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武文化”的特性

马璐妹

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不能离开传统军事文化的土壤凭空生长，必须移植传统军事文化的德性灵根。中国传统武德文化，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传统武德文化，对于先进军事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色卓著的徽州“武文化”是中国传统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但是，学者们对徽州“武文化”的忽视导致了人们对徽州武文化特征的了解颇为欠缺。因此，本文试图从徽州地区“尚武”的表现，研究徽州武文化特征，对挖掘和弘扬武文化和徽州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武文化内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武为：夫武，定功戟兵，故止戈为武。《广雅释诂》中日，武者：勇也，健也。《释名释语》中日，舞也，征伐动行，如物鼓舞也。善于兵事也，战斗之方术也。由此可见，武即武术，军事武力、武略、武德、武舞，概括为中国武文化。

中国武文化源远流长，武的内容及表现也形式多样，通过对“武”的文史学研究，阐述了武术、军事武力、武略、武德、武舞等武文化的多层次内涵，目的是提高人们对武文化的理性认识，以便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武文化。

二、徽州“尚武”的表现

“尚武”精神是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断、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须的精神支柱。

一般认为，一个地区武术的发展兴盛，习武人数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一个地区的习武人数众多与该地区的习武理念、围绕习武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所形成的尚武风尚等密切相关。

就文化地理而言，徽州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今皖南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及江西的婺源县。徽州初属山越故地，迟至唐以前其民风仍“多以材力保捍乡土著称”。伴随络绎不绝之中原移民的涌入，儒家文化渐成主流，唐宋之际徽州风尚由“崇武”转向“尚文”。

（一）崇文与尚武现象并存

如今在徽州村落尚存的一些老宅楹联内容，充分反映了当时徽州人崇文、重德的心理。“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书作良田何必嫌无厚产，仁为安宅由来自有亨衢（大道）”。

明清时期徽州昌盛的文风由此可见一斑。那么，在昌盛的文风背景下，此一时期徽州的武现象如何，是否就一定“轻武”了呢？如果对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就不难发现，“文盛”其实只是反映了徽州社会风尚的一个侧面，而“武昌”则反映了徽州社会风尚的另一个侧面。

在遗存下来的徽州文书中经常能看到许多民间的“学拳关书”等拜师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徽州的习武之风。明清徽州府县志中关于社会治理而产生的武术活动、武术教育的记载，以及徽州民俗活动中关于武术要求的记载，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尚武文化氛围，体现了尚武文化的传承。

（二）习武炽盛与英雄崇拜的双重影响

在徽州，大量拳种出现，武术名家辈出，并有武术著作问世。徽州早在唐朝就有隐于城阳山的许宣平创立太极拳三十七势，又名长拳。南宋梁时的程灵洗，徽州府休宁人，传太极与其后人程秘，后改太极拳名为小九天。明永乐年间，徽州府回族吴氏祚永奉诏阖家迁往沧州，其十世吴钟创立八极拳。明歙县程宗猷“自幼习武，注重弓、马、刀、石英钟功夫，操练南拳，武艺高强，从他习武者达数十人”。事实上，在明清时期，徽州程氏大族，父子兄弟辈中会武术者居多。徽州歙县人程胤兆在《少林棍法禅宗》跋中指出：吾族自晋，梁唐以来理学文章之外，间以武功显。晚清抄本《议约》中也指出：新安古昔称材武，民间练习。

徽州人极为崇拜汪华、程灵洗等以武显名的真实人物英雄，到了明清时期这些英雄人物更是被人们神化了。早期的徽州人主要是通过祭祀手段，表达对祖家的一种敬意，寄托哀思，发泄隋感。祭祀的内容与先人的功德、传说、神话、农业生产有关，使徽州人在活动中由最初的对他们的崇拜发展到敬神。

三、徽州“武文化”的特性

（一）历史的必然性

宋人罗愿在《新安志》中指出：“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古徽州早期居住的土著山越人“勇悍”、“好武习战”，其“武”的特点鲜明，是主流的民风。在早期的古徽州历史上，也出现了一批因武艺而名世的人物。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在东晋南朝时期，一些北方士族为躲避战乱，大量向徽州在内的南方地区移民。为了占据一席之地，这些世家大族不得不以武力征服“勇悍”的山越人，使得迁徙而来的移民们也养成了崇尚武力的风俗，并传承下来。

（二）商业发展的需要

明清时期，徽州人常常将入仕作为人生的正途，将经商作为第一等生业，以谋求个人身价。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徽州的武术主要就是为实现这一价值服务的。由于明清社会动荡，治安相对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外出经商的徽商在取得商业的成就后，就需要有武艺高强的人来保护。因此，明清时期徽商特别重视对习武人才的培养，以提高自己在经商过程中的防卫和防范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武之风在徽州盛行的重要原因。

（三）宗族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很大程度上以宗族结构为框架，谈到徽州文化也会使人立刻想到这其中蕴含的宗族文化特色。徽州作为机具宗族特色的社会，要求内向凝聚、外向相斥，为了宗族利益，民间常常结社习武，这应是明清时期徽州武学兴盛的一大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因。在多种典籍文书中记载这有关族人习练武功保护自己家族产业的事迹，这也可以间接说明宗族与徽州“尚武”有很大关系。例如《歙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曾有这样一则在倭患严重时备战倭寇的乡约记载：“固严闸栅，庶緩急守卫有基；推举勇骁，俾临事当关足恃用；告十八管首领，相率上下街。吾人请合志而同心，各效谋而宣力，庶几人和愈于地利，奚啻五里之城，所谓讲武正以销兵。”这说明岩镇程氏有着自己的宗族武装，并组织训练。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宗族利益的需要对徽州“尚武”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强的推动力。

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商业发展和科举的需要以及守卫乡土财产的现实等，徽州人一直保持着习武之风，并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文武相对平衡发展的局面，这在当时的全国也是极少见的。

（作者单位：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基础部人文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