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明清时期中国与欧洲比较研究综述及思考

李倩倩

摘 要：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马克思·韦伯的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后，文化和宗教因素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常用观点。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摈弃了“欧洲中心论”立场，从经济史角度揭示出中国和欧洲最终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纯属偶然。尽管该书在资料运用和推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作者在文化以外的领域寻找中国和欧洲最终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原因的努力对学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试图基于此书的观点进一步探讨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通过商人贸易和军事财政走上殖民扩张道路的原因。

关键词：大分流；欧洲中心论；儒家思想

一、引言

关于中国和欧洲的比较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斯·韦伯曾从宗教和文化角度对中国和欧洲最终走向不同道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上世纪以来，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学者逐渐对韦伯的解释进行质疑并用儒家思想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这一时期的相关著述和学术活动颇多。余英时（2004）专门撰文对韦伯的见解进行抨击，将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政治结构（政府的阻碍和官员腐败）。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用儒家文化解释经济发展”的热度迅速褪去，但这一思潮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部分学者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韦伯则被认为带有“欧洲中心”立场（苏国勋，2014）。近年来，一些学者力图跳出“欧洲中心论”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和欧洲最终走向不同道路的原因，彭慕兰便是其中之一，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即《大分流》）因新颖的视角和看法一经问世便在学术界引起了颇多争论。他（2010）认为：“欧洲的核心地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这一看法与同属“加州学派”的王国斌颇有几分相似。王（1998）认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本文尝试基于《大分流》观点探讨明清时期中国没有通过商人贸易和军事财政开辟海外殖民地的原因。

二、《大分流》概况

《大分流》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研究法，与以往不同，作者将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进行比较。对于欧洲来讲，主要是西欧；对于东亚来讲，主要是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南部和南部），日本和中国内地等涉及较少。使用的指标具体为：人口、资本积累、技术、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家庭劳动、奢侈消费、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面临的瓶颈、解决途径等（彭慕兰，2010）。

《大分流》作者认为，1800年以前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近代欧洲的突变并非由于欧洲内生的经济优势。煤业和蒸汽机的发展及新大陆提供的资源和缓解人口压力的渠道帮助19世纪的欧洲突破发展瓶颈并最终走向资本主义，而中国和日本等则通过劳动密集以及国内贸易等手段在国内满足这些需求。虽然并没有使他们陷入一种直接的生态困境，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做法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生态环境（彭慕兰，2010）。

三、关于《大分流》的各种争议

《大分流》受到的争议颇多，批评者从资料运用和推理等方面进行质疑。支持者则认为尽管此书存在一定不足，但总体来讲瑕不掩瑜。目前来说，关于《大分流》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走出“欧洲中心论”了吗

部分学者认为此书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卢汉超（2010）视其为随着中国崛起出现的西方“唱盛中国”的著作之一。李大伟（2013）认为它“至少是主观上摒弃了‘欧洲中心论思想，想通过比较研究客观地探究近代东西方历史发展差异之原因”。但有学者并不认同。赵轶峰（2005）从方法论角度出发，认为《大分流》的论述主要是从经济技术而非文明史角度来探讨“发展”，这样一来容易导致以欧洲式的经济社会体系为参照，“忽略了对与‘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发展觀的检讨，虽然采取了‘颠倒'提问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相对于经济视角下的发展观念，文明史角度下的发展观念更多涉及价值，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大分流”值得进一步探讨。王家范（2004）在肯定了此书给中国社会经济史界带来经济史研究新视角的同时，认为彭慕兰在对比江南和英格兰时没能完全放弃用传统欧洲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江南的思维，另外为极力摆脱欧洲中心论在理论使用上又有失偏颇。

（二）比较单位的局限性

尽管彭慕兰一再强调选取中国和欧洲的一些核心区进行比较的合理性，但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赵轶峰（2005）认为这种比较只是“弱化了比较不对称性问题而并没有消除它”。同江南地区相比，英国虽然是欧洲的一个核心区，但它具有一个国家的整体行政能力，而江南并没有独立的经济行为能力，“如果从静态的发展水平状态角度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两者的动态发展趋势根本没有可比性”。以这种做法来解释中国和欧洲的历史道路还导致了用局部解释整体的问题。李大伟（2013）也认为彭慕兰为了得出结论而将一些地区特点上升为普遍性，忽视了其他地方的具体差异，有以偏概全之嫌。彭慕兰对印度和日本的涉猎较少也难以全面展现工业革命之前近代欧洲经济发展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相似性。

