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国（下）

李春雷

第五章 红五月

百团大战打破了多田骏的“囚笼政策”。之后，日军实行所谓“牛刀子战术”，结果又被粉碎。再提出“分散配备，灵活进剿”战略，依然无效。华北八路军、游击队如火之燎原。

至此，多田骏不得不去职。

1941年7月15日，冈村宁次大将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号称日本军界三杰之一，1884年5月生于东京，德川幕府武士的后裔，191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之后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区队长，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汤恩伯都是他的学生。1914年8月，冈村任参谋本部战史课参谋，到青岛收集战史资料。此后，他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青木宣纯中将的助手，长期驻北京。1924年，他任上海日本领事馆武官，并被孙传芳聘为军事顾问。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1月，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5月代表日本与中国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在东北基本剿灭共产党的抗日联军；1938年7月，他由东北调华中，任11军司令官，指挥部队攻克武汉。

冈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军情，且治军严明，爱护下属，即使对身边的勤务兵也彬彬有礼，深得下属拥戴。

他上任后，在北平翠明庄集中一段時间，专门分析前任多田骏失误的原因。他认为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12军、驻蒙军、直属第27、35、110师团及4个独立混成旅团，日本在华的最大方面军，共18个师团约40万人的兵力）历来高度分散兵力。由于缺乏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不动的防御，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工作，充实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入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

冈村宁次确定的战略是：“治安肃正”，竭泽而渔。

把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在“治安区”，即日军所谓能够稳固统治的地区，以清乡为主，利用伪组织和隐蔽的特务网，强行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建立伪保甲制度，实行村民“连坐法”，建立各级伪组织和新民会、商会、合作社等，强化伪自卫队、保安团、警卫队等汉奸武装，对青年强制进行特务训练，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

在“准治安区”，即日伪与共产党力量均能进入的地区，以蚕食为主，镇压与怀柔并用，逐渐驱逐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政权和地方组织，建立伪政权和伪组织，使游击区逐渐变为敌占区。

对“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反复清剿，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以达到巩固占领区、控制游击区、蚕食根据地边沿区和“扫荡”根据地腹心区的目的。

为了完成对占领区的控制，冈村上任后，进一步大修铁路、公路，构筑据点、碉堡。

截至1942年7月，共修公路102465公里，建据点1892个，碉堡岗楼5591个，封锁沟7618公里，封锁墙5605公里……

在日军频繁扫荡中，129师损失惨重。

2月9日，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在武乡大有镇指挥作战时，中敌山炮弹牺牲；2月19日，新十旅旅长兼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著名抗日将领范子侠在沙河高庄反扫荡中牺牲；3月25日，日军3000余人扫荡邱县南部，385旅769团的两个连，在烟屯村遭遇合围，全部牺牲；4月11日，新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带部队在南宫郑家堤被围，全部牺牲；4月29日，新四旅和冀南第四军分区机关在香城固一带被4000多鬼子合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阵亡……

1939年整个根据地面积曾达104147平方公里，到1942年已下降到81291平方公里。冀南区更为严重，几乎全部变成了游击区……

冈村对负责太行山扫荡的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大为不满。

冈村宁次决心对129师主力部队控制的太行地区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1942年4月底，他委派自己的得意助手石野美男大佐到第一军，协助谋划和指挥。

几天后，“C号作战计划”出炉了。

5月15日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之共军……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军不同，能愈挫愈奋，还在于其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黑虎掏心。

在他授意下，日军设在保定培养专门特务人才的“日华训练队”的50名青年学生提前毕业，派往太行山。另外命令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挑出150名勇士，组成两支挺进队，由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统属深见信次中佐（日军上党道特务机关长）指挥，进行专门训练，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

这些人都精通汉语，熟知民情，能说八路军的交往语言，每人都有一个小折子，贴着129师主要指挥员的照片，刘邓为首。

死里逃生

冈村不愧为中国问题专家，他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很耐人寻味：

北伐北进军事第一，扫清苏联赤化；

西伐西进政治第一，煽惑重庆政权；

南伐南进文化第一，联络联盟投降。

邓小平仔细琢磨了一番后，叹息说，冈村宁次是很有头脑的，也很有策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敌人学习。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刘邓商量，两人分开行动，刘伯承留太行，邓小平到太岳。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无奈，这是危急时机的一种特殊预案，是对局势做最坏估计的一种极端处置。万一总部被敌人包抄，最高首长全部蒙难，岂不群龙无首？

1942年3月18日晚，邓小平出发了。

临行前，刘伯承再三吩咐随行的警卫连长，晚上行走时将马蹄用棉布包起来。看着邓走远后，又对李达说：“你立刻通知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当天电告师部。”

即使这样，他还不放心。

3月19日晚，邓要过白晋线，刘伯承又到值班室。

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过白晋线，到太岳区。”

因为过铁路，敌人封锁严密，晚上有巡逻队、探照灯，村庄里还有汉奸，如果地下工作人员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危险。刘放心不下，对两个参谋说：“我知道了。”说完，他让两个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

两个参谋怎么能让师长亲自值班呢？连连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有情况，我们立即报告。”

刘伯承看着他俩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的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命令道：“你们先睡，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

刘又回到值班室，继续翻看值班日记，一盏煤油灯照着他。一直到后半夜，机要室送来译好的电报，陈赓报告说，邓已安全到达太岳。

刘揉了揉眼，轻轻地走到隔壁，见两个参谋睡得正甜，不忍叫醒，就又坐了下来。

邓小平的行踪显然已被日军侦知，在太岳区行动的日军情报人员，人人手中都有一张署名邓小平的照片，背后写着“在太岳”三个字。只是，这张照片上的头像不是邓小平，而是385旅政治部主任卓仁灿。这批照片是日军情报人员从国民党内部获取的，当时摄影技术还不普及，紅军内部鲜有照片，而且邓小平是政治工作人员，平时不张扬，很少出头露面，在国民党内部交往甚少，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里邓的照片是错的。

5月13日，邓从沁源县部署工作后，连夜秘密赶往王新宁、聂震所住的暖迪村。几天后的18日半夜，忽然接到内部情报，日军正在逼近，邓小平马上起身转移。

果然，刚离开两个小时，鬼子就包围了小村。

好险啊！

喋血十字岭

5月24日，武安敌陷阳邑、活水、沙窝，向白草坪进犯，主力4000多人挟重炮4门，沿武（安）长（治）大道西进，陆空配合，气焰熏天。

长治敌3000余，亦自22日开始向东北出击，经潞城、黎城沿邯长路向涉县、索堡东进，与自武安西进之敌会合。至24日夜，日军已构成向青塔、偏城西北地区三面包围形势。

白晋路襄垣、沁州、武乡之敌共1000多人，22日起日夜兼程，于24日侵抵麻田、桐峪一带。

辽县之敌，先于20日出动，一股敌人约600人图袭桐峪，遇阻击，停滞于桐峪以北山地。24日夜，敌又出动1300余，经粟城向苏公急进。

至此，以上四路之敌对涉县青塔、偏城西北之南艾铺、圪腊铺地区已完成所谓“铁壁合围”之部署。冈村宁次不顾其士兵疲惫，严令日夜兼程以140华里之速行军。

25日，日军25000余人，由岩松义雄亲自指挥，陆空并进，以梳篦队形铁壁合围麻田以东，索堡、偏城以北，阳邑、徘徊以西地区，中心是偏城西北之南艾铺、窑门口村。

八路军主力已转移到外线，被合围的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新华日报》社和北方局党校，共七八千人。这些人大都没有武器，还有2000多头骡子、毛驴驮带着的大量物资。担任掩护任务的是唐万成警卫连，还有769团一营，共500多人。

在此之前的反扫荡中，八路军总部等机关都是转移到这一带，因为这里是太行山的最偏僻处，离涉县、辽县、武安等周围县城均在百里之上，且没有公路相通，根本不适合日军活动。

但这一次，八路军犯了经验主义，估算错误了。殊不知，日本也是个山地国家，日军训练有素，亦善爬山，这次拿出了八路军的吃苦精神，尤其是听说已合围八路军总司令部后，士兵更是脱掉皮靴，穿上布鞋（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翻山越岭，穷追不舍……

八路军总部的厄运降临了，这是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的。

5月24日夜，日军通过电台已测定南艾铺是八路军总司令部，包围圈进一步缩小 。

彭、左、罗也已意识到深陷重围。

可手边没有部队，只有769团一营和唐万成警卫连了。

左权看着唐万成和769团一营教导员王亚朴，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你们的部队大部分是老红军，一定要顶住啊。”

当日黎明，部队已分散扼守十字岭、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险要山头，抵御从桐峪、上清泉、下清泉扑来的日军。

中午，王亚朴和唐万成分别收到左权警卫员送来的命令。

一张巴掌大的麻纸，写着：“总部正在转移中，誓死保证安全！”上面有左权的一个手印，红红的，大概书写命令时，已找不到印章了。

日军飞机在低空扫射，轮番俯冲，在山沟里投下大量炸弹，使原来就拥挤的山沟中骡马乱成一团，大部分马匹虽久经战阵，此时却也惊破了胆，拼命挣断缰绳乱窜，身上驮的东西、文件、钞票乱飞。无序的队伍与乱跑的骡马混杂一起，使原本狭窄的山沟更加混乱了。

几天前，左权就指示后勤部门转移物资，但后勤部门对敌情估计不足，大量物资仍是随队行军。

彭德怀气冲冲地问左权：“怎么回事？”

左权赶紧跑到队伍前面，喊：“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同时命令警卫人员分头集中队伍。

必须马上突围！

本来突围时间是选在晚上的，晚上是八路军的天下。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再耽误就要全军覆没。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王政柱趴在一个洼地里，议定分三路突围：左权带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沿南艾铺村西北的十字岭方向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学校、《新华日报》社向东突围；杨立三率后勤机关向东北角庄子岭方向突围。

弹飞如雨，枪声似海。彭德怀目睹眼前，意识到这将是他军事生涯中一场大劫难，他不想走了。

左权着急了：“你的安全事关全局，现在还来得及，快走！”

彭德怀没吭声。

左权点着唐万成的鼻子，吼道：“唐万成，命令你马上扶彭总上马！”

彭德怀没想到左权会这样，指着左权：“你！”

见彭立马不走，左权再吼：“给我推，连人带马，推！”

