉代私家藏书心态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文化认同的心理；以读书为乐的意识；“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的心态；藏书私秘、祈求永保的心态；藏书公开的心态；以及附庸风雅、藏书消闲、藏书养老等其他一些藏书心态。“从根本上看，藏书私秘的心态是封建私有制经济形态的产物，特别是受封建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封闭的生产模式的影响，私家藏书极易形成藏书珍秘、家业世守的心态。”[11]这种观点对研究汉代私家藏书的心态有一定借鉴意义。

2.3 藏书家分布集中

汉代藏书家的地域分布集中，西汉，主要分布在齐鲁大地的山东省，到了东汉，增加河南、陕西、山西等集中分布中心，逐步西移，呈现向外围扩大的趋势。这种变化表明了自西汉以来私家藏书的地域不平衡性到了东汉得到了初步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也得到了初步完善，也说明当时区域的经济文化繁荣[12]。

2.4 藏书方式单一

汉代藏书方式单一，藏书楼是主要的藏书场所。文献中对私人构建藏书处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王嘉在《拾遗记》卷六中曰：“曹曾，鲁人也。家产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汉曹曾“石仓藏书”的故事。[13]。

3 汉代私家藏书的作用

3.1 促进文化传播和进步

藏书是保存和传播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私藏更是。它弥补了官府藏书的不足，一旦官府藏书受战乱影响遭到损害，私人藏书却能起到保存或补充官府所缺图书的作用。另外汉代很多藏书家都是一边藏书，一边著述，对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传播文化进步的表现主要在存藏刊布，传递文化遗产；部次条列，展示缥湘瑰宝，考镜校勘，嘉惠后世学人[14]等几个方面。

3.2 文献校勘

汉代私家藏书中，有一部分通过随葬的方式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当今人们对图书进行校勘的重要依据。如银雀山汉墓、马王堆汉墓、居延汉姆等挖掘出土的汉简，为古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原始依据，掀起了古佚书的研究热潮[15]。而后人利用出土简帛、木牍中古代文献，对《汉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补证[16]，进行校勘、注释、编目、辑佚等工作[17]，这都是汉代私家藏书的作用体现。

3.3 奠定了图书文献学的基础

一图书的收藏和使用方法为后世所传承。汉代藏书家在图书的收藏与保护方面，多有建树，开后世之先河。由于两汉私家藏书数量的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建楼收藏。东汉时已有我国早出晚归的藏书楼—“李书楼”的记载[18]。书籍的保护是也藏书的大事，为避战乱兵火之灾，汉代在文献的保护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些方法都被后世所利用并改进。

二为版本学和目录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如汉皇族刘德收藏图书首先是收其正本。他从民间得到“善本”，必定认真地抄写一遍，然后利用权势将抄写的送给书主，而将原本留下自己收藏，这就是版本学的雏形。同时私家藏书也促使目录学的产生，如西汉刘歆父子校勘图书，必撰写题解，所著《别录》和《七略》更是开目录、校勘之先河。

三对藏书的指导思想产生影响。两汉藏书，不管是是官藏还是私藏，都主张 “藏以致用”，汉代很多藏书家如刘向、刘歆父子、经学大师郑玄等都是把传承文化提供使用作为藏书的目的，这种“藏以致用”的思想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指导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总之，由于社会长期安定和经济发展，汉代在私人藏书领域有实质性的进展。书肆和抄手的出现、宽松开放的政策和科技进步、教育发达和学术繁荣，使大量书籍得以迅速面世，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朝以前书籍贫乏的状况，使汉代藏书空前繁盛。汉代私家藏书推动了文献学的发展，开创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考据学的新局面，为后世整理古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饶增阳.从出土文献看汉代私家藏书[J].兰台世界，2013（11），：150-151

[2]陈德弟.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J].北华大学学报（社會科学版），2010，（2）：69-80

[3]肖东发，袁逸.略论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与私家藏书[J].图书情报知识，1999，（1）：2-6

[4]张涛.经学与现代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4

[5]汉书·夏侯胜传

[6]史记·儒林列传

[7]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8]张凤霞，张弘.秦汉时期私家藏书文化述论[J].东岳论坛，2008，（5）：117-120

[9]周少川.藏书与文化——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刍议[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92-99

[10]周少川.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J].图书馆学研究，2002，（6）：92-95

[11]王朝阳.文化视野下的汉代私家藏书探微[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1）：67-70

[12]桑良至.中国藏书文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0-15

[13]任继愈主编，焦树安.中国藏书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9

[14]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3

[15]吴九龙.银雀山汉简及近年来出土兵书概述[J].军事历史，2002，（1）：8-11

[16]邵磊，蒋晓春.浅谈出土文献对《汉书·艺文志》的补证[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17]徐立.略论中国古代藏书楼与图书[J].重庆图情通讯，2000.01

[18]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84

作者简介

饶增阳（1971-），女，硕士研究生，副研究馆员，期刊阅览部主任，在专业刑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编著图书2部，主要从事汉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