（三）发展还是“内卷”

在书中，彭慕兰（2010）对黄宗智提出的清代中国长三角地区存在家庭劳动“内卷化”问题进行了批驳，他用中国人对糖、烟草的消费量及妇女劳动获得收入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一个“内卷”的中国，在某些方面中国农业化的“内卷”程度要低于现代早期欧洲。对此黄宗智（2002）用长文进行了回应。首先他对彭慕兰所用资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彭慕兰用的主要是二手资料且写作跨度大、涵盖议题广，对于中国和欧洲的研究者都很难评估其资料的真实性。史建云（2003）承认这一点，但她认为该书涉及范围广且论证方法是对前人提出的西方存在优越性观点进行分门别类，运用二手资料在所难免。其次，他对“内卷”的定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他从彭慕兰在论述1800年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时涉及的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力出发进行反驳。在农业资本投入方面，他认为牲畜使用的增加（也包括畜肥、饲料作物对土壤肥料的增加）提高了农场的劳动生产率；而当时的长三角地区牲畜使用率低、劳动密集程度高。两地在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对农业、农村手工业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无疑导致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在人口转型方面，黄宗智反对彭慕兰将长三角地区的“溺杀女婴”视为“预防性抑制”，他运用资料表明溺杀女婴一定程度上与贫困和生存压力相关。他认为彭忽略了具体的生产条件，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故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为证明欧洲和中国的相似性，彭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及消费变迁等 “五大变化”，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的演变，而把长三角地区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的变化，抹去了二者的差异。

（四）1800年之前的英国与当时的长三角地区总体水平相似吗

主要观点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1800年之前的英国和长三角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黄宗智（2002）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劳动存在内卷化问题，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五大变化”及其与英国煤矿业较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先通过社会革命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 （部分地区） 的人口压力。彭慕兰为证明两者的相似性没有认真对待上述的“五大变化”。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侧重从欧洲史的角度比较当时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认为英格兰和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二者面临不同的限制和机会，因而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不赞同彭慕兰所说的两地发生分流的时间点，认为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在1500—1750年就已经出现分岔，从1750—1850年只是此前发展途径的延长，并且1800年的英格兰已经是发达国家（此时的英国也不是农业国家），而长三角却变得更穷。此外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所需的原料，国内不存在燃料危机。他们认为彭慕兰夸大了海外殖民地对英国最后突破发展瓶颈的影响。

第二类观点认为18世纪末欧亚大陆两端在经济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彭慕兰反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认为在比较劳动力集约时应比较单位总产而非每亩劳动力的投入，在计算总劳力时应区分成年人和儿童，还要考虑食物的生产占全年劳动的时间。他认为黄宗智的“内卷化”定义并非中国经济的特别现象，同时他不认为18世纪的江南存在人口压力。杰克·戈德斯通认为长三角的农业生产水平在1800年前从各方面衡量都比英国强（张家炎，2003）。

针对彭慕兰的回应，黄宗智（2004）认为彭慕兰承认他所说的长三角地区存在“内卷”问题。但彭慕兰对他的批评——“夸大了粮食生产与花—纱—土布生产的差异和数据使用前后不一致”——掩盖了他们在此问题上的共识。

（五）决定欧洲与中国产生分流的因素

彭慕兰（2010）认为煤炭业和蒸汽机的发展、殖民地的资源和缓解人口压力的作用促使欧洲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杰克·戈德斯通则反对强调英国煤炭与美洲原料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他更注重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能源作用）对促进英国与其他地区产生分流的影响。不过有学者表示怀疑。蔡春（2008）在肯定《大分流》为学术界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18世纪以来中西发展道路带来了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对彭慕兰的结论产生怀疑，认为他得出的欧洲最终胜出的原因过于简单。基于用煤不足以解释英国的工业化，与彭慕兰相比，她更强调欧洲的内生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一点与黄宗智等人比较相似。她进一步指出欧洲胜出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尤其是财产所有权制度。不过，裴广强（2014）承认煤炭对于中国和欧洲分流的重要性，但认为江南和英国煤业的不同发展在于两地开采及利用条件的不同而非两地煤储量存在的差异。他指出了江南地区存在的劣势，并认为中国和欧洲最终的分流绝非偶然。

部分学者还批评了彭慕兰等人在研究过程中引入大量演算的做法，他们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均收入缺乏足够可信的数据统计条件，以个别情况的数据大胆推算得出相关的经济指标来比较当时江南和英国的情况有点牵强。虽然“量化可以提高表述精度、增强说服力”，但“唯数字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王家范，2004；张家炎，2003）？