眼看这样，彭长叹一声：“不用推了。”说完挥动马鞭，向西疾驰。唐万成率警卫排挎枪飞奔而去。

飞机炸，地上的人起起伏伏，太慢了。左权大喊：“不要管天上的敌人，快往前跑！”

这时，唐万成跑回来：“14号（左权的代号），快，快……”

他的话还没说完，左权已拔出左轮手枪：“唐万成，娘的，要是彭总出了事，我枪毙你！”说着，用枪管一下子戳在唐的额头上，唐万成额头上立时血淋淋的。

唐万成愣了一下，转身又向刚才的方向飞奔而去，追赶彭德怀去了。

天黑了，左权已到十字岭上，再有十多米，走下山坡，就出去了。

十字岭，位于南艾铺（属河北省涉县）和北艾铺（属山西辽县）之交界处，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数十里，副岭南北走向，两脉山体在这里天然成交叉在一起，状似一个“十”字，海拔1300多米。一羊肠小道自南艾铺曲曲折折斜通向山上，距山顶有五里之遥。沿山顶一线向下通北艾铺、南岩沟等村庄，这是唯一的生路。769团一营控制这座岭后，部队分西、南、北三面分散布防，确如总部所料，这一带就成了活棋，退守自如。

“十”字，在西方，是一个不吉利的信号，耶稣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在中国，也含生死抉择的寓意，而左权的代号又是14号。最关键的地势、最凶险的形势、最不吉利的信息，都汇聚到十字岭上，时势也好，迷信也好，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事件串缀而成的，每到重要关头，总会有相应的悲剧或喜剧发生。而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注定是一个大大的悲剧了，而这个悲剧的主角，只能是最后撤退的伟大的民族英雄左权了。

日军飞机像一群群恶鹰，在十字岭上盘旋，轰炸。

呼喊了一天的左权仍在呼喊。他是最后一批到达十字岭的，他已经走上了十字岭，只需要十几米就可以走下山岭，躲过后面的子弹了。

但就是这十多米，他没有走出去。

罪恶的使者是一枚弹片。

击中的部位——太阳穴。

于是，他倒下了，倒在了十字岭上。

天地沉默，残阳如血，血如残阳。

25日深夜，毛泽东在枣园突然接刘邓电报，大吃一惊，心神不安。如此重大的敌情动态，由刘邓越级上报，而不是由八路军总部报告，说明八路军总部电台已经中断，处在极度危险中。他整夜未寐，揪心战局。

26日夜，毛再次彻夜未眠。一天一夜过去了，既没得到彭左的消息，也没再接到刘邓的报告。现实逼得他不得不从最坏处考虑，万一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彻底摧毁，该怎么办？谁代替彭出掌华北大局，那种后果要比皖南事变严重得多，因为中共的武装主要在华北。

27日拂晓，毛泽东的屋门仍敞开着，天明的时候，机要人员飞跑而至，送来一份电报。电报仍是129师发来的。看完后，毛泽东眼睛潮湿了，泪水簌簌而下，他为左权而万分悲痛，同时也为彭及刘邓的脱险而聊感安慰。

毛随即电示：

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感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时随129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

27日6时

我怎么向中央交待啊

由日军特殊训练的“六川挺进队”，扮成八路军，从潞城出发，携带精锐武器和一周的干粮，还有彭、左、刘、邓的照片，晓宿夜行，不走大道走小道，绕过村屯爬山地，偷偷向129师司令部急进。

5月22日黎明，“六川挺进队”突然出现在赤岸村村头。

真是太危险了，刘伯承此时仍在村里。

也许是情报有偏差，“挺进队”最先进入的是赤岸北边的王堡村。他们口称是“八路军”，村里派人联系，他们要求吃早饭，由于民兵一时没有识别真假，民兵指导员樊四的便很快组织把米粥和大饼送了过来。饭后，这些“八路军”要跟民兵往村里走。路上，民兵问：“你们是哪部分的？”答：“新编第六旅。”又问：“你们在山上干什么？”答：“保护政治部首长。”问：“政治部不是早转移了吗？”“啊……”

几问几答，民兵对这些“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不一会儿，“八路军”在村西头打人、骂人，佯称检查备战，挨家挨户搜查。樊四的断定这些人是敌人的化装队，便迅速组织村民转移了。

“挺进队”在王堡村折腾了许久，确认八路军指挥机关已撤离后，便又气急败坏地向赤岸村跑去。

上午10时，这些“八路军”赶到赤岸，看到的也是一个空村。

实际上，刘伯承刚刚离开3个小时。如果“挺进队”不进王堡，直接进入赤岸，真假“八路军”肯定会有一场激战。

几天后，天津的伪《东亚新报》发表了一条消息：

六川挺进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堡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进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劲渡过了漳河，在对岸岭上休息了。将近天明时，老百姓前来询问，队伍答道，我们是新编第六旅的。不久就来了数十个抗日县政府的保卫队，要求快把枪交出来，队员答道，不行。没有办法，只好开始攻击，把他们打退。待到天黑时又继续前进，在途中数次碰到敌之前哨，都以新编第六旅的名义通过了。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身入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都是以夺刘伯承、邓小平之首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在被奇袭赤岸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地踏著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此时的刘伯承，正匆忙行走在突围的路上。

走了一天，仍没有摆脱日军。

不仅没摆脱，师直属机关也掉了队。杨秀峰、李雪峰、蔡树藩都在里面啊，还有，邓小平夫人卓琳、他的夫人汪荣华、杨秀峰夫人孙文淑、黄镇夫人朱霖、李雪峰夫人齐克……

刘伯承问作战科未参谋：“你看见万鹏他们没有？”万鹏是师队列科副科长，师直属队带队人。

未参谋说：“见到了，我已经把师长的指示告诉了他。”

刘用商量的口吻说：“未参谋，你辛苦了，你能不能再去找找他们？我们在这里等着。”

“是！”未参谋一挽缰绳，回马消失了。

李达焦急地说：“让部队马上集合，杀开一条血路，一家要突围出去！”

刘伯承镇静地说：“不要疲劳部队嘛。”

夜静得可怕，好像大山也在犹豫不决。黑暗里藏着多少机会啊，黑暗里藏着多少危险啊。负责保卫刘伯承的新一旅二团1000多名战士，严阵以待地警戒着四周，重机枪枪口冲着外边，长枪短枪都挺举起，毛森森的。

深夜十一点了，李达再也不能让师长这样等下去了，他建议：“请师长和二团先突出去，我去找杨秀峰他们。”

刘伯承深思片刻，激动地握住李达的手：“好，你去吧。”

李达也消失在了黑暗中。

刘伯承问陈皓：“几点了？”

“十二点了，四点多钟天明。”

“再等他们一个小时！”刘不容置疑地说。

一个小时过去了。

刘伯承说：“陈皓，你下去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听他们来了没有？”

陈皓跑到山下的小路上，紧紧地俯在石头上，使劲儿地听，毫无动静。

刘伯承深沉地望了望山下，左眼里涌上了亮亮的泪花：“他们没有来，会流血的，让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噢。”

他忍痛说了一句：“走吧！”

庄子岭的胸怀

从十字岭突围之后，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带人把32驮钞票、8驮金银器运上了庄子岭。这80个麻袋里装着600万元冀钞和价值连城的金银器，这是全军的军饷啊。

当天晚上，他把这全军的命脉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妇人。

这个39岁的妇人叫李才清，人称郭二嫂。她的儿子郭喜在八路军总部做情报工作，她是儿子的秘密工作点。

庄子岭位于深山区的最偏僻处。

一般地说，涉县县城已是深山区了，在县城北面90里处的青塔更是深山区了。在青塔的西北部是一片高耸的山峰，骡马难行，人迹罕至，这一片大山叫大岩山，但是在大岩山丛包裹的中心部位，还有一座山，庄子岭就挂在这座山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腰上。

庄子岭是一个村，只有一户人家，郭姓，13口人，一柱清泉，10间石房，一头毛驴，十几只母鸡，还有环绕着的无数个哑巴石洞。二百多年来，郭姓人家在这里靠三四亩薄田为生，除粮食、水、空气之外，长期不吃盐，过着清贫安静的日子。

没见过生人，只见过碎钱，贫困是这个家庭常年的客人。

但今天，他们却见到了天大的财神。这个妇人死死地盯着这80麻袋钞票和金银，感觉到了一种比天还大的责任。

当天晚上，她把所有東西全藏进了周围的山洞里。这些山洞都隐藏在直立的山壁上，离地面几十米，离山顶也有二十多米，只有从山顶用绳索卸下去才可。而且，洞口都隐藏在树丛中，外人根本不会发现。

第二天早上，日军来了。

郭二嫂抱着五岁的儿子来喜，和几个留守的战士躲在洞里。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本来已经突围的《新华日报》社100多人因为迷路，又转回来了，在这里与日军不期而遇。

大悲剧开幕了。

28日天明的时候，《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人又饿又渴，正在庄子岭下的泉水旁用凉水拌炒面吃早饭，日军围了上来。何云忙指挥大家往树林里钻，他和警卫员王保林正要离开，被七八十名日军围住了。

日军喊：“快投降吧，不投降就开枪了！”

何云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他用日语骂道：“强盗，你们绝没有好下场！”何云曾在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在上海与宋庆龄合办抗日刊物，因直言政治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国共合作后，被中共力保出狱，主办《新华日报》，何云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新闻奇才。

“哒哒哒……”机枪响了，何云和王保林都倒在了地上。

在树林中隐蔽的报社电台科科长王默磬看到社长倒下了，心如刀绞，等日军离开后，便不顾一切地向何云跑去。

何云断断续续地说：“快去保护王会计，她身上有钱，是报社的财物。”说完就断气了。

王往前找去，终于发现了女会计，但她已经牺牲了，钱袋死死地压在身下。他正要去取，日军又来了，他赶紧钻进一个石缝里，咬破舌头，满嘴流血，张开大嘴，仰面朝天。日军走过来，一个汉奸说：“死了，子弹从嘴里打的。”日军就移开了。

这时，日军发现了被打断双腿的国际版编辑乔秋远。小乔22岁，刚刚结婚。

日军问：“干什么的？”

“伙夫。”

