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镜像理论与人格理论看田耳长篇新作《天体悬浮》

2017-07-28 02:53索果彭在钦
青年文学家 2017年21期

索果++彭在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现代性与本土化路径研究(编号:13YJA75103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YBA149)。

摘 要:田耳新作《天体悬浮》给读者留下关于“善念”的思考:物欲与人道的交织,人性变得敏感、脆弱,但这不能成为善念缺失的理由,善念是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维持灵魂纯净的良药,也是心灵救赎的良方。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佛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人性、善与恶、法律与道德的界定给人以启示,在生命的天平中,每个人的选择和境遇有所差异,甚至会分道扬镳,走向命运天平的两头,但维持和传播善念是人类的天职,它应嵌入人的灵魂,因为在苍穹之下,生命太渺小,唯有善念才是永恒。

关键词:天体悬浮;镜像理论;人格理論;善念传播

作者简介:索果(1992-),女,贵州平塘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文教育与文学评论工作;彭在钦(1964-),男,湖南浏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学、语文教育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3

湘籍作家田耳的新作《天体悬浮》以符启明与丁一腾这对基层派出所的“患难兄弟”为故事主线,讲述两位基层派出所非正式工作人员的生活史和成长历程,并以二人的生存环境的变迁侧面呈现出当今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作品中,田耳通过“竞争编制”、“打野食”、“放狗”等诸多事件埋在伏笔,两位性格迥异的主人公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渐走向生命天平的两端。从埋藏在作品中的暗线可以看出,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通过镜像理论和人格理论可以获得一个独特的视角欣赏这部关于灵魂和人性的佳作,同时,作者独特的笔法和朴实的语言,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当今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小说中,还有许多考验人性的临界点,不仅触发读者的思考,而且也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接下来,笔者把镜像理论和人格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评价《天体悬浮》。

一、镜易圆,人难圆

拉康的镜像理论提出,婴儿的自我认识阶段有三个时期,即前镜子时期,镜子时期,后镜子时期。此理论将主体的形成过程分为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个阶段,并依次递进最终构成一个有意识、有感知的理性主体。如果三个阶段的顺序颠倒,则意味着主体从理性陷入非理性,直至无理性,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个体精神分裂的过程,并最终导致个体进入现实界[1]。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天体悬浮》,可以反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归宿,这也是小说的亮点所在。小说的主人公符启明十分圆滑,他仿佛天生具有某些“超能力”,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他都能办成。他身具“拉皮条”的能力,能把有限的人脉和社会资源盘活,通俗地讲,这是一位白道与黑道通吃的角色;而丁一腾正好相反,与符启明相比,丁一腾的老实和木讷更加衬托出了符启明的灵活和圆滑,这也从侧面反证了符启明是条“道士命”。

象征界的特性是欲求,它是主体进入“象征界”的动力。作品中,主体进入“象征界”的过程就是认同“道士命”的过程,也就是说符启明内心不仅接受了自己是“道士命”,而且他的言行都遵从“道士命”特有的标准,例如: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要让别人对自己形成“依赖”和“崇拜”,当你让别人为你做事时,别人不仅会竭尽全力地帮忙,而且还会对你千恩万谢;男人一定要“坏”,适当地放出信号,这样才能俘获芳心……虽然他拥有很强的社会性,谙熟江湖规矩,头脑灵活,但由于生活环境和阶层所迫,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佴城寻求生存空间,后因欲求过胜,肆意发挥人性的恶意,触碰了人性和法律的底线,导致灵魂走向魔道,正因如此,他才沉迷于观星的爱好中,或许,在符启明看来,这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而丁一腾恰好相反,他在生命行走的过程中,一直航行在“正义”的航线中,所以,他能从天平的混沌区走向天平的另一端。在想象界阶段中,符启明与丁一腾处于混沌区,由于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他们互相认可对方的生存方式,符启明欣赏丁一腾的品格,丁一腾则对符启明五花八门的生意经和三教九流的人脉产生认同。正因处于一个混沌区,两人一直曾有游离于天堂与地狱之间。在现实世界,二人的人性正式走向分裂,一个成为律师,另一个则成为长期从事各种社会非法活动的首脑。

在镜像理论中,若是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个阶段的顺序倒置,则导致个体精神分裂,把此理论用于分析这部作品恰好证明了符启明对自己命运的定义——道士命,这是小说的关键点。若按常规的情节发展,洛井派出所转正的编制应该是符启明的,但因他拥有道士命“能折腾、爱折腾”的特点,才把小说引入高潮。这是田耳的高明之处,他“就子打子”,把即将顺势流下的溪流,导入另外一条河流,最后,小说的结局如同丁一腾说的一样:“人与人的关系便是那么微妙,稍微一个眼神不注意,就会产生隔阂。”虽然二位主人公并未在语言上撕裂,但内心早已被各自的信仰隔开,这是一条永远都跨不过洪流。尽管开庭前,符启明开诚布公地与丁一腾谈话、交底,但二人终究是回不到过去了,就像丁一腾再次遇见沈颂芬,符启明找到小末一样,信仰不同,如何能再如往常一样饮酒、作诗、观星,毕竟,灵魂陷入歧途是无法拯救的。所以,保持善念,传播善念,并把它镶入灵魂里,生命才变得有意义。

