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消失的地平线》浅析

⊙侯晨茜［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阳 110000］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消失的地平线》浅析

⊙侯晨茜［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阳 110000］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希尔顿用唯美的语言所构建的中国式“桃花源”形象，在西方轰动一时，但其中所暗含的作者对东方的歧视与偏见，使该作品同样有了更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意蕴。本文拟从后殖民主义这一视角入手，多方面揭示香格里拉这一理想社会背后的特殊内涵。

《消失的地平线》 后殖民主义 他者 文化霸权主义

1933年，全世界的人民都被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生活备感空虚、压抑，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值此多事之秋，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一经发表，便大受欢迎，文中塑造的那个颇似“桃花源”般纯洁无瑕、与世隔绝的“香格里拉”，成了西方广大民众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和20世纪的“伊甸园”，令世界人民神往。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当中，充斥着种种东西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作者对藏区中国人民的轻蔑与歧视，潜藏着的是民族、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冲突与严重的压迫。可以说小说中希尔顿是在西方特权视角下，凭借明显的二元对立体系对东方世界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歪曲诠释。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香格里拉的社会状况进行具体剖析。

首先，从政治上说，作者倾向于把香格里拉描绘成一个政治体制落后、政教合一、人民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优越论。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作者站在文明社会的制高点之上，在描写香格里拉优美祥和的恬静生活的同时也不忘渲染其中居民的愚昧与落后。这个社会当中虽然藏民居多，但宗教领袖大喇嘛佩劳特尔却是地地道道的西方人，而且在统治集团中被日益神化为一个上帝、造物主的角色，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在这一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之下，文中描述了诸多长寿的喇嘛都是社会精英力量，包括德国探险者梅斯特，法国人、肖邦的学生艾丝布里亚，他们过着完全脱离社会生产、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实际上，我们最后的来访者是一个日本人，1912年到达这里，坦率地说，不是很有价值的人选。你知道，亲爱的康维，我并不是江湖骗子，也不是庸医，我们不保证也不能保证次次成功；有些来访者待在这里却没得到任何好处；另外一些也仅仅只是活到一般人所谓高龄之后死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痛小病。一般来说，我们发现藏族人由于习惯了高海拔和其他环境条件，不像外来人种那样敏感；而且他们的人都很可爱，所以我们接收了不少人，不过我怀疑不会有多少人活过一百岁。汉族人又稍好一点，但是我们最佳的目标，无疑就是欧洲的日耳曼和拉丁人种；或许美国人也一样可以适应。我认为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终于在你的几个同伴中找到你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佩劳特尔这席话当中的种族歧视倾向表现得明显而露骨；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则被描绘为沉默驯服、任劳任怨的愚昧形象，栖居于社会底层，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和民主权利，而只能对外来白人为主的上层社会顶礼膜拜，具有明显的奴隶特征。而且香格里拉作为一个避祸的世外桃源，其消极的意味也是非常明显的。统治集团一方面利用宗教固化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沉溺于玄学与宗教的研究当中，对于科学和社会的种种进步与革新毫不热心，因而香格里拉的山水风情虽显得美轮美奂，但其中却因过分的沉寂而显得死气沉沉。从1734年佩劳特尔入主以来，近一百多年香格里拉都显得故步自封，仅仅依靠着黄金矿脉里的金矿来维持着上流社会奢侈闲散的生活，对于世界的种种发展变化都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因而康维的伙伴马林逊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于香格里拉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备感压抑与抵触，他对于张先生的温文尔雅心怀疑惑，而一直希望能够早日回归到心目中的“文明社会”，这一切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外部的社会环境虽然喧嚣、混乱，却依旧拥有民主与进步的希望，而非像作者所描绘的香格里拉一样，安逸静谧，而是充满压迫，死水一潭，满族姑娘洛琴纵然在其中生活了近百年，却不顾衰老和死亡的威胁毅然选择了离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从经济上来讲，香格里拉里没有富足的农业生产，更不用说发达的工业，金矿被作者描绘为香格里拉保持繁荣昌盛的主要经济基础。民众缺乏感情，愚昧无知，政治权力完全集中于西方的“基督徒”“传教士”手中，这一切都反映出了作者视香格里拉为理想的西方殖民地的思想倾向。在大喇嘛的叙述当中提及的意大利士兵亨斯齐尔、康维的伙伴、诈骗犯巴纳德都热衷于黄金的占有与开掘，是特征明显的殖民主义者和掠夺者。西方殖民者将文化与科技的学习传播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广大下层人民却丧失了受教育和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正是在这些带有掠夺性质的统治者的压迫之下，本地的藏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只能从事谷物和草药的种植来供养那些热衷于淘金的上层西方人，在一次次的对外贸易中香格里拉购进了许多西方的舶来货物，其大量黄金也流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殖民者的经济掠夺的贸易链条，而由此导致的恶劣后果就是香格里拉本土的经济文化全面落后，生产力低下，已然沦为西方殖民力量的商品倾销市场。在文中，张先生第一次出谷迎接康维等人的到来之时，藏民就是作为抬轿子的奴仆形象出现的。“他略为纤细而且不易细辨的容貌，连同他纹理粗糙的油性皮肤，给康维一种印象——要不是一个过早成熟的青年男子，就是一个保养得很不错的老头。他绝不是毫无魅力可言的那类人；他身上有着某种刻意修炼的谦逊的风格，如此的细致文雅以至于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察觉得到。”张先生被作者描绘得圆滑且克制，迂腐而虚伪，是外来殖民势力所扶植的利益代理人的典型形象。作为大喇嘛佩劳特尔利益的忠实代言人，他以各种半真半假、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迷惑被绑架入谷的康维一行人，消磨他们企图逃离的意志，同时将发展停滞、经济落后的香格里拉描绘得像天堂一般，在麻痹下层人民和外来者的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的精神麻醉。