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了新闻稿和一支手枪。随着就是一刀，劈在脖子上，血“噗”地一下溅到石崖上。接着，敌人又在刀口上狠狠地划了一下，乔秋远脖子断了，头掉在石头上。

王默磬听得真真切切，他悄悄睁开眼，却不想看到了更加惨不忍睹的一幕。

对面山头上，三个熟悉的身影在拼命地跑着，那是他的妻子——《新华日报》社销售部主任黄君珏和译电员王健、医生韩某，她们一起跑上了道士帽山，日军在后面追。妻子上周刚生了一个男孩，把孩子存放到老乡家里就参加了转移，可现在……山顶有个山洞，她们钻了进去，但很快又出来了。山顶上，她们已无路可逃。几声枪响之后，三个人跳下了几十米高的悬崖……

当那个熟悉的身影消失时，王默磬昏过去了。

十几个日军聚集在郭二嫂和八路军战士藏身的洞下，洞里人能清晰地听到日本士兵“咔咔”的皮靴声。大家都屏住呼吸，生怕弄出一丝声响。

突然，“哇”的一声，郭二嫂怀中的来喜哭了。

日军抬起头，向上看去。

郭二嫂一把捂住来喜的嘴，孩子的四肢拼命地挣扎着，郭二嫂的手更紧了……

报社行政科科长王友唐躲在树上，汉奸胡乱喊道：“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快投降吧！”

王友唐下意识地一动，被发现了。机枪扫过去，王友唐腿和胳膊都受伤了，从树上摔下来。日军围上来，见他浑身是血，像是死了，先用皮靴猛踢，把头皮踢掉了，也不见反应。又拨开眼，看他的瞳孔，又好像没有死，就用刺刀向他的心脏捅去，由于他的身体横在斜坡上，刺偏了，刺到了肺上。刺完后，敌人踢了一脚，想把他踢下悬崖，正好崖边一块石头，拦住了……

王友唐醒来时天已黑了，痛得厉害，渴得厉害，地上正好有几个被风吹落的野山杏，他吃力地爬过去，用舌头舔进嘴里，嚼碎，浑身酸痛。

他向着庄子岭的石房爬去。

晚上，郭二嫂已收拾了50多个伤员。怎么办？只有把他们全藏在了附近的山洞里。此时的小脚妇女郭二嫂，俨然一个镇定的将军，指挥着全家人，把伤员一个个抬到山顶，再从山顶上用绳索卸下去，卸到半山腰的山洞里。

这时候，她的来喜终于醒来了。孩子下午被她捂死之后，就放在洞口的通风处，慢慢地又有了轻微的气息，又睁开了眼。她怔怔地想，日本人已经住在了山下，看来已经盯上这里了，孩子太小，免不了哭叫，如果招来日本人，不仅五十几个伤员完了，而且八路军金库也全完了。

她咬咬牙，把长子郭喜叫到身边。原来，十五里外的欢鱼沟里有一户人家，家里没有男孩，已几次来商量想把来喜买去当儿子，郭二嫂一直没答应。可今天……

半夜时，孩子睡着了，伤员们睡着了，郭二嫂忍着哭泣，给孩子穿上新衣，让郭喜把孩子送走了。

伤员们分散住在十多个洞穴中，郭二嫂白天就在洞里帮着护理，没有药材，就用花椒水洗，用豆面、榆皮面涂抹。晚上就回到家中，用被子捂着窗户，做饭，然后，摸着黑从山顶往一个个洞里送去。

郭二嫂家里存放的100多斤小米两天就吃完了，只有400斤玉米和多年攒下的千余斤糠炒面了。糠炒面是用柿泥和粗糠搀在一起特殊加工而成的，能放几十年不变质，是山里人备荒的救命粮。

一直到6月11日，山下的日军才撤离。而这时，郭二嫂的400斤玉米和1000多斤糠炒面也差不多吃光了。

郭二嫂的壮举受到了八路军领导的表扬，日军退走后，这里就正式成了一个后方医疗所，重伤员就在山壁的石洞中养伤。

一场战争，使这个小脚妇女已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了。

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她发现山脚的老杏树下有一个黑影移动，疑心是狼，是山猪，就唤了几个战士拿枪去打。走到近前，黑影没了。一会儿又有了，她突然有一种感应，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什么，哭着喊道：“来喜，来喜！”

五岁的儿子孩子哭着跑出来：“娘，我再也不哭了，我再也不哭了。”

郭二嫂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

孩子不愿意离开娘啊，自己沿着十几里山路偷偷跑回来了。

我上庄子岭采访时，正好遇到從外地赶回的郭二嫂长子郭喜。

他已是82岁高龄了，是一位师职退休军人，原在中国科学院某所工作。讲起那场战争，这位老战士每每义愤填膺，泪流满面。近几年，他正在从事一项神圣的工作，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当年抗日战争的原始资料，他已经踏访了上百处战争遗址，采访了数百位当事人，拍摄和录制了上千盘异常珍贵的资料。

兽性记录

五月大扫荡，疯狂的日军暴露出了十足的兽性。

太行山，嵌刻着一笔笔惨绝人寰的记录。

日军进入邯长大道旁的东寨村，原保长郭保和哄骗群众，组织维持，蒸馒头，烧茶水，打着日本旗，在村边摆上土特产，迎合日军。但日军不吃这一套，把馒头、茶水和土产用脚踢散，把群众全部赶进关帝庙内，宰羊似的，一个个拉到门外几十米外的悬崖边，捅刺刀后再蹬到三四十米深的崖下。62人全部杀死。

在辽县某村，日本把一个姑娘的头一刀砍下，放在桌子上，对全村人说：“你们说，好看不好看？”并大声恐吓：“谁不说，统统杀掉。”全村人吓傻了。忽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跑上前去，抱住人头，放声大哭。

鬼子兵刺刀对准她说：“不准哭，要笑！”

悲愤的母亲抱着女儿的头哭嚎不止。

当鬼子得知她是死者的母亲时，立即用刀把老太太的头砍下来，把两颗人头上的黑发和白发系在一起，用刺刀挑着，走了。

河南店村一乳妇，日军割下她一个乳房，当又去割第二个乳房时，刚会说话的幼儿惨叫着哭喊说：“不要割，我要吃……”日军狞笑着，一刀把另一个乳房割下，血淋淋地塞进了婴儿的嘴中，之后捂住婴儿的嘴，把婴儿活活憋死了。

龙洞村的三十多个村民被逮住后，日军把山坡上的小树砍成木桩，削成尖尖，再一个个从人的肛门里捅入，由两个士兵强行按下去，直到桩尖从嘴里出来……

残疾人也不放过，在活水村，7个盲人缩在一起，全部被扔进井里。

鬼子杀人后，割头换相，把一颗颗人头割下来，安到别的尸体上，小孩的放在大人尸体上，女人头安在男人尸体上，老太太的头安在老翁的身上。几天后，尸体膨胀，使人们对死尸无法辨认，无法认领和掩埋……

在武乡县某村，把80多个男人的阴茎割下来，煮着吃，每人2根，剩下的喂狗。

偏城北区一孕妇被日军剖腹后，用刺刀将血淋淋的胎儿从母腹中挑出，挂在树枝上，未发育成熟的胎儿颤动着，举动着拳头，嘴巴一张一合。

偏城横岭村，有两个妇女被轮奸后，被用刺刀捅穿了阴道，当场死去。另一个年轻的被带到据点，玩弄几天后，用铡刀剁为三截。

逼迫父奸女，兄奸妹……

涉县某村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阴部萎缩了，日本人用鞋底打肿，再奸。正好其子回来救母，逼其子奸，其子精神崩溃，与日军拼命，被杀。

还有一个受害者，是冀南一位著名女英雄。为了维护烈士的形象，她的死难过程大家都不忍提起。她就是偏城县妇联主任朱坚。

这个23岁的未婚女子，也是被奸后杀死的。

朱坚，原名朱淑荣，平遥县洪善北营村人，1919年生，中学时代即参加牺盟会，后到北方局党校深造，任襄垣县妇女救国会主任。1942年2月，到偏城县任妇联主任。

她是5月26日在北寺峪山坡上被俘的，日本见她有气质，像干部，就百般调戏，朱坚不屈，被强奸后被割掉双乳，用树干刺穿阴道而死。

空室清野

民国三十一年阴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涉县偏城村庙会。

晚上，村里高搭戏台，演出山西落子《三娘教子》。锣鼓钹钗敲打得正欢，突然，抗日村长陈良挥舞着手枪，气喘吁吁地跑上台，高喊：“狗日的日本人来了，快回家空室清野！”

一刹那，全村乱了。

家家户户院里点起一堆火，亮堂堂。男人们赶紧和泥，用土坯把街门垒死。其实，每家的街门早就垒窄了，只能过驴子骡子，遇日军扫荡或兵匪来袭，易于垒实。女人们呢，则赶紧收拾贵重东西，放到村外自家的秘密窑洞里。

村里的报警锣声响个不停，民兵们在街上来回跑着嘱告：“鬼子出了阳邑，正顺着路往西开，这回扫荡时间长，各户多带口粮啊。”接着，是老人孩子的哭喊声，毛驴、牛羊和鸡们的咒骂声，却没有狗吠声。近两年，村里没谁再养狗了，上边说，这是为了民兵和八路军行动方便。如果有狗，夜里稍有响动，狗们就乱喊乱叫，岂不成了特务汉奸？

年老的小脚老太太最难安排了。带着走，走不动，留下来，要遭难，怎么办？只有埋在地下。埋在哪儿？梯田的堰边里。把梯田堰边的土扒开，挖出一个洞，把人放进去，上面用棍棒搭好，再盖上土伪装好。因为堰边是石头垒的，透气，人窝在里边可以顶几天。只是吃饭屙尿在一起，憋得难受。

大部分的人，是要跟着全家跑的，死也要在一起呀。妇人、老人、小孩子抓住驴尾巴、牛尾巴就往山上跑。此时牲口们也通人性，不踢不咬，跑一夜，汗淋淋的，明晃晃的。猪、鸡、羊都顾不得了，留在院里，锁在屋里，听天由命吧。

