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达·露比
一个周三的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在我位于北悉尼的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早早下了班,在夏日的阳光下玩起了一种赤脚滚木球的游戏。这是一种很放松的、澳大利亚版的传统草地保龄球,所以,当轮到老板去给大家买饮料的时候,他就叫了一个人上场代替他的位置。在老板戴夫(注意,大家不称他为先生,而是直接喊他“戴夫”)去酒吧的时候,一群20多岁、挽着裤腿的年轻同事公开嘲笑他刚才的表现。当他端着一个装满冰镇啤酒的托盘返回赛场的时候,开玩笑的人反而提高了嗓门,他自己也加入了打趣的行列。我们所在的也许是新南威尔士州历史第二悠久的保龄球俱乐部,但这里没有笔挺的白色夹克。只有赤脚和啤酒。每个人都被称为“伙计”。每个词组的第二个单词都被缩略了。

这种场景都很稀疏平常。澳大利亚人长期以来素以悠闲放松的生活态度而闻名,从悉尼的这种保龄球俱乐部,到内陆地区的酒吧高脚凳,再到维多利亚州的冲浪海滩,到处都是这种节奏。
据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的人类学高级讲师塔尼娅·金博士称:“说到这种生活态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人的平等主义、幽默感和非正式用语。”
这些特点并不新奇,从19世纪晚期澳大利亚著名丛林诗人和作家班卓·帕特森以及亨利·劳森不惧权威的俏皮话和讽刺散文当中,早就可见一斑。1977年,澳大利亚前板球运动员丹尼斯·李利在觐见英国女王的时候用非常随意的方式问候她:“日安,您过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