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行

李皓

铅笔、钢笔和毛笔

没有电脑、网络、手机的时代，我们的老师对我们写字的训练是极其严格的。然而，时至今日，一切都变了。还好，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还是用铅笔。用铅笔写字，力道颇费思量。用劲过猛，铅笔芯就折了；用力过轻，起不到练字的效果。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通农村家庭，买一支铅笔也是需要斟酌的，那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所以，这“贵重”的铅笔，也能成为我们的礼物。“下乡青年”的女儿尹大平，二年级回大连念书，我们都舍不得这个长得个子挺高、不怎么漂亮，但身上有着城市气息的女同学，我们一人拿着一两支铅笔来到她家，默默地把铅笔放在她家的米柜上，一句话也不说，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从此，尹大平和作为礼物的铅笔，一并从我们的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出现了自动铅笔，那细细的笔芯，轻轻一摁，一小截就没了。那样的笔，是断不能让学生练出一首好字的。而当下孩子的手拙，在我看来，与不削铅笔，不制作木枪、滑冰车之类是有着巨大干系的。

要使上自来水笔，我们在三年级还有一段蘸水钢笔的训练。现在的孩子，直接用上了一次性的油性笔。科技的发达，该让孩子们享受便捷，但他们的字同样也打了折扣。

钢笔杆只要一支，钢笔尖是可以换的。那样的钢笔尖，不能过于用力，力度大了，笔尖就劈了，且极易划破作业本。蘸墨水少了，写不上字，蘸多了，墨水就滴到本子上，搞得作业本花里胡哨的，极不美观。最要命的是墨水瓶经常被碰倒，倒在书本上、桌子上还好，洒在衣服上，是常有的事儿。那时的孩子，也没几套衣服，洗掉了还好说，洗不掉还真是让人难为情。我妈给我做了一件的确良白襯衣，没新鲜几天，就被同学溅上了墨水。妈妈心疼得不得了，把我打了一顿，边洗衣服还边数落我。可同学的妈妈来道歉的时候，妈妈竟然装得跟没事人一样：不要紧，不要紧……

四年级开始学毛笔字，乡下人也叫墨笔字，写大仿。爸爸给我买了一捆质量不怎么好、类似烧纸那样的纸张给我练字。我买了一本沈尹默的字帖，无师自通地瞎练一通。春节，就大胆地给自家、邻居家写对联，名声在外，颇有些沾沾自喜。这样断断续续练了些年，虽不敢妄称书法，但在中学里、部队上办黑板报倒是用得上了。前年与一干作家在洱海采风，看大家都不动笔，我自不量力上去挥毫一阵子，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竟称赞我是“童子功”，心底下颇为高兴。想想那些所谓的书法家歪歪扭扭的“书法”，我又买来笔墨纸砚，装腔作势起来。

有人说，一手好字，是人生的财富。我想，不求达到书法的境界，但求对他人的尊重，也要工整而为之。由楷而行而草，恰如由铅笔而钢笔而毛笔，哪一个过程都不能或缺。

生炉子

某个早上突然变天，奇冷无比，下午竟然飘起了雪花。我不由得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酒是没喝上，倒是生炉子的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接触生炉子是上小学。那个装着七八十个学生、足有二百多平方米的三间大瓦房，没有暖气，四壁透风，生炉子是唯一的选择。在教室居中的位置，用三块砖把炉子垫起来，然后在炉子上方接上两节炉筒子，再打一个九十度的弯儿，用炉筒子一节一节连成烟筒，直到伸出窗外。为了固定住炉筒子，要在教室的四面墙上钉钉子，用铁丝将炉筒子固定住。那时没有什么农民工，七八岁的孩子们都是自己动手，在老师的指挥下完成安装炉子的“工程”。

生炉子也是个技术活，不是每个孩子都会的。女孩子自不必说，没怎么干过农活的男孩子也基本不掌握这门技术。而有的男孩子，由于家里人口多，口粮少，很小就成了半个劳动力。这样的孩子天生早熟，什么农活都会干。我们班的王忠臣就是这样的孩子，但他很小就跟着父母姐妹干农活，有一手超过我们同龄人的“武艺”。

班级里除了有班长、体委、文艺委员、生活委员等等，还有“炉长”。在今天的孩子看来，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职位。但王忠臣学习成绩不是很好，能有这样一个差事，他很得意，也很珍惜。

