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史识和文明气象的帝王小说

《海外文摘》自2017年第1期始，在头条位置连载5期，隆重推出蒙古族作家巴根的长篇小说《忽必烈大帝》。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影视剧中，不缺乏帝王题材，像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帝王中“真正的大君主”（马可·波罗语） 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者，中华民族版图的奠定者……历史在他这里变得波澜壮阔，有太多的传奇、深意和诡秘，可供讲述和挖掘；仅近些年，就有若干个版本，或大传，或长篇小说，或电视剧，或纪录片，总之，超出想象的多。在讲述这段历史的众生喧响中，蒙古族作家巴根的独异之处在于：他与忽必烈大帝在历史地理环境中有种血脉相通，这使他更可能接近人物的性情和内心，生动地还原历史现场；同时，也是对于一个历史小说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忽必烈大帝》中，呈现了他的史识。所谓史识，借钱穆先生的话讲，即是“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②。

一.开篇可见历史文明气象

在《忽必烈大帝》中，开篇第一章“汗位之争露端倪 忽必烈险丧狼口”，写11岁的忽必烈因可怜小鹿，不忍心射杀，被哥哥蒙哥嘲骂。弟兄中只有他没有射杀的礼物，献给出征归来的大汗爷爷——成吉思汗，但大汗爷爷面露喜色，举起忽必烈大声道：“长生天作证，将来得统一天下者，必吾孙也。”③（以下未标注引文皆出自《忽必烈大帝》）因为，“征战多年加之蒙古人天生的血性，怜悯早已经淡出了蒙古人的脑海”，这也是提醒子孙后人，“杀戮不是最好的办法。人要有慈悲之心。”“当灭了西夏以后，进入中原灭金和南宋，那里的人多得像蚂蚁一样，谁能杀得过来？我们要学会柔啊！我看出忽必烈或许有这个心性。”从这个细节，能看出幼年的忽必烈，和血腥气太浓的兄弟们不同，但这又很符合孩子怜爱幼小动物的天性。同时也表明，未来大的历史格局，需要这样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来创建。

另一细节，忽必烈领着幼弟阿里布哥，到一座庙里玩，和海云法师关于释迦牟尼佛像的对话。这为后面忽必烈成为大一统国家的帝王后，实行人治，宽容一切宗教，埋下了伏笔。

接着，就是忽必烈和幼弟遇见狼，忽必烈为保护弟弟而受伤。有怜悯之心的少年忽必烈，在关键时刻拼死担当，机智果敢，可见忽必烈内心的气魄。正如成吉思汗的箴言：“江河长，没有马蹄长；草原广，没有人心广。”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开篇有没有大气象，意味着这部长篇其后有没有大格局。《忽必烈大帝》开篇，就呈现出了挖掘和表现历史文明的气象。他的笔锋指向一个有宽仁之心的帝王，他如何征服天下、治理天下，这种进入历史的视界，也为其后的叙事奠定了逻辑起点。

作为历史小说，最难处理的恐怕还是虚构和历史真实的问题。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力的翅膀。这想象和虚构，像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帝王生涯离不开权术争夺和厮杀，但作为艺术创作，仅仅还原旧史，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一个崇尚权术的国度，对于皇室权术之争的穷尽描写，其负面影响就更一言难尽。在不违背历史和人性真实的前提下，怎样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怎样选材，对于帝王人生的写作，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你能否写出历史的当代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中的新历史主义，亦认为应打破封闭的传统的历史观。

二、史识中有爱的维度

在《忽必烈大帝》中，作家巴根对历史的认识，人性化的立场很明显，这使他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障，超越官本位的社会生活带给人的思维定势，有种人性化的体谅和生命之爱。这种爱的维度，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中，尤其是在帝王题材的写作中，较少见到。这种人性化和爱的维度，体现在上文所讲的成吉思汗晚年的言行中，体现在忽必烈成长的过程中和他的治国理念中，体现在帝王家族的母亲们身上，体现在整部长篇的字里行间。