在山里跑一天，谁也顾不上吃东西。傍晚时分，村长约定在河滩里见面，数点人数，谁家人被打死了，谁家妇女被糟蹋了，谁家的马丢了，牛丢了，都要统计上报。

每天都有被杀、被奸的人。

天黑了，人们默默地牵着驴子、骡子，向附近的山洞走去。驴骡们垂着头，尾巴上都拖着一块石头。为什么尾巴上拖石头？牲畜们毕竟不解人事，在关键时候胡乱嘶叫，往往会暴露目标，酿成大祸。尾巴上坠上石块，就憋住了它们的气口，就叫不出声了。

然后就开始做饭。

谁家都带着粮食、锅、被子、火石。到山沟里，找几块石头，支起锅，淘几勺泉水，撒一把米，拾几根干树枝，引火造饭。

汤里落满了星星，还有月亮，全吞进了肚里，仍是感到饿辘辘的，空荡荡的。

有时，全家人正“呼噜呼噜”地喝粥，猛地有人大喊：“日本人来了。”

把锅一掀，拔腿就跑。金黄黄的小米粒，洒了半石板，全喂了蚂蚁……

抗日縣长的汉奸父亲

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等重要干部的牺牲，是抗战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129师在日军的压迫下，也被迫将主力转到外线，势力范围急剧下降。

刘邓的129师，由420个单位减至269个。

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低潮。

涉县县、区政府里有80多个脱产干部躺倒不干了。县农会主席师自明，也回了家（经再三动员后，又参加工作，后曾任涉县县委书记），五区区长任鹏飞也不干了。石门沟村干部，在敌人撤退后，先进村把敌人所捣乱各户的东西未带走的，自己收了去，公粮燃烧了四五天无人理；白泉村的民兵指导员，偷盗空室清野财物；小会村干部合伙偷公安总局及工商总局的东西，经追查后又埋在其他老百姓的窑洞里，陷害别人……

不少民兵埋枪逃跑，仅太行区就有1020名。

有一半以上的村出现维持现象。日本人来后，跪在路边，摆上桌子，摆上供品，打着小白旗，送米送面送女人，比如井店村郭白喜等人。最典型的是涉县第一任抗日县长郝力生的父亲郝敬录也组织维持，全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冯树田也动摇了，主动替日本人担水……

大小汉奸纷纷出笼，公然在各村里免费发放白纸、红纸，教给山民如何制作日本的太阳旗：用白纸剪成长方形，用红旗剪一个圆，糊在白纸中心……

最令人吃惊的是，赤岸、王堡作为八路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驻地，也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

这是我从涉县档案馆查到的一份原始档案，是当时县政府在五月大扫荡后的工作总结。总结中点名批评了三名村长，其中有两名就是王堡和赤岸村。原件如下：

坏干部：

王堡村长，北原村长吕景清

这二位村长战前不动员群众支差应付战争到来，早日脱离一切工作，不负责任，战后仍动不动说听天由命吧，我是干不了了，该罚就罚，该打就打，由你们吧。这样的顽皮抗公应受严重的处理。

赤岸村长张士奇

在战争中永不坚持并不配合民兵单独行动，战后悲观失望什么都不愿干，只怨队伍不打，怨师（司）令部在村住。群众对扫荡后情绪很高，就他一人挑拨群众怨恨，企图有维持的表现。

……

不仅太行区，冀南区的更为严重。

冀南三分区在当年11月的工作报告中称： 八大队在蔡庄被敌人包围而垮台；八大队之广南游击队被敌人全部俘去；馆陶二、四、七区游击队全部被敌人消灭。

游击队中流水兵现象严重，九月以前部队发展人数为1352名，而逃亡投敌清洗者为1111名。

春季，曲周独立营全部叛变，七大队政指在游击队过渡时带十余人逃亡，滏南游击队12人逃亡；夏季，馆陶河东游击队四十余人被敌人解决，六区游击队被包围解决，广平五区游击队被敌人消灭，永年三区游击队集体投黑……

1942年6月至8月底，全边区自上而下展开了全面的反维持、反汉奸斗争，对在五月大扫荡中的首恶分子进行坚决清理，动员群众进行揭发，提高全民抗日决心。

点燃太行山

轰轰烈烈的反汉奸、反维持斗争之后，运动的主潮转向反贪污、反摊派。重点斗争贪污民财的恶棍及逃避抗日负担的坏分子，发动广大贫农、中农开大会，挤大户，求得合理负担，减轻农民痛苦，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

从11月份开始，边区政府吸取教训，实实在在进行减租减息。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10月1日再一次发布公告，明确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细则，命令各地严格执行。

统一按每斗28斤计算（原来每斗32斤）。

每亩产量1.5斗以下免租。

1.5斗以上，交租25%。

5斗以上，交租30%。

1石（含十斗）以上，交租35%。

1.5石以上，交租37、5%。

所有旧债统按50%付息。

……

王堡村于12月1日召开大会，登记债务。共有债户120家，债主11家，债款洋2233.30元，钱1518吊。3日，农会干部与债主讲法令，说道理，债主当场拿出契约18张，与18家债户结清欠款295元。剩余的经反复斗争，全部清退。

1943年1月17日，抗日政府在井店镇召开万人清债大会，斗争涉县头号地主任聚武（外逃）。周围四五十里，100多个村庄的农民都来参加，到会者11000多人，仅更乐村就达2000多人，他们整着队伍，打着“更乐村饥荒大队”的旗帜，喊着口号，开进了会场。

上午10时，四声礼炮响过，全场渐渐平静，县农会主席王梦周宣布，今天是全县群众向大地主任聚武清债大会，由129师和县政府给咱穷人撑腰，大胆揭发任聚武盘剥农民的滔天恶行。全场吼声如雷，人们当场痛诉出20多件血泪事实。

在强烈的呼吁声中，大地主的两个儿子被揪上了台，承认了逼债绑人、奸污妇女、破坏减租、偷送文约等罪行事实。

会上，农会把任聚武家里存放着的全部租债账簿和文约拿到主席台上，进行清理，并要求在旧历年前全部清完。

这次大会后，涉县减租清债运动全面深入。

1942年冬，全县开展大小斗争1080次，复佃18760亩，退粮2289石，退款4735194元。

除涉县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择武乡、武安、邢台三县为试点县，全面深入进行减租清债运动。

武安县仅在六七月间就连续召开大型斗争会30多次，先后斗垮了管陶川张狼精、常社川阎有朋、门道川赵德厚等大地主。仅西蛟、庙庄、南坡、南庄四个村，就减息2.7万块大洋。

豆选

1942年前，边区农村干部的成分结构为：地主11%；富农23%；中农45%；贫农21%。

不少村庄仍是旧势力掌权，表面上拥护八路军，日本人一来，则组织维持会，带领村民向日本磕头，送米送面送女人。

五月之后，边区政府决心改组村级政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阴历十月初八，是涉县青塔村村民选举村长的日子。

几天前，村丁吴小毛就骑着毛驴，沿着山路挨家挨户地通知了。

青塔村下属21个自然村，东村、西村、老垛圪垴、麻地角、岩克朗、柳树溪、小窖、大荒沟等，散落在方圆十五里的山窝窝里，最大的村七八十户，最小的村只有一户人家，就是挂在大山崖壁上的庄子岭。

天光刚刚亮，山道上就有了人影蠕动。虽然通知十八岁以上村民才能投票，但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谁不想看看热闹呢？自古以来，村长都是富人当，现在却指定要选穷人，真是日头从西山脚露脸了。还有更加新鲜的，这次选举，女人和男人一样，也算一票。唉，咱这穷山沟沟里，女人天生属于男人，从来也不算人啊。

村公所设在西村，只有几间石头房子。石房黑黢黢的，顶上爬满了苔藓。

院子里挤满了人，连小脚老太太和小孩子们也来了。原来的村长吴功勋也来了，却是没有了原来的神气，垂着头坐在一边的石头上不说话，只是闷闷地抽旱烟。两个月前，他就不理事了，而是由县上派来的特派员马振兴、王建国负责村务。

小小的院子，一下子塞满了几百人，像一碗拥拥挤挤的豆子。

“喂……”马振兴看见人不少了，把嘴里的卷烟使劲儿在石头上摁灭，冲大家喊道，“今天选村长，18岁以上都有选举权，18岁以下的退出会场！”

听得出，他是一个南蛮子，脸上有一道疤，明灿灿的。腰里插着一把手枪，挺吓人的。前一段时间，就是这把枪，在东河滩击毙了王胖子。五月扫荡时，王胖子为日本人带路。后来，又是因为这把枪，逼着原来的村长吴功勋灰溜溜地下台。村民们早就传说了，他是从陕北来的老红军，还是一个连长。

人群立时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一会儿，看热闹的小孩子们慢慢走向院外。

王建国开始一个个点名了。这个小年轻，说话文文气气的，是大城市里来的学生吧。

“郭思贤。”

“唉。”

“李恩树。”

“来了。”

“刘德云。”

“到山西討饭了，两年没回来，没准死外边了。”有人解释说。

“王合顺。”

“有一个。”

“王合顺家的。”

“脚小，我替她来了。”王合顺又说一句。

……

有病的可以请人代替，女人家也可以让男人替代。

点完名后，王建国大声宣布：“有选举权的489人，让人代理的16人，精神病的、讨饭外出的160人不算数，实到人数313人，有效票数329票。”

接着，主持人马振兴高喊道：“为了选举公平，让吴功勋、吴小毛、武立功三人当监票员，中不中？”

吴功勋是原村长，吴小毛是村丁，只有武立功大家不认识。

三个监票人站起来，冲大家点头。大家终于想起来了，这武立功是一个光棍汉，东村人，平时大家都叫他臭蛋的。其实，臭蛋是本村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中——”众人喊道。