炉长必须保证每天第一个到达学校，开门，把炉子生好。等同学们陆续到校早自习的时候，炉子应该不再冒烟，教室里有暖烘烘的感觉。于是，王忠臣每天天不亮就从七八里之外的高洼屯出发，连跑带颠地赶到学校，天刚蒙蒙亮。

往炉子里装柴火，先要在底层铺上一层苞米茬子或者豆棍儿。苞米茬子就是玉米秸秆的根子，长在泥里，收割后人们将根子刨出来晒干，拍打掉泥土，垛在草垛一起，以备冬天做引火草。豆棍儿就是大豆秸秆的根子，处理方式与苞米茬子大体一致。铺上引火草，上面压上煤块儿，在炉子底层点火，在苞米茬子豆棍儿的助燃下，炉子里的煤就跟着着了起来。那个年代，学校的经济条件有限，很少买那些易燃的“块儿煤”，大多是“煤面子”。“煤面子”不容易引燃，加多加少是个学问，加少了炉子里存不住煤，加多了又不容易引燃，焐得满屋都是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炉长想了个招，把煤面子加上水，再和上点有黏性的黄泥，天一冷，就冻成块状。尽管这种土法制造的“块儿煤”不怎么好烧，但至少与蜂窝煤有异曲同工之妙。

风向对炉子的燃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风向顺时，炉子烧得通红；风向不顺，顶得满教室都是呛人的煤烟。即使炉子好烧，离炉子近的人烤得不行，窗边和墙角的同学冷得直打哆嗦……这样的环境，教室里依然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那时，少不更事的我们并不怎么懂得感激炉长，只觉得炉长有一个特权很值得羡慕：炉子不旺时，他可以不经请示，就随便走到炉子跟前，用火钩子捅捅炉底。或者偶尔有谁带饭，他格外勤快地帮助熥饭，一会儿看看热不热，一会儿看看煳没煳。

有一次，我带了几片切好的生地瓜片。上午第四节课，炉长就忙活上了，一会儿翻上一遍。还没等放学，地瓜片熟了，满屋的香味儿，同学们都没有心思上课了，我得意极了。

那天中午，我吃到了一生中最好吃的烤地瓜。

复课生

有好事的同学建了一个初中同学群，没几天，呼啦啦进来一百多人，可惜我认识的还真没有几个。看他们聊得如火如荼，我有些纳闷儿：你们都是啥时候成了亲同学的呢？

后来，群主组织了几次聚会，我方才搞明白，原来是有的人一再复课的缘故。套用鲁迅先生“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句式，那便是：同学本没有那么多，书念得多了，都成了同学……

复课生其实就是复读生，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校园里特有的一大奇观。

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光是户籍至少分三等：城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前二者都是优等公民，一毕业就可以招工入伍就业；后者如果不能通过考学跳出农门，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为了改变祖輩种地的命运，农村的家长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读书，只要考上小中专、小师范，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吃上皇粮、出人头地了。在这样一种扭曲的心理支配下，大量的复课生出现在初中校园里，与一届又一届的新生一起挤着中考的独木桥。

说来可笑，有的人光是初中就读了六七年，同班同学高中都毕业了，他还在“辛勤地耕耘”，为了一纸中专录取通知书，受尽白眼，依然屡败屡战，永不言弃。他们常常被乡人戏谑地称为“蹲级包”，意即复课的“惯犯”。

这样一来，叔侄同班，姐妹同班，哥哥和弟弟同班的情形，屡见不鲜，大家都是这样，也不觉得难为情。我们屯子也不例外，我的好几个本家叔叔，最后都成了我的同学。不过还好，他们最后总算考上了中专或者中师，十几年寒窗，一朝扬眉吐气。他们仰着头，挺着胸，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他们少则比我大两三岁，多则大五六岁，但看看他们的户口簿，有的已更改了名字，有的哥哥变成了弟弟、姐姐变成了妹妹，有的年龄改得比我还小。

这并不稀奇，当时的户口簿都是手写的，一般都是小队会计所为。为了孩子上学，家长找来了，本乡本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能不高抬贵手？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切都无从考证，即使户口簿改得一塌糊涂，但关涉人家孩子前途命运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多嘴，更无人举报。在那个蒙昧的年代，举报、打小报告是一件丢人的事情。面对恶俗，大家都选择了容忍和沉默。