这里谈谈爱的维系者——帝王家族的母亲们。作为母亲，她们有着一般母亲的爱，更有着一般母亲所没有的大悲恸和大苍凉。

譬如，蒙哥大汗去世后，阿里布哥为争汗位，在年迈的母亲面前说哥哥忽必烈的种种不该，母亲很悲切，不想看到他们因此而动刀，母亲陪他们来到他们幼年时被群狼围咬的地方，用拐杖指着石堆说：“我堆石头记住了这地方。阿里布哥你更小，是忽必烈用身体护住你，是他把你从狼嘴里夺回来的……”作为一个母亲，以爱的方式来平息儿子们的权力之夺，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在对待被俘的金朝皇子完颜真的态度上，周围的人都主张杀掉；年少的忽必烈和他在战场上交过手，他的刀还砍伤了忽必烈，但在军营里，他们二人几乎成为了朋友。当忽必烈的母亲看到砍伤自己孩子的敌人，也是个孩子时，并且忽必烈在为他求情，她的心也软了，叹了口气道：“唉，你也是个孩子啊……”就饶恕了他。在母亲的眼睛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孩子。在她临终前，流着泪对忽必烈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杀你弟弟……”

在作者的笔下，忽必烈是弟兄中和母亲心意最相通的孩子。在他的性情里，有着很多和母亲相似的地方。父親托雷去世后，母亲就掌管了整个家族的事情，这个母亲处事果断、深谋远虑，优待各种宗教人士，这些对成长中的忽必烈应有深远影响。

小说中，忽必烈的夫人察必内心的爱和荒凉也写得很出色。当年忽必烈和察必的儿子们在草原上像幼鹿一样奔跑，看都看不住，而察必病逝前，向帝王忽必烈说：“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只剩……剩……剩……他了（真金）。”另外两个儿子都在征战中死了，她的女儿们在权益联姻中被嫁到了遥远的异域，难以再相见。忽必烈不仅明白，后来也真的尊重了察必的心愿，当真金请求父汗去领兵戍边时，作为父汗的他，没有应允这个太子去远征。此时，他是大汗，也是苍老了的父亲。

母亲在，天然的爱就在。人性在，人和人之间，就会懂得和尊重，而不是完全被杀戮和权力浸透的冷酷。文学总是要写人性中的希望，这也是这部作品的开篇所呈现过的。

三、宽仁而强力的忽必烈大帝形象

为方便表述，先把人物关系交代下。成吉思汗和孛儿帖的四个儿子： 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托雷和唆尔忽合塔尼的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布哥。忽必烈和察必的三个儿子：真金、忙哥刺、那木罕。

这部长篇小说，以忽必烈大帝的一生为主线，其间贯穿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正面直写的方式，这是非常考验历史功底的方式，也是高难度的方式。从忽必烈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的暮年，跨越了几个朝代——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窝阔台长子）、蒙哥，在这几个朝代的跨越中，主要是写忽必烈的成长期；更多的篇幅是写忽必烈执政和治理天下的时期。

在忽必烈的成长期，也就是作为帝王之前的忽必烈，作者注重挖掘和表现其性情中宽仁、怜爱、勇于担当和顾全大局的成分，如：忽必烈幼年不忍心像兄弟们那样射杀小动物；和弟弟一起被狼群包围，为救弟弟而受伤；对同龄人也是敌人的金朝皇子完颜真的救援和呵护；不追穷寇，给他们留一条生路；在弟弟阿里布哥和他争汗位时，相对于弟弟，他的表现算是比较宽仁的，等等。这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成吉思汗病逝，窝阔台成为蒙古汗国的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执政后蒙古全面进攻金朝；窝阔台去世后的汗位之争；蒙哥大汗归天后，围绕忽必烈和阿里布哥之间的汗位之争等。作者对这些历史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很见笔力。

小说前半部分对忽必烈性格中的宽仁、悟道、大气成分的着力挖掘和表现，也可以说是为后面忽必烈登基汗位以后的治国理念，埋下了伏笔。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上，可谓自然、必然，水到渠成。