总之，关于《大分流》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摆脱了欧洲中心论”“选取的比较对象的科学性”“1800年的长三角地区是否存在内卷”“1800的英国和长三角地区是否有相似之处”和“大分流的原因”等方面。众学者的观点对笔者深入了解《大分流》一书有很大帮助。不过，他们所理解的书中的比较对象不一，或是中国和欧洲、或是江南和英格兰、或是江南和英国，甚至亚洲与欧洲。本文无意从以上问题入手进行探讨，而是尝试基于《大分流》的逻辑探究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何没有走上商人贸易和军事财政相结合的殖民扩张道路。

四、进一步的思考

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何没有走上殖民扩张道路是许多学者在此书基础上提出的问题（赵轶峰，2005），不过少有人对此进行解释。作者尝试从以下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一）财政因素

彭慕兰（2010）在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为何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发展时指出“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少，为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这似乎是明清政府不支持海外贸易、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原因。但在王国斌（1998）看来，中国的财政状况在18世纪略有结余，其前后颇为拮据。面对财政困难，政府往往采取节流而非开源，如发展商业。即便是明朝，其财政状况也不是很好，黄仁宇（2000）在分析明朝覆亡的原因时就强调了财政问题。在清朝，自康熙时期开始，清政府就通过办捐输的方式应付额外财政支出。一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出于财政困窘通过“就地筹款”筹集军饷（刘伟，2010）。

（二）地缘因素

彭慕兰（2010）在书中多次指出清政府关注的是中亚而非沿海。它虽然会对每年前往东南亚经商的客商表现出某种关心，但对定居海外的中国人却截然相反。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以中国为基地的私人贸易的发展。黄仁宇（2000）强调了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面对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领土（中国长期的“外患”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政府关注的是饥馑和可能引起的谋反与叛乱。董知顺（2013）在分析明清时期的闭关政策时也强调了反叛势力的因素。

（三）文化因素

韦伯（2007）曾强调了加尔文宗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加尔文宗“此岸”和“彼岸”的张力使清教徒为了证明自己被上帝“拯救”而不断去求得现世的成功，在此过程中不断理性化。与新教相反，韦伯认为儒教对世界采取的态度是适应而非改造，“儒教的传统主义取向始终固守着它的支配与统治地位，连同其‘君子不器'的理想与‘重利轻义'的主张，使得中国经济无法朝向西方理性主义之途演进”（刘雪飞，2011：33）。然而侯杰（2000）认为，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实践色彩极强，已成为促进商人从事商业活动、获取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长久以来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樊卫国（2002）认为明清两代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使當时的经济逐渐内倾化。刘军（2009）在分析明清时期的海上贸易时虽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未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海上贸易总体呈持续增长态势，但承认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式法规和官吏的盘剥都限制了商人的发展。董知顺（2013）指出郑和下西洋的庞大队伍是对民间海外贸易的威慑，这一创举表现了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朝贡贸易的兴盛，而朝贡贸易背后正是“汉官威仪，万邦来朝”的华夏中心论心态。

不过，苏国勋（2014）认为儒家思想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此外，儒家思想“对宗教信仰的来世、彼岸世界所抱持的超脱、不甚关心”的态度和敷衍心态反而使中国“避免了类似西方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杀戮”。由此看来，儒家文化的这种特点或许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的原因之一。但如何解释元朝统治者的连年征战？黄仁宇（2000）在解释为何元朝的统治较短时认为元朝统治者不愿将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他们认为“儒教的出头就等于中国人（即汉人）的出头”。这一观点似乎从反面再次证明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样，文化又成了解释中国没有通过海外殖民来突破其生态制约的因素，但过分强调文化因素并不妥当。除了地缘因素和文化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

五、结语

尽管《大分流》存在一定的缺憾，但它是彭慕兰摒弃“欧洲中心论”立场，寻找除文化因素以外，影响中国和欧洲最终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因素的努力。另外，作为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和欧洲的反思性著作，该书的意义不止于此。中国的崛起除了经济的高水平增长，还包括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实现。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只完成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包括财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方面仍有待发展（周庆智，2014）。“如何界定政治参与的边际、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恰当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需求”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孔飞力，2013）。在孔飞力看来，“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他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现代性建構是相通的（陈兼，陈之宏，2012）。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否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实现？孔飞力（2013）表现出了审慎的乐观。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承认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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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