第三，从文化方面来谈，全书中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体现为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最高权力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即‘统治’的方面和‘精神、道德领导’的方面。”阿尔都塞也承认“统治阶级在整合自身的同时，把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被剥削阶级，使之成为后者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些论断都充分体现了文化输出、精神控制对于西方殖民势力巩固统治的巨大作用。作者在潜意识里便将西方的主流文化看成高人一等，而将以香格里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看作是神秘、迂腐而另类的“他者”文化。佩劳特尔，包括后来康维一行中的布琳克罗小姐，在作者眼中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来到东方身上肩负着光荣而伟大的使命，而实际上却是西方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前者作为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徒，在入主蓝山谷伊始就不遗余力地打击当地佛教，将原本的喇嘛寺改建为基督教的修道院，同时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强化基督教对当地民众的思想控制。“九十八岁时他开始背那些以前的使用者留在香格里拉的佛教经书。那时他就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去编撰一本抨击佛教固步自守的静止观点的书。”“当新的世纪到来之时，这一传说慢慢变成一个神奇怪诞的民间故事——说是佩劳特尔变成了一个能创造奇迹的神，在某些特定的夜晚他会飞到卡拉卡尔的山顶点一支蜡烛举向天空。”而后者布琳克罗小姐这一倾向就表现得更为露骨明显了。“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对权力与知识二者关系的这一论述深刻的揭示出了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文化知识的阶级性与局限性。作者在文中借政治权力对于香格里拉社会文化进行了强力干预，故事开端劫持康维的飞行员塔鲁先是勤奋刻苦地到美国学习飞行技术，之后又劫机冒着恶劣的天气不惜性命跋涉万里，目的仅仅是为了要迎接康维一行有着高贵血统的西方人；而文中其余的中国人，包括张先生的轿夫，服侍康维、喇嘛们的侍者，无一不给人一种愚昧无知、驯服卑贱的感觉；殖民者正是通过不间断的文化输出来实现对香格里拉居民的思想控制，使他们忘记本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人对他们的统治与压迫以及自己的奴隶身份，权力促进了异质文化知识的产生与传播，而后者又反过来巩固了权力的地位与权威，《消失的地平线》中处处都渗透着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控制的色彩。

综上所述，《消失的地平线》中所述的香格里拉仅仅是西方殖民者眼中的天堂，而远非东方人民独立自主的美好家园。他们在其中高高在上，既能躲避世间纷繁复杂的种种战乱，又可以享受丰厚的物质财富。而更为奇特有趣的是，作者还颇有浪漫色彩地赋予了香格里拉殖民者以极为漫长的寿命，伴之以香格里拉停滞不前的社会经济，无尽的寿命意味着作者希望西方殖民者对香格里拉的控制能够亘古不变，永世长存。因此我们在单纯欣赏全书科幻式的浪漫气息的同时，同样也应当对书中所体现出的浓厚的西方殖民气息和西方人对中国人普遍性的歧视、歪曲与丑化进行严厉的批判。

[1]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 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M].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作 者：侯晨茜，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小说。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