这时，选票出场了。所谓选票，就是一碗红豇豆儿。

山民们惊奇了，瞪着眼看着这些豆儿们，想象不出这豆儿们与村长的关系。

下面宣布候选人。

共三个：武上银（东村人）、武安吉（东村人）、刘树才（小岩村人）。

大家更惊奇了。怎么会是他们？一个个土土的，黑黑的，全是穷光蛋，没有一点官样子，平时，连一声响屁也没听他们放过的。大家甚至有些失望了。

选举开始。

三个人面壁站立，身后放着一条大板凳，板凳上放着三个粗瓷大碗。

马振兴指挥着大家排队，由王建国向每人发放一粒或两粒豆儿。村民们手攥豆儿，依次从三个候选人身后走过，把豆儿放在中意者身后的碗里。

武立功、吴功勋、吴小毛站在一旁，瞪大眼，一人盯着一个碗。

众人慢慢地走着。有的人把豆儿直接放在某一个碗里，有的人则在每一个碗里都伸一下手，装作都放了豆儿的模样。纯朴的山民们，也狡黠得很呢……

豆儿们欢快地跳动着，碰撞着，“叮叮当当”地响着。

当最后一个人走过的时候，豆儿们也停下来了，瞪大眼睛，疑惑地与人们对视。

武立功、武功勋和吴小毛当着众人，开始数豆儿。

一会儿后，马振兴宣布：一共发豆儿329粒，收到326粒，武安吉得豆儿131粒，武上银得豆106粒，刘树才得豆89粒，武安吉当选！

满院子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向了武安吉。

29岁的武安吉是村里粮房的称量工，也是一个光棍汉，平时不爱说话，总爱抽烟。因为没有钱，他常年抽山上的花椒树叶。难道这个闷葫芦也能当村长？

这时，马振兴带头拍起了巴掌，欢迎新村长讲话。

武安吉的脸憋得红红的，像一个红豇豆儿，说话也磕磕巴巴，像在炒豆子……

但，仅仅是一会儿，武安吉的身份在山民们心中就变了。大家似乎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威严，各自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沉甸甸的敬畏。

太阳偏西了，大家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樱花攻势

赤岸村民兵队长冯英汉是个机敏的小伙子，工作格外积极。

一天，后勤部的胡部长找他，想委托他帮着买一头猪。

那年头，日本人经常扫荡，山区里很难养猪，因为猪不通人性，不能随人转移。一遇扫荡，不是跑丢了，就是饿死了。但是冯英汉还是跑了十几个村子，高价买回了一头不大不小的肉猪。

几天后一个中午，他刚要吃饭，胡部长又派人来找，他放下饭碗就跑去了。

路过村边的打谷场时，他看见日本俘虏们正在吃饭，一个个碗里竟是白米和猪肉炖粉条。他的心里“呼”地就蹿上一团火，快步跑到后勤部，见胡部长的碗里也只是野菜稀米粥，他的火更大了；又直接跑到邓小平屋里，正好邓刚吃完饭，他端起邓的饭碗就闻了起来，闻了半天，也没发现半丝肉味儿。

冯英汉气得放声大哭：“我帮你们买猪，是想让你们养好身体，多杀小日本，没想到就这一点猪肉，你们全让小日本吃了……”

邓小平给他倒了一碗水，然后又给他讲起了政策，又拿西安事变的实例来解释，讲干工作需要讲策略的道理。听着听着，冯英汉似乎也明白了。邓小平又问他：“你是党员吗？”“俺是。”“优待俘虏是党的政策，我这个党员带头执行，你这个党员是不是也应该带头呢？”

冯英汉心里已经彻底明白了。他向邓小平敬了个礼，说：“有什么事，请部队尽管吩咐吧。”

邓小平笑了笑，说：“那好，请你再帮着买一头猪吧。”

冯英汉一怔，不情不愿地去了……

日本教育历来灌输侵华思想，大部分士兵在战场上拒不投降，往往战至最后，剖腹自杀。经常发生八路军战士背着受伤战俘下山时被咬掉耳朵的现象，还有一次，八路军医生为一个伤口溃烂的战俘做手术，战俘竟夺过手术刀把医生给扎死了。

但随着战争的无限期延长和环境的恶劣，加上美英等国家的参战，不少日本士兵心里越来越迷惘了。于是，痛恨战争，想念父母妻子，厌战情绪蔓延开来。

驻扎武安的一名日军士兵，在随军妓院里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妻子。回营后，他要求上司准其妻退出随营妓院，遭到上级呵斥，羞愤之下，捣毁妓院，杀死妻子后，剖腹自杀。

平定县宪兵队4名日军失踪，追查不见，以为是八路军干的。数日后，在附近一口井中被发现。四个人用绳将自己和他人绑在一起，相约一起投井回国。

山琦是日本第114师团的士兵，家住日本的北海道。高中未毕业就报名当兵了，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要回去，军规不允许。一天夜里，他从襄垣县复店驻地逃了出来。

不知道往哪儿跑。

反正出来了，他想找八路，但又不会说中国话，逃出来后，先躲进一个村子，那里只有一个老太太。他不会说汉语，就在一张纸上写上他事先不知默记过多少遍的两句中国话：“我要去太行山那里，我的朋友大大地有。”但老太太沒有文化，不识字。这个日本人彻底失望了，身在异国又不懂异国语言，作为一个逃犯多么不幸啊。

第二天早晨，他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自杀了。

129师改造日俘工作是从响堂铺战役后正式开始的。

那一次，邓小平在战场上缴获了一封信，是一个叫代代木忠诚的日本士兵写给妻子的，文笔很抒情：

波子，家乡的樱花快开了吧。想着樱花漫开的灿烂，心里是滋生了一种想象的……现在，山西常常下着雨，雨不大，但绵而密，把愁绪拉得长长的，每当在雨夜或是雨后闪烁的星光下，或站着或走着，浮在脑中的总是你和孩子的影子……

看着看着，邓小平眼前绽开了一片片粉红色的樱花……

不久，双方交战最为激烈的邯长公路上，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日军汽车开过来了，几十个八路军战士埋伏在路边，一声令下，抬着十多个受重伤的日本战俘，放到路中心。日军汽车开过来，赶紧抬上车，看着远远离开的八路军战士，第一次没有开枪……

八路军医疗条件太差了，与其让他们受伤等死，还不如送还日军治疗。

之后，129师做出了如下规定：

（一）被我军俘的日本士兵，绝对不许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的之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必须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弟兄来待遇。我军指战员，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处罚之。

（二）对于負伤或患病的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予以治疗。

（三）愿回故乡或归队的日本士兵，应尽可能给以方便，使之安全到达目的地。

（四）愿和家庭和朋友通信的日本士兵，应尽可能地予以方便。

（五）对战死和病死的日本士兵，要在适当的地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死亡状况、埋葬年月等。

最让人惊奇的是对日本战俘的生活待遇：每人每月5元钱。

当时八路军士兵每人每月的津贴是1.5元，刘邓的津贴最高，每月才5元钱。

前田光繁，是第一个被八路军争取的日本战俘。

他1920年3月生于京都一个零售业家庭，1937年6月从日本到东北，后被派到华北，在邢台双庙的一个火车站当监督，1938年7月29日晚被俘。

开始他也不愿当俘虏，想死，看见八路军躲在深山里，没文化，不懂科学，吃的用的都是最原始的，简直不是人类，他对生命失去希望。

前田被关在129师司令部附近，他很快就发现他享受的是八路军最高长官也享受不到的优厚待遇。主食是面条、大米饭、馒头；副食是一小碟猪肉或鸡蛋、炒青菜。日本人最爱吃大米，刘伯承、邓小平也是南方人，也爱吃大米，但他们吃不上，只能吃小米。他吃馒头，可刘邓吃糠面。

前田还享受着一种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待遇，行军中个人用品不必自己背，用骡或驴运。

他猛地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虽然他不会说中国话，但人类共有的情感是相通的。

他与八路军成了朋友。不打仗的时候，他就教八路军玩棒球，不仅讲解比赛规则，手把手地纠正动作，而且还亲自帮助八路军找合适的材料，削棒，缝球。后来，他第一个参加了“唤醒联盟”（即“反战同盟”的前身），再后来，1940年1月2日下午，他在一块庄稼田里宣誓加入了八路军，一同宣誓的还有小林武夫、冈田义雄。

百团大战中，前田光繁参加了关家垴战斗，当时由于日军出动飞机，两军相持，十分激烈。他要求上前线喊话。

10月29日下午，前田光繁来到129师师部，见到了邓小平。邓嘱咐他要小心，并让蔡树藩负责把他送到前线。

敌我相距二三百米，隔着一个断层的山谷，战线是菱形的，日军凭借对面山腰两座民房，拼死射击。距离之近，可以看见日军移动射击的位置。喊话只能在晚上进行。

他拿着手制的喇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喊话：“各位日本士兵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希望你们也别打，听我讲话。”

“我是真正的日本人，原来是各位的战友，现在在八路军，我确实是日本人。”

“应该避免这个最大的不幸，无谓的牺牲是最愚蠢的。”

“各位也有生存的权利，不应该给那些等待你们回去的亲人们带来不幸。”

“八路军绝不是匪徒，是一支优秀的正规军，从来不杀俘虏，我就是很好的见证人。”

“不要开枪，把枪举着走过来，集体也行，个人也行，过来吧。”

对方没有回话，但也没有开枪。

据后来被俘的井松讲，前田光繁喊话时，他们的确怀疑，不是日本人不可能这样地道地讲日语。有人说，肯定是日本人，也有人说，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

这之后，前田建议八路军，樱花时节给日军岗楼里送桃花和杏花，并附信和中国古诗词。

前田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和反战同盟的朋友们谱写了许多日本歌曲。这些歌曲采用日本民歌调，唱起来深沉婉转，催人泪下。每到天黑，他们就到日军据点外边唱。于是，深沉凄切的歌声随着习习的夜风飘进了敌据点里：

马在嘶，路迢遥

夜又来临了

今天露营又是草作褥

倾听秋虫的悲鸣

晴朗的天空，阴霾的心

谁愿化作无定河边的骨

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

兄弟们，回国去吧

在故乡，那破漏的茅屋里

等候着，毫无希望的春天

妻和女，是如何的寂寞呀

你走后，小孩每天叫她爸

春天哟，虽然又回到人间

但是呀，母子们的春天呢

有时，唱歌的时候，据点里静悄悄的，士兵们都在侧耳倾听，待惊醒了他们的军官，才被迫开枪开炮。有时，情况正相反，歌声刚起时，日军还一个劲儿地朝四野射击，但后来就越来越稀了，最后干脆不打了。只听那歌声此起彼伏，凄凄惨惨。