二、勘探人性,救赎灵魂

人性是生命中最珍贵、最稀有的品质,也是生命中最灰暗、最见不得光的部分,它既有真、善、美,也有丑、恶、毒,它是生命中最难界定的一部分,所以说,人性是复杂的。《天体悬浮》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即是人类个体的代表,也是人类整体的代表,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性”,而人性的界定往往是最复杂,最混沌的,丁一腾与符启明是生命天平两端的代表,他们也是在混沌中逐渐摸清自己的人生轨道,从而一步步走向分裂。佛洛伊德的人格论、善与恶的交错对人性的勘探、灵魂的救赎是很好的证明。

(一)人格论

佛洛伊德的人格论提出,本我、自我、超我构建成完整的人格,个体的发展以“本我、自我、超我”作为标准,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本我和超我分别是个体生物性和个体精神境界的体现,二者由自我连接,在小说中,符启明与丁一腾的人物性格,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本我和超我的体现。符启明是一位物欲很强的人,他油嘴滑舌、滥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与丁一腾的正义、阳光相比,符启明的性格显得有些黑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符启明的角色更接近与本我状态,丁一腾的角色接近超我状态,二者的人格狀态综合起来,十分接近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本质状态。人是具有多面性,从本我到超我,需要经过中间地带,同样,处于生命天平两端的符启明和丁一腾中间也有中间地带,在这里二者目睹三教九流的嘴脸,也体会了人性脆弱、自私的一面,所以,作者把观星的情景作为小说里人物自我救赎的过程。小说是从第三人称“我”(丁一腾)的角度展开,从“我”第一次观星到把望远镜送给初恋情人沈颂芬的过程,每一次观星都是对观星者的救赎。浩瀚无边的星空是对观星者最好的释放,只有在星空面前,才知晓个体的渺小,渺小到犹如尘埃。

观星是令人敬仰的行为。仰望星空,勘探宇宙,把宇宙一刹那便闪过的美丽用相机定格成永恒,把浮躁的当代人带到静谧浩繁的神秘世界,阔别尘世的浑浊与欲望,以是,“观星”在小说是灵魂救赎的一种方法。“我”第一次观星是在小末、符启明和沈颂芬的鼓舞下开始的,当时,丁一腾和符启明还是洛井派出所的辅警,天天与管辖区内的三教九流打交道,这个阶段也是二人关系最好的时刻。“我”最后一次观星是与符启明一起,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符启明正在策划一起杀人计划,而“我”则成为了凶手不在场的证明人。其实,在这之前“我”与符启明已分道扬镳,但丁一腾与符启明最后一次观星是本部小说高潮部分。小说中,在丁一腾最后一次与符启明观星时,符启明拍下丁一腾观星的背影,这一部分作者没有过多地对人物和环境进行描写,只是通过“我”的阐述表达,星空竟然会有不同的颜色。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丁一腾的灵魂与符启明的灵魂彻底走向生命天平两端的标志,曾经的兄弟,其中一位通过不断地努力成为法律的代表,从执法者变成掌握杀生权的律师;而另一位,从法律者酿成经济罪犯、淫秽罪犯、杀人犯。符启明为满足个人的生存欲望,无原则,无底线地采取非法手段获得利益,体现出了符启明的生物性,为了生存而生存。虽然,丁一腾屡次遭受生活的压迫,但他一直努力朝自己的目标靠近,直至实现目标,他是小说中唯一拥有稳定家庭的人物,这更加能衬托出丁一腾内心的光明。当辅警时抓粉哥、粉姐,抓小偷,打击赌徒,丁一腾的工作对象无不显示出人性灰暗、向下的一面,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中,丁一腾依然保持这积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这些都表现出了丁一腾内心的阳关。

上文中,即论述了符启明人性里的物欲、贪念、灰暗面,也论述了丁一腾积极、平和、正义、阳光的人格,一个是本我的代表,一个是超我的代表,着眼于现实生活中,这即是对生活的描述,更是对个别、对人道的描写,与其说,《天体悬浮》主要讲述符启明和丁一腾的故事,还不如说本书讲述了现实生活中个体的人性以及善与恶的一面。人性的善与恶,简而言之,就是对原欲的控制程度,苏妹子、夏新漪、春姐等人的堕落和不自爱,在原欲的诱惑下,她们没有把握住女性的底线,误入歧途后,她们一步步深陷犯罪的泥潭,以至于彻底失去底线和人性。