忽必烈登基汗位后，听取汉人幕僚刘秉忠的建议，取年号为中统，这一年为中统元年，意为中华开统之义，天下归一也。所谓“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④。忽必烈大帝从此开始谱写一统天下、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可以选择对他的创作宗旨有表现力的事件和细节来写。在忽必烈的帝王生涯里，作者巴根着重描述的是，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帝王，他的兼容性、开明性和气度，同时还有他严格的管理和自律、无可撼动的决策力。这二者统一体现在一个帝王身上，方成就了元朝这个历史上重要的朝代。

小说后半部分，描写了忽必烈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注重人治。他在征服土地之后，懂得征服人心。如他对待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态度，“文天祥被押至大都，忽必烈亲自接着，好言抚谕”，好礼相待，感叹于他对南宋王朝的忠心；忽必烈见文天祥久劝不降，就让赵孟頫去劝他，等等。这个情节，历史现场写得很生动。可见，元世祖忽必烈以“仁德宾服四方，优礼以待文士、名流、隐者”。忽必烈在外交方面也很开放，小说写他和马可·波罗亲如兄弟。

作为蒙古族帝王，忽必烈有着严格的道德尺度，尤其他对子孙后代的管理和培养，更见王者风范。如皇孙铁木尔酗酒被罚，在“冻裂三岁牛脑袋的严冬”，忽必烈命人把皇孙拴在马桩上重杖。他厉声道：”戒酒明令在先，他屡屡违犯，将来会误国误族误自己……”

他让儿子真金学藏文和汉文，多了解不同民族的习俗和文化，“我把百官之首——右丞相让你做，你也要成为百官表率。一举一动要慎重，不要狂言。祖汗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忽必烈让长子真金亲自去平定海都之乱，察必坚决不肯，苦苦哀求。忽必烈则说：“弟弟被关，哥哥去救，合情合理。再出事，证明他们没本事，两个大王加一个丞相治不了叛军，我这个当大汗的脸上无光啊！那真是天要惩罚我，谁也避免不了。”

对于这个蒙古族帝王，出征沙场、英勇善战、为帝国而生死，人人都不能例外，无论你是帝王、皇子，还是士兵。他自己在76岁高龄，欲亲征海都，百将大雨中跪求，忽必烈低吼道：“谁也阻挡不了我……我不能把海都这个祸害留给我的子孙。”

忽必烈有着典型的蒙古族人生命的强力和征战的果敢，属于帝王中的帝王，也坚定到冷酷，绝对的王者风度！在他之上，仅有长生天。

小说以忽必烈77岁那年，率军东征日本海而结束。那时他和察必的三个儿子都死了，察必也死了。他的视力也在渐渐模糊，体能大不如前……他心中能够呼唤的也就是“长生天”了。这就是小说的味道——它让人感受到叱咤风云的帝王最终也免不了暮年的悲凉，因为帝王也是肉体之身的人。

四、也可以说是问题

当代长篇历史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帝王题材，大多有想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初衷，事实上也是。《忽必烈大帝》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成熟的电视剧脚本。小说共有50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结局有相应的悬念；叙事主要由人物对话和场景构成，而且比较注意场景的切换，基本是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或者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很好的可读性，比较适合大众阅读。但从文学艺术的极致性追求来看，这也是问题，是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共同存在的问题。

当代作家写历史题材，绝大多数都是沿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电视连续剧的手法，文体少见创新，现代性的思考在文体上少見呈现。这个类型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里，文学艺术性显得较弱；与世界文学中的史诗就更有距离。一方面，也许因历史题材自身的特性，牵制着艺术的创新；另一方面，恐怕不能不说是历史题材作家写作的定位，是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性，而不是史诗性。在艺术形式的选择上，着重的是大众化和适合传播的方式，而不是文体创新。

即便包括这一点，在同类题材中，《忽必烈大帝》也仍不失为一部以文学性见长的出色大作。

注释：

①勒内·格鲁塞（法国）：《草原帝国》上册，第410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③巴根：《忽必烈大帝》，《海外文摘》，2017年第1-5期。

④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七册，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者简介：刘海燕，女，中州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首届青年评论家班学员。著有《理智之年的叙事》《如果爱，如果艺术》。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