随着反战宣传的深入，一幕幕感人的场面出现了。

林县的一个日本士兵山杉，不仅自己投降，还把大队长的洋马骑来了。

日本医生野半参三，成了129师卫生部的军医，专门给中国伤员做手术。

一些被改造过来的日本俘虏兵，有的不但参加了反战同盟，还担任了抗大教员，有的甚至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43年的反扫荡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29师386旅敌工科带着两个思想转变的日俘藏在一个山洞里。当日军临近时，其中一个俘虏喜上眉梢，要挪出洞口给敌人报信。原来这个家伙以前的种种友好表现都是欺骗性的。另外一位俘虏看出了他的心思，猛地拉住他，说：“八路军好，你这样干没道理。”这家伙不听劝告，张嘴就要喊。那位俘虏兵冲上去用手捂住他的嘴。可这个家伙拼命挣扎，故意弄出声响。这时，洞外的日军越来越近了，情况非常危急。那位俘虏只好拼尽全力用双手掐死了他。

群山祝寿

继129师运动会后，邓小平再次别出心裁。

今年是刘师长的五十岁生日，能不能作一篇大文章呢？

刘在国民党和日本军界都有很高的威信，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的“两个半军事家”之一。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如果打出刘伯承的旗帜，号召全体军民，不是能振奋一下太行山精神吗？

1942年10月，邓小平向延安发出了申请。共产党不搞祝寿，他是知道的，尤其现在，更不可能。但邓小平有他充足的理由。

不久，延安回电了：同意。

刘伯承却不同意。他是个谨慎的人，在延安的毛、朱等人从不公开过寿，自己大造声势过生日，党内同志会怎么看呢？他坚持不说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不让汪荣华和孩子们说。

这一下可难住了邓小平。没办法，只好查履历表，可履历表上只有月份，没有日期。费了半天劲，仍是只知道在12月，怎么办？只好由邓小平做主猜一个日子。

邓小平抽着烟，陷入了愁思中，这简直比打一仗还难。最后，邓小平说：“师长，16日这一天怎么样？我看是个黄道吉日。”

刘淡淡一笑：“既然中央让过，也就是为了造声势，哪一天都行。”

就这样定了，发了帖子。

其实，刘的生日是12月4日。

12月16日这一天，清漳河畔的王堡村像过庙会一样热闹。村外十里设岗，严密盘查可疑之人，村内锣鼓喧天。129师各部队、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均派代表参加。

清漳河畔，已是冬天，白石清水，蓝天黄叶。一队队骑着马来祝寿的人们，穿着灰军装，清瘦却健壮。

在政治部东边河滩的树林中，寿堂中红烛高燃，锦旗招展。

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军乐中，数千来宾齐致敬礼。

边府杨秀峰、临参会邢肇棠、北方局罗瑞卿、集总滕代远、太行分局李大章、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代表卓雄、日本反战同盟代表山田等分别发言。

大会正进行时，彭德怀拍马赶到。满头大汗，上台祝寿。

12月16日这天，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太行《新华日报》和129师《战场报》都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寿的新闻，配发了刘的简历，并发表了《向刘师长学习》的社论。

贺文、贺电雪片般飞来。身在延安的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盛赞刘伯承：“军事理论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格，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文后还赋诗：

戎马生涯五十年

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

还我河山任仔肩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贺联：

太行游击费纠缠

撑住平辽半壁山

远在华中的新四军军长陈毅也从空中遥寄贺词：

论兵新孙吴

守土古范韩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它出自这次活动的总导演、刘伯承的搭档邓小平之手。文章充满了对刘伯承的敬佩之情：

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

假如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关心罢了。在伯承同志50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

这一天，晋冀鲁豫边区各部队均设分部，进行祝贺。

在雪片般纷飞的贺词中，最新颖的是一个个来自最基层的祝愿：

师长：

你的寿辰，我恭祝你的身体健康！我是一名炊事员，我以保证部队不吃生饭作为我给你庆寿的礼物。

炊事员王福雨敬上

1942年12月15日

敬爱的师长：

我跟着你革命干了好几年，我亲眼看到你对同志的态度，真如父母一样的慈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同你在一块坚决地干下去，来庆祝你的五十寿辰。

饲养员卫仁生

1942年12月13日

刘师长同志：

我从地里受苦回来，听村长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真快活啦！村子里老乡们都送铜铁送礼物给你，我呢，我没啥东西送。我的日子过得好，生活改善了……我要同民兵，和我们的385旅、386旅，还有九团，一齐来把日本鬼子赶走！祝你身体好！

涉县王堡村老百姓李殿艺

1942年12月16日

据1942年12月19日《新华日报》第一版报道：十六日刘伯承将军五十寿辰，偏城百姓欢喜欲狂，在十三日一天内，提前送到村公所的铜铁就达1000多斤，以此作为向刘师长祝寿的礼物。

此时的刘伯承，应该是最激动的了。虽然他原本总是那么谦逊，那么理智，但真情是任何人也拒绝不了的，尤其是这些来自最无私最纯净的心灵的真情。

就像一泓温热的水，浸润着他；就像一股清新的风，拂拭着他。

刘伯承50岁的生命仿佛要腾飞起来了。虽然已是冬天，但他眼中的太行山，一定是绿色的，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那千万个光秃秃的山峰，像千万匹浑朴的战马，正向他的麾下聚拢，他要拼上这50岁的老命，率领这群战马，冲出重围，冲向胜利……

他看着身边的邓小平，这个整整比自己小一轮的兄弟一般的战友，生命中有了这样的战友和知己，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呢？

第六章 太行山根基

1943年來了，在一如既往的春风秋雨中，战争的转机还是点点滴滴地显露出来了。

当年春天，苏联红军力克德军，希特勒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5月13日，北非战场最后一批德、意军队向盟军投降。

7月10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直逼意大利本土。

9月3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欧洲法西斯阵线彻底瓦解。

这一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进入战略反攻。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内阁两次改组，在国内强行征兵，最大限度地征到了300万。经济衰退，人心动摇，政局动荡。

中国，正在苦苦地等待着……

太行山，在苦苦地支撑着……

冈村宁次的撒手锏

1942年5月大扫荡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军事生涯达到了顶峰。

为了彻底荡平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刘邓抗日军队，他亲自主编了一本《扫荡决剔共军根据地的参考》，供内部军官掌握，详细地分析了八路军各方面的特点。

采访中，我意外地从一本内部参考书上，查到了其从日语翻译而来的一部分，从中尽见冈村宁次对129师的研究之细和用心之精：

一、敌潜伏方法及对之搜索要点（略）

二、敌根据地设施的位置及设备要领（略）

三、敌根据地设施的侦察要领（略）

四、民匪分离的要领：

扎根于群众、善于掌握民心的共军，与一般民众很难辨别，尤其在敌人根据地内更为困难。现将以前实行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手段介绍如下：

（一）长期有规律的生活是不易改掉的。因此，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的各种动作，就能区别出是否军人。例如：

（1）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讲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地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辨认。

（2）凡是听到别人讲话，就马上起立或有站立习惯的人，不是党员，就是士兵。

（3）早晨突然吹起共军的起床号，根据其反应可以识破。

（二）实行身体检查，根据肌肉发达状况可以辨别。

共产党员的肌肉是平均发达的；而士兵则肩上有扛枪的茧子，脚上也有茧子；农民的腕部、挑担行商的肩部特别发达。

根据日晒程度来识别，农民通常赤膊劳动，日晒较为严重，党员和士兵比农民皮肤稍白，尤其是脖子，日晒部分和无日晒部分区别很明显。然而，最近共党的工作人员与农民共同从事劳动，所以也经常日晒，手掌上也有老茧，应加以注意。

（三）根据审讯及简单的谈话得以辨认。

（1）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2）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辩，但转向有关党的事项时，则默不作声者居多。另外，讯问是否为党员时，党员多显示出兴奋态度，并强调不是党员的理由。

（3）利用审讯、谈话等机会，给以纸烟和其他物品，试验其对物资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往分给别人，并且在吃饭时，有先让别人自己不争先的优点。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观念淡薄，有的向审讯官等人，不客气地索要纸烟。

（四）根据检查服装的辨别方法。

（1）化装便衣人员有服装，不合身的居多。

（2）衣服上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粘有不是当地的土。

（3）被服一般为上等品，并且清洁，衣襟上的纽袢较多。

（五）根據携带物品的辨别方法。

（1）仅靠良民证是不可完全相信的，特别是在敌地区内，敌人平时都有所准备，有良民证的反而多是可疑的人。可用放大镜检查其指纹，中国人一般不关心指纹的重要性，故借此可以辨明。

（2）敌人尤其是工作人员，携带有自行车。

（3）一般携带金钱较多，另外还携带人丹、牙粉等。

……

1943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再发一道训令：食盐、火柴、煤油、布匹、棉花、西药、硫磺、纸张、油墨等23种物品为禁运品，严禁以各种途径进入非治安区，此类商易活动一律停止，违者以通匪罪论处。

1943年4月，日军在根据地周围的邯郸、辽县、邢台、武安、林县、黎城、平顺、磁县等地公开处死129名与根据地有贸易来往的商人。人头装在鸟笼里，挂在通往根据地的大路旁。

根据地与游击区、敌占区的往来越来越艰难了。

天灾汹涌

一场更大的天灾正在路上。

1942—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旱灾，殃及太行、冀南全部，太岳大部和冀鲁豫的一部分，尤以太行区的四、五、六专区，冀南的一、二、四、六专区，冀鲁豫的沙区等地最为严重。

太行五专区的涉县、磁县、林县、安阳，六专区的武安、邢台、偏城、沙河一带，赤日炎炎，如灼似烤，土地龟裂，树头着火，井泉干涸，田野山岭呈现出一派赭色。

旱到这种程度，不但种不上庄稼，连人畜饮水也成了困难。涉县的前寨、后寨、小车、云平乡、关防沟等地，要往返三四十里、甚至五六十里到清漳河驮水、担水或者寄宿河过村庄就水。

冀南一专区的大名、成安等县，麦季无收，秋无播种。南宫县231个村子，有107个村是“无苗村”。冀南全区共有884万亩耕地未播上种。

百年未遇的大旱！

环境恶劣，处处死尸，又引起了可怕的瘟疫。伤寒、霍乱、疟疾、疥疮等传染病风行全区。据太行区左权县拐儿镇调查，全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生病。冀南区二专区巨鹿县，因霍乱致死的达3000余人。三专区曲周县东王堡村，仅一百五十户就死了百余人。四专区威县南胡帐村从当年8月5日到10月17日，170户死了200多人。清河县黄金庄一个村，曾在一天之内死了207个人。