让新生和复课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新生着实是吃亏的，那些考上中专、中师的，几乎没有新生。极少数成绩特别好的新生，目光瞄着重点高中和未来的大学，而那些盯着中专中师的新生，几无例外地都要走上复课之路。少则一年，多则三五年不等。邻居张家的大哥，学习极是勤奋，只是总不及第。等他考上中专那年，他的许多同学已结婚生子。我常常拿范进跟他开玩笑，他竟不发怒，多年的磨炼，脾气是极好的。

我在初三也复读了一年。第一年考中专名落孙山，第二年中专分数够了，志愿报的不好，没被录取，索性读高中去了。

三十年河东河西，复课生已渐行渐远。现在的孩子读大学考研究生都不稀罕了，现在的孩子名字、生日报上户口，就不能随便更改，这种规范比起当年的无序，真是大快人心。

我害怕的是，再次同学聚会，我喊着你初中时代的名字，你默然置之。而你酒后吐真言，竟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你对我说：其实，我是你叔叔……

写信

鞍山青年作家潘洗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亲爱的，给我写信吧》。小说里面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故事，我不记得了，但我对小说的题目倒是印象颇深，因为我对写信有很多记忆。

我在小学一年级就学会写信了，这不是夸张。爸爸当时远在鞍山的鞍钢工作，爸爸与家里的联系基本上都是靠书信。我上学了，识字了，爸爸就在信里要求我，在妈妈的指导下给爸爸写信，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汉语拼音代替。

妈妈首先教给我书信的格式，我按照爸爸来信或者妈妈去信的样式，照葫芦画瓢，首先顶格写上“敬爱的爸爸”，换行“你好”，第三行就是“我最近考试考了一个双百，但是我还要戒骄戒躁，争取更大成绩”等等，然后是“此致敬礼”，落款“你的儿子：秋生”，年月日。

秋生是我的乳名，在“育红班”（类似现在的幼儿园）时我就会写。祝愿的话每次都是“此致敬礼”，乡下孩子，不会写什么“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爱你”这样的话，即使是“想”和“爱”，我们基本都不直接表达。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对父母直截了当地表达过。

信封我也会写：抬头写“鞍钢中型厂某车间”，中间收信人的位置写“李桂全（收）”，落款“辽宁省新金县墨盘公社王山头大队后李屯小队”。那时还没实行邮政编码，只要把信封开口用糨糊封好，再贴上一枚八分钱的邮票，扔到那个绿色的邮箱里就可以了。80年代末期，糨糊在农村也是稀罕物，我们常常用黏性十足的苞米糊代替糨糊，效果也很好。不像现在，再结实的包装，投递到目的地基本都是面目全非了。

邮箱也叫邮筒，我更强调邮箱是因为在墨盘乡基本没有那种落地、半个大人高、铸铁的邮筒，邮递员把一个高大约四五十厘米、宽大约三四十厘米、后大约二十厘米的绿色箱子，往人多热闹的地方一挂，就有人往里面投信件。这些信件总会及时被寄出，那个绿邮箱很少被破坏，即使在那些调皮的“小坏蛋”眼里，邮箱也是很神圣的。现在，邮箱变成了某个网站的一个虚拟的空间，前面字母数字随便定义，中间一个“@”，后面缀着网站地址，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一个或若干个绿邮箱，有着投递员钥匙一样的密码。即使这样，密码还会经常被破译，一些窥私癖者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别人的邮箱，就为了找到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秘密，置人格、道德甚至法律约束于不顾。

最开心的是，爸爸每次都将看过的信再寄回来，把错别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改过来，再说些鼓励的话。手捧着爸爸的来信，我如获至宝，我感觉爸爸就在眼前。

后来老师讲授书信的写法的时候，我骄傲地一次次举手回答问题，自满的情绪溢于言表。带着这种情绪，我从小学写到中学，从地方写到部队，我的字开始比爸爸写得好了，我的遣词造句也优美起来，我开始帮助同学和战友写情书，我开始在写信之外写诗写散文了。

现在，我还写信：写邮件，发微博微信。写着写着，我就觉得把自己弄丢了。

原载《文学港》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