(二)善与恶

“善与恶”是人性中最尖锐的矛盾,就如小说中的符启明,他利用执法权利谋取利益,同时,也为一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如他开娱乐场所,虽然存在一些非法交易,但是也为王宝琴这类穷人家的单纯女孩提供就业机会,即使这些岗位与公务员、教师等正式的工作相比缺乏主流性,但与春姐、夏新漪、苏妹子这类人相比起来,王宝琴要正派一些,而且,王宝琴也是通过这份工作,获得了好归宿,从某种程度上说,符启明也算是做了好事,但整体而言,符启明也做了不少坏事,所以,小说中符启明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他无所谓好坏,他人性里的特质,留给读者们更多的思考空间。这也启示读者,对待生活中的“符启明们”,既需要有对人、对事与人性深刻而犀利的洞察力,也需要有大气而精微的笔灯烛照。这不仅仅是由人情世界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因男人之间义与利关系难以把捉使然[2]。

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伍能升同样也游离于“善与恶”的边缘,为了维护母亲,在新仇旧恨的“唆使”下,亲手杀死母亲的情夫。从善的角度来说,他不可取,毕竟性命关天;从恶的角度来说,他这么做无可厚非,一个男人难以忍受一位侮辱亲父,伤害亲母的人,所以在看到母亲的情人从肉体上伤害母亲时,伍能升心生恶意,冲击房间里把母亲的情人杀害。从此角度出发,伍能升也是一位很复杂的人设,他仿佛被夹在道德与法律之间,难以从他的行为对他进行判断。

(三)责任与道德

在小说的尾声,作者通过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把符启明与丁一腾内心最敏感的情感表达出来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直接对二位主人公内心的独白进行描写,而是把“责任与道德”作为试纸,把二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符启明深知自己难逃法网,便邀请丁一腾前往广州,并向丁一腾摊牌多年前的事实,让丁一腾知晓事情的真相,同时,也暗示丁一腾陷害安志勇的缘由,符启明做出这一系列决定的动机,既有对初恋的爱,也有对安志勇的嫉妒和恨,更多的是对道德的误解。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在帮助马氏父女,但他忽略了一点:生命的不可侵犯性。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抱着何种目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更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何况,还是通过带有侮辱性的方式让马桑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做法违背人性,违背道德,无论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法律的角度,这都是不可取的。

一直行驶在正义道路上的丁一腾也面临一场道德和责任的考验。符启明的案子结束后,丁一腾不想让妻子王宝琴过渡迷恋观星,便把符启明送的望远镜送给初恋女友沈颂芬,沈颂芬借此机会制造了一场与丁一腾独处的机会,丁一腾险些“失足”,庆幸的是在诱惑面前,丁一腾最后选择了责任,他想起自己的女儿和妻子,清楚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在诱惑面前,他选择了家庭、责任、道德。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丁一腾与符启明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灵魂的差异。与其说这是命运给二人的安排,不如说是二人的选择和人性造成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有“人性”,既然具有人性,那么必定会有强烈的生存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本来就狭小,所以他们对物欲的需求也十分强烈,只有充足的物质才能支撑起整个家庭,才能获得相对宽阔的生存空间,这一目标不仅是符启明与丁一腾所追求的,也是许多底层人民的追求,但需要强调的是,追求物欲的同时,不可丢掉人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失去人味,也就失去了底线、原则和道德。失去道德的控制,就容易做出一些冠冕堂皇的事情,活着也犹如行尸走肉,毫无意义,这也是小说留给人们的反思人性空间。

这部小说的亮点在于,作者通过平角视角,以一种平淡的心态来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给读者呈现出了底层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动向,同时,作者打破了公安题材小说的常规,没有可以去丑化、恶化任何一个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许多侧面描写和反证的方式,把评价的标尺交给读者。在小说中,人性两端的灰色地带、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两性间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人与人之间的恶意作者都以一种平淡的口吻和心境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最后,作者把角度引入星空,小说的格局直接被扩大,在浩瀚无垠的星空下,无论是人性、人道主义、江湖义气、利益、恩德、抱怨、物欲……都显得十分渺小,且轻如尘埃,仿佛唯有“善念”才是这个宇宙中最有分量,最永恒的信仰,同时,这也是作者想传达给读者的信念。结合当下的社会现状,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功利、黑暗、利益、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主流,“善念”仿佛只存在于理想的乌托邦里,在现实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发现善念、保持善念、传播善念,这是《天梯悬浮》留给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胡朝霞 蒋天平.镜像理论和伦理学双重视闽下的《海尔格伦的海盗》[J].求索.2015.10—80.

[2]张永禄.含混的诗学:《<天体悬浮>解码》[J].南方文坛.2016.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