百年不遇的大疫！

但，大灾没有停歇，大灾刚刚开始。

一场千年不遇的蝗灾又来了。

民谚有云，“久旱出蝗虫”，“旱生蚂蚱涝生鱼”。连续大旱，连年战争，人口流亡，土地撂荒，蝗卵滋生。尤其在黄河南岸国统区，由于花园口黄河改道之后，旧河道滩涂上荒草丛生，年复一年，几年蝗蝻急剧孽长，如毒火燎原，遂成大害。

1943年4月，大批蝗虫从黄河南飞到黄河北，沿平汉线两侧四处扩展。

整个边区陷入一片浩浩的蝗虫世界中。

太阳不见了，庄稼不见了，道路不见了，爹娘不见了。

数以亿计的蝗虫们，大如谷穗，小如豇豆，有黄、绿和黄绿相嵌三种颜色，飞起来呼呼作响，如飓风暴雨，遮天蔽日，每群有二三里宽，几十里甚至百余里长。蝗群一旦落地，上下相拥，厚达一二尺，甚至形成小山包。太行山上，布满了这样的“山包”。蝗群掉进水渠里，则相互拥抱，结成足球大小的疙瘩，随波浮沉。清漳河里，滚满了这样的虫球。

一起一落之间，庄稼全部吃光，树头大多压折。素称蝗虫不吃的作物如芝麻、绿豆、棉花叶，也照样吃，苇子叶、野菜、野草也吃光了……

不少人饿死了，一些家里的炕上躺着两三个死人，人们连埋葬的力气和心情也没有了。

处处死尸，处处鬼影。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边区，死于这场连续天灾的人数在200万以上。

亲爱的野菜，狗日的蝗虫

1942年春，小麦、小米、玉米每斗价格分别为22元、25元、18元；1943年春，分别涨到了70元、75元、55元。

社会生产力日渐衰弱，丁壮男女体能大幅下降。去年锄一亩地用三个工，今年最少得用五个工；去年一个男人能担一百多斤，一个女人能担七十多斤，今年男人只能担五六十斤，女人一摇纺车就头晕，一半左右的女人闭经。据边区农协对耕畜的调查来看，原来一犋牲口每天能耕五亩地，现在仅能耕二亩，毛驴过去能驮百把斤，此时驮七十来斤上坡时还得由人推着走。

人上坡也走不动啊，只能往前爬。

走在路上，到处可见躺在路上歇脚的人，还有爬着行走的人。

挖野菜喽——

荒年的景象早就出现了。

度荒的准备早就开始了。

1942年10月，129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分局成立以边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救灾委员会，全权指挥救灾工作，并通令：凡救灾委员会发布的决定、指示、命令，各系统各部门均应毫无条件地执行。

救灾委员会的第一个通令：野菜代粮，备战备荒。

1943年春天麦黄的时候，全民出动，采挖野菜。

满山遍野都是采野菜的人们，村外采完了，远途采，山腰采完了，山顶上采。边采边吃，双手被染绿了，嘴唇也被染绿了。

1943年七八月间，山里更旱，涉县的许多山庄，连野菜也长不起来了。路边的野草也被旱死，焦黄的草叶散在地上，像一摊摊尖硬的鱼刺。

救灾委员会组织考察，决定集中各地灾民到清漳河两岸地区采集，指示漳河两岸群众要发扬互帮互助精神，对前来采野菜的灾民给予方便，不得借口阻挠。并要求各地民兵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划分采集区域，安排食宿地段。

八月里，秋阳下，数万满脸菜色的灾民，拉着数千头瘦弱的牲口，携家带口，背着炊具，牲口背上还驮着又脏又破的被褥，从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荒旱的山坡拥来，在一百多里长的清漳河两岸采撷野菜。阡陌之上，蠕动着蚂蚁般的人群，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在吮吸大地乳房的最后一点营养啊。

秋霜下来的时候，每个灾民都储存了二三百斤的过冬野菜。

家家戶户，房下房下，晒的都是野菜。晒干后，一堆堆地码起来，直达屋顶，像储备牲畜的冬草一样。

这就是他们今冬的活命粮食。

人与牲畜已降为一个标准了。

打蝗同时进行。

政府发动各界群众，像打日本人一样打蝗。129师官兵、政府主席、厅长、教师、学生、绅士，连小脚老太太也来了。

不少灾民惊奇地发现：蝗虫可以吃。

涉县交口村家庭妇女孟祥英发明了多种吃蝗办法。把烧死的蝗虫，磨成面、烙成饼，蒸成窝头……虽然有一股异味儿，但总比野菜好些。她也因此成了边区有名的度荒英雄。邓小平奖了她一头驴，作家赵树理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小说《孟祥英翻身》。

孟祥英村里不少垂危的老人因蝗得救。孟会顺饿得不能动了，吃蝗后能下地了；孟禄贵的爷爷饿得快死了，吃了几天蝗也能担水了；孟胖子的娘攒了两大缸蝗面……

白天多干事，夜晚少点灯

最近，129师司令部大伙房新添了一个规定：吃野菜小米干饭时，锅底的锅巴要保留，晒干后，用石磨磨成粉，积攒起来，遇日军扫荡或平时外出时当炒面。

粮食太少了，没办法啊。

今年大旱，边区政府已经免除了部分灾区的公粮，军粮储存告急。日军时时扫荡，打起仗来，总不能让战士们吃不饱肚子呀。只有平时勒紧腰带节省了。

1942年10月以后，全师统一开始将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即上午9时和下午5时。每日一斤半的吃粮指标降为二十两（十六两合一斤）。

之后，吃粮指标又降了三次，最近的标准是每人每天15两。

粮食越来越少，只有野菜补足了。师里又出台一个严格规定：每个干部战士除平时食用外，过冬野菜任务是300斤，所获之菜一律交本机关食堂，过秤登记，没有完成任务的，军纪处罚。

不仅如此，还特别规定：军人采野菜，必须到驻地十里之处，不能与农民争菜。

一次， 邓小平约杨秀峰、戎子和、李一清开会。谈着谈着，戎子和、李一清肚内无食，精力不济，睡着了。

邓看了看，对杨秀峰说，咱们俩也躺着说话吧。

说着说着，两人也睡着了。

除了粮食，还有很多特殊的规定。

墨水、铅笔、日记本、纸夹、洋烛、墨汁不许报销；便条不用白纸，一个信封用四次，一张信纸用两次；旧笔换新笔，一年一个笔帽；印刷品不准留空白；手纸不用净纸。字纸收集归公，由勤务员负责，售价提两成作奖金。

今年80岁的王山堂当时是师部勤务员，负责收集废纸，他说，收废纸，厕所里擦屁股的纸，女人月经纸，也全收，交公家重新造纸。由于封锁，造纸的原料也没有了，废纸是最好的原料。

女战士来例假，只能用粗草纸，这种纸很硬，行军时两腿磨得出血。即使这样的纸也不好买，不够用的。不少女战士只好用烂棉花、破布。有时还用一只旧布鞋底装上干柴灰，夹在两腿间，当柴灰吸血后，时时更换。

男人呢，擦屁股很少用纸的，山上到处是卵石，不涩不滑，大小随意，比手纸要好用得多，八路军称之为“手石”。如果是在野外解手，“手石”当然随处可用，而在驻地茅房里解手呢？多人共用茅房，“手石”问题如何解决？不知谁想了个办法，放两个大筐，一个装满干净的“手石”，每次用完一块，就放进另一个筐内，对用过的“手石”定期冲洗，重复使用。

冲洗“手石”的臭水，也不能随便倒掉，要倒进庄稼地。

刘邓用纸十分讲究，先用铅笔，后用水笔，再用毛笔，这样一面纸可用三次。正面用了反面用，这样可达6次。

为了节约，公文印制都是小号字，如虱子蚂蚁。司令部人员考虑到刘伯承年岁大了，又是一只眼，就考虑专门为他用大一点的纸，字写得大一点。但刘不让：“我不能特殊，何况我还有放大镜，装备比别人优越得多呢。”

关于节约纸张，刘邓还有一个规定：所有文件、命令不准用净纸，须印在书纸的背后。

所谓书纸，即当时废弃的古版书。新式教育实行后，原来竖排版式的四书五经等课本已经作古。旧书都是单面印刷，中间折叠，背后是空白。把书脊拆开，把每页翻转过来，即可使用。

后来，当我在档案馆查阅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有关资料时，抚摸着这些印在旧书纸背后的原始文件，真是难以想象当时的拮据。

刘邓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白天多干事，夜晚少点灯。”

这样，一个月下来，都能节约三分之二的灯油。

边区政府提出：一两米能救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个家。引导有粮的富户借粮给灾民，由政府作保。不少人解囊献粮，西达村士绅苑琴义捐洋两千元，南寨段春林主动找到村公所借出炒面十石，段自由借出小米四石、玉米二石、炒面一石，四区风岗村九个富户借出粮食五十六石，不留姓名。

边区议员许明和李井田老先生、开明士绅刘竹如，除自己捐款捐粮外，还背着自己的干粮奔走呼号，为灾民募得9000多斤粮食、500多斤炒面、3600斤蔬菜、1280元现款。

救灾委员会在各地建起了义仓。到1943年底，存粮289400斤，以备救急。

消肿减肥

1943年9月8日，彭德怀和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这一去就是两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邓小平不仅独自承担了129师的全面工作，也接替了彭德怀的北方局书记职务，全部接管了八路军总部工作，成为总揽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大权的第一人。

可以说，太行山最困难的时期，是邓小平独自坚守、领导的。

天灾人祸中，太行山在苦苦支撑，在吃力摇晃。

这片土地，这股民力，是否能养活八路军？

太行区驻扎的领导机关最多，除八路军总部驻辽县之外，129师、晋冀鲁豫党委、边区政府等100多个机关单位均驻在涉县。当时，太行区总人口150万人，负担着全区抗日部队4万人、地方干部2万人，大大超过了中共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3%（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在脱产干部中，尤以上层机关较多。边区政府机关人员即有548人，129师师直单位达2627人，而下级机关，特别是县区一级的干部则严重缺乏。

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对敌斗争，也不适应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

精兵简政，势在必行！

邓小平说：“敌后根据地很多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这种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形势与艰巨的任务不适应，如果再不改，简直就是自杀。”

129师实行精兵政策的原则是：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比例为二比一，提高战斗力，不够120人不成连，不足1800人不成团，团直不超过全团总数的5%。游击队应为200人县干队，30至50人区干队。脱离生产的部队不应超过居民总数的2%。民兵数量应占居民的6%，自卫队占居民的30%。一般民兵出击训练所占时间，全年应不超过一个半月。

截至1943年3月，精兵的结果是，师直单位、385旅、新一旅及各军分区共裁减151个单位、6650人，保留269个单位、2047人。129师师直单位由29个整编成12个，人员由2627人整编为1163人。

太行区的简政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1942年6月。主要是四项工作：一是并县，将获鹿并入陉县，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县，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县，武南、磁县合并为武磁县；第二项是兼理，如平顺、和西、沙河、涉县的工作，分别由专署兼理；三是裁区，小县改为区，区数减少40%；第四项是合村，村合并后，主村设正村长，副村设副村长，村委会由原来的7人减少为4人，各村公所的书记和村警均不脱产。

第二次是从1942年8月开始的，以精简下放人员为主。边区政府规定，政府各机关人员不超过居民人数的1%，根据这一规定，政府缩减人员48%，节约经费46%。

第三次是从1943年1月开始的，这次也是以精简人员为主。短短3个月时间，边区各机关减少工作人员8000人。

精简下来的干部，年轻力壮的，到连队当戰士，有的分配到地方武工队，有的到抗大六分校或陆军中学学习，有的参加参谋训练班、政工训练班及射击训练班，之后，向基层分配。还有的是一些从红军时期过来的老战士，有伤和岁数大的，直接到地方安家、分地、结婚，转为农民。

彭德怀回延安后，邓小平接任北方局书记，为进一步精简，向中央打了报告。

1943年10月，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合并，保留129师番号；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直属北方局和集总领导。太行区继续精简，军区、军分区机关与相应的区党委、地委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县基干游击队或独立营与县委会、武委会机关也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

这样，仅太行区就又裁减掉118个伙食单位。

1943年底，边区党、政、军、群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员编制比1940年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军队编制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边区政府从500人减到100人。财政厅及粮食局从70余人减到16人。全区人均负担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有的地区减少二分之一，有的县甚至减少三分之二。

火红的西红柿

我在赤岸村采访时，遇到一个老太太，快言快语，说：“邓小平我不熟，他老婆我可知道，那娘儿们，可厉害了，与我们争茅稀。”

原来，那一年，卓琳和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所在小组租种了清漳河边的二亩地。由于地薄，需要加肥，村公所和街道里有几个合用茅房，卓琳总抢着先去担茅稀……

那一年，她们生产的萝卜特别大，有一个达6斤重，被邓小平称为“萝卜大王”。

刘邓的月津贴是多少？

5元。

5元钱在当时能买什么？

四把牙刷和三袋牙粉，或十包根据地自产的普通香烟。

但是，进入1943年以后，他们的津贴也减了下来，只拿1.5元，仅仅比普通战士多拿5角钱。

由于各项物资极度匮乏，129师战士每天吃不到一斤粮，盐、肉、蔬菜、豆制品更是少得可怜，营养不良，体质羸弱。而且，每个连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学习费等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00元，连擦枪油、灯油也买不起，已经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必须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处境！

刘邓发布训令，要求所属部队务必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创造费用100元，团以下每人每年60元。

1942年冬天，129师全体官兵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编织荆筐……

这种良好的局面可以从1943年1月15日彭德怀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中反映出来：

太行因连年灾荒，敌后斗争又须长期坚持，在你们领导下重视生产已引起注意，这是很好的……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历来是生产很好的，因此他们的给养也比较其他部门要好些……谢汉初（时任司令部管理科长）除参加集体生产外，私人还喂了几只鸡……某单位伙夫（姓名不详）利用午睡时间自制冬衣，不要公家发给。这是军队中的劳动英雄，应当表扬……

但是，这项活动刚刚开始，却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批评，这些人有的是高层领导，有的是党校理论教员。他们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给他们扣上了“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的大帽子。

129师的太行山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的南泥湾开荒不同，南泥湾是在没有作战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里却是在敌后根据地边作战边进行的。在战争环境中，部队许多人本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加上这些严厉的批评，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生产运动成败的关键。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认准的事情绝不动摇，一定要干到底。

不仅干到底，而且要用非常之举。

邓小平，再一次表现了他大胆、果敢的工作作风。

此时，他萌生了一个当时绝无仅有的而且以后贯穿他一生的重要想法：实行重奖。

1943年1月17日，他签署了《129师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第一次提出了对生产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办法。

同年9月21日，他在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奖罚制度的建议和具体措施。他说：“必须建立奖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

几天之后，他的这个讲话要在《新华日报》上转载。报纸印刷的前一天，他紧急找来有关人员商量，决定再把奖金数额从200元提高到300元。

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太行山群峰震动。

在当时每月津贴只有1至1.5元的情况下，竟然提出数额如此高的奖励！

据李达后来回忆，当时他曾私下劝过邓小平，这样会不会引起延安的批评？邓小平说，非常时期，非常之策，毛泽东会赞同的。处境太恶劣了，太行山不能再犹豫，必须动真格的。虽然共产党人讲究大公无私，但人还是有私的，必须正视这一点。南泥湾可以鲜花送英雄，我们这里不行，要动真格的，要送奖金。

一把大火熊熊点燃了。

住在原曲、固新的抗大太行分校，到涉县云坪乡黄花山开荒种地，达1406亩，每人平均3亩，全部种上了谷子、山药蛋，保证了自给。

涉县独立营利用荒地、坟地、河滩、沟边、路旁等闲散空地120亩，1943年共生产蔬菜80000多斤、粮食7000多斤，1944年又开荒245畝。

1943年秋，司令部收蔬菜8万斤，政治部收了6万斤。师直属队个人种菜最多的是军法处处长丁武选，上缴蔬菜400斤。

在涉县中原村居住的朝鲜义勇军，由支队长朴孝三任大队长，上山开荒，不到10天就开了100多亩，种上了玉米，不几天，青青的秧苗儿就举起了手。

住在王堡村的日本反战同盟全体盟员，在副会长田村义次的领导下，也上山开荒种上了山药蛋。

刘夫人汪荣华、邓夫人卓琳所在生产小组也在赤岸村东南河滩上租种了二亩地，种上了红萝卜、白萝卜，还有西红柿。

当时，西红柿还没有走进中国民间，山里人没见过这种红红的东西。成熟的时候，卓琳和汪荣华站在地头，让过路的村民们品尝，山民们咬一口，全吐了，酸酸的，没什么吃头儿，远不如咱们山上的柿子解饿。

几天以后，山民们吃出味儿来了，都来卓琳的地边转悠。卓琳也看出了山民的心思，晚上，便挎着篮子，每家送了两个西红柿，顺便还送了一包种子。

第二年，漳河边的菜地里，便挂满了红盈盈的灯笼……

大生产中的“姓资姓社”讨论，还发生过一次，也很有趣。

张克威，东北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落到美国的华工，依靠自学考入美国一所大学，专修农业畜牧，获博士学位。抗战后回国，先到延安，后到129师从事抗日工作。

大生产运动开展后，邓小平决定增设生产部，让张克威当部长。张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创办了一个试验农场，培育和引进良种，对太行山传统的粮食品种进行改造。

但张克威毕竟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生活和思维习惯已异于别人。这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说他浑身沾满了资本主义气息。

邓小平不为所动。他说，玉米、小麦良种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只要能增产，只要能吃饱，都一样打日本。

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张克威在他的试验农场里精心地培育各种品种。两年时间内，成果颇多：“一六九号小麦，杆壮，穗大，结80多个颗粒；八一一号谷子，不仅抗旱，每粒能长5至8苗。”

此外，他还试种了北美球心白菜、北美南瓜、西红柿、马铃薯等优良蔬菜，繁殖了产蛋多的来亨鸡，使太行山人大大开了眼。

最成功的是从美国引进的“金皇后”玉米，穗长，粒大，耐旱，比本地玉米平均增产一倍以上。1942年种了7亩，1944年便推广到272亩，1945年全区有29880亩，之后越种越多，成为中原地区最普遍的玉米品种。直到现在，各地仍有种植。

将军渠

1943年初，春荒继续，秋收无甚指望，129师、边区政府为鼓励生产自救，稳住灾情，毅然决定克服一切困难，紧缩一切开支，除发放大量救灾粮、物外，拨出160余万元巨款，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开凿漳南大渠……

当时，这是一个天大的工程。

每天傍晚，邓小平都要走出司令部，到村外的河滩上散步。

走在窄窄的石板小街上，一路可以看到，那些粗粗糙糙的汉子们，都蹲在自家门口，一手托着一个硕大的盛满野菜的碗，一手举着一个糠饼子，吃一口糠饼子，喝一口菜汤……

赤岸村近来也饿死人了，不时有谁家的门上贴着白纸，死去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用不起棺材，就用席子卷住，或用两口缸对起来埋葬。死人多了，村民们也不办丧事了，只是家人嘤嘤哭着，草草地用推车把尸体送到浅浅的坟坑里。

去冬无雪，今春无雨，眼看秋苗又是无望。虽然号召各地垦荒，但天大旱，山坡上的种子无法出土啊，仅靠担水浇是不行的。

赤岸村的北面是一座大庙，庙里跪满了祈雨的山民，山民们把仅有的半碗小米换成香火，在迷雾中哭求苍天开眼……

这时，一条民意传到了邓小平的耳中。

年前开会时，河南店民教主任张鹤岭提出了一个引漳河水上山、旱地变水田的想法。

清漳河从赤岸、王堡等村头流过，河边是水田、肥地，但面积太小了，村民们大部分的田地挂在山腰上，一块块的，全是旱田，靠天收，一年只有几十斤，甚至绝收。如果从上游高处引水从山腰流过，浇灌沿途庄稼，该多好啊。

这是山里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啊，但这是天一样大的工程。村民们只是想想，说说，谁也不敢外言。

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却开始借机造谣：“哼，八路军吃粮不干事，他们能把河水引上山，才算为老百姓办事。”

过春节的时候，邓小平私下找来边区农林局局长张奋，二人商量后，派精通水利的工程师曲万里悄悄