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逃难”:文本细读的有效性反思

2017-07-27 00:10马小凤
北方文学·中旬 2017年7期
关键词:卞之琳文本细读有效性

马小凤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摘要:单向度的诗歌线索在诗歌文本细读的解诗学实践中,容易以日常生活经验和既有知识结构来逐一进行诗歌的确证或对应,有悖于文学创造和诗歌想象的艺术规律。文章试从《道旁》诗歌的文本细读入手,分析时代环境和地理空间作为解读诗歌的可能切入口,注意社会历史视野下诗歌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性,思考诗歌读解过程中生活逻辑与诗性逻辑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反思文本细读的有效性。

关键词:卞之琳;《道旁》;文本细读;有效性

相对于《风景》《尺八》《圆宝盒》等传诵度较高的诗歌,诗人卞之琳作于30年代而后成为代表性诗作的作品中《道旁》一诗并不起眼,因此比较而言,对于该诗的文本细读则显得尤为必要。卞之琳《道旁》一诗,表面看来温柔纾缓又不失生活日常的小小情趣,但实际上则字字不离“逃难”,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逃难,饱含辛酸血泪与痛苦焦灼。诗人运用艺术化的诗歌技艺,匠心独运,刻画出抗战时局的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因此,诗歌中与其说是“闲看流水里流云的”,不如说成是与显龙山历史遗迹形成呼应:水流云在,精神不死。但对《道旁》一诗的文本细读不应仅仅停留于此,而忽视其他阐释向度的可能性。目前学界对于《十年诗草》一集中《尺八》《圆宝盒》《断章》等诗关注较多,相对忽略《道旁》一诗,在仅有的研究中容易将其归类为哲理诗或爱情诗。

对《道旁》所诠释的双重逃难,还应当作仔细的考辨。首先来看爱情诗的阐释可能。1933年夏卞之琳毕业于北大外文系,1933年秋张允和认识。①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诗集自序中提到“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别人写爱情诗,也并不一律不会欣赏别人写的这种诗。只是我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②。但是,与张允和的认识在卞之琳的精神生活中还是带来较大的冲击,连一向怕写私生活的卞之琳自己也承认“例外”来了,“无题”组诗成为较好的明证。和张允和,“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充满感伤情绪,三年以后才又重逢。而对于爱情诗,卞之琳对于前期阶段的创作尝试大致是否定的,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卞之琳所述的社会历史重大事件与爱情私生活的书写“禁忌”有着复杂的主客观作用。卞之琳强调,“我这种诗,即使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实际上是社会条件作用)、色空观念(实际上是阶级没落的想法)”③,卞之琳抒情诗诗艺表达中截取现实生活的一点,进行古意翻新而不聚焦于真人真事,这在《道旁》一诗中能够得到恰到好处的反映。《道旁》的诗歌情感基调是轻快而略带欣喜的,但这样一种欣喜的表层以内夹杂着疲倦与沉重,诗歌抒情表达趋于冷静和沉稳的“非个人化”倾向。客观上,穆旦所言“新的抒情”——“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④,利用熟悉的事物传达出“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在这里能够得到部分呈现。在卞之琳的《道旁》一诗中,爱情的私我与社会的大我,某种层面已经内化为诗歌的抒情经验,换而显现出诗歌的技艺性表达。

还应注意到的情况是,1933年年末卞之琳即从河北保定的高中教职辞职返回北平。1934年5月卞之琳翻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在叶公超《学文》杂志创刊号1卷1期發表,1934年夏秋间创作的《道旁》《对照》《水成岩》在刊物《水星》发表。⑤同时,这一创作周期内卞之琳在《国闻周报》《人间世》《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系列译文,赖以维持生计。结合《断章》《对照》等诗歌不难发现,“戏剧化对白”的写法在卞之琳这里有着相应的技术处理,现实感和生活场景得到呈现的同时却又被虚化,加之以古典意趣的摄入,在缅怀与忧思之中蕴含着特定的历史情怀与复杂心情。因此,《卞之琳作品新编》的编选者高恒文认为,“其实《断章》《旧元夜遐想》《鱼化石》等,也是爱情诗。只是我们历来片面理解了作者对《断章》的自我解说而瞩意其“相对的观念”之理念,当作“哲理诗”来解读,然而作为象征诗,其象征意义本来就是通过具体的“客观对应物”来表现的”⑥,“相对的观念”在《道旁》一诗中具体的技艺呈现,更多凸显的是抒情诗歌的艺术旨趣,哲理玄思的成分必然有,但却不应简单地将《道旁》划归为哲理诗。

《道旁》是一首象征性突出的诗歌。文本解读的尝试中,“客观对应物”可以是具体的诗歌意象或母题,也可能呈现为特定的场景。“问路”这一特殊的生活场景,经过诗歌技艺处理能够带来较为多元化的想象空间,一方面叙述者“我”欣喜而且骄傲于被问路,但自身也作为战乱环境之中的“倦行人”,深深了解时局的危困和流离失所的悲恸。卞之琳1933年在保定、青岛各地奔波,困于生计,对于目的地“北安村”给问路人带来的希望,并不能够粗暴地予以破坏。“水里的微笑”在特殊时局下的诗歌抒情中,作为“客观对应物”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表达出“我”的忧思和焦虑,对于前路上希望的幻景在欣喜背后隐藏着莫大的悲戚。

从现实层面来看,“逃难”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出路;从精神层面来看,“逃难”指向一种更深处的悲哀,因为

逃难中的倦行人还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中,“问路”成为一种非典型历史时空下的压缩。在戏剧化场景中,欣喜和惊奇的成分越重,反向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则更加沉峻而压抑。这样一种“新的抒情”是备具理性主义精神的,一方面“抒情本身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调整,其他一些修辞因素正被大面积地调动或建构起来”⑦,更多呈现是一种诗歌技艺。而在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变迁无形中对于诗人和诗歌都提出更新的要求,一切文学都是面向当代文化生活的产物,不能够脱离时代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逃避”只能够是徒劳,暂时的趋避最终还是被狠狠拉入时代洪流的漩涡之中。诗歌文本解读的第一步,允许有着更多维度的尝试,寻求诗歌读解逻辑自洽的丰富可能,这对进一步理解卞之琳象征性较强的诗作有着较大裨益。

注释:

①沈文冲.卞之琳年谱简编[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144页.

②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

③同上,第260页.

④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页.

⑤沈文冲.卞之琳年谱简编[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144页.

⑥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⑦姜涛.巴枯宁的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212页.

参考文献:

[1]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4]沈文冲.卞之琳年谱简编[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5]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6]熊辉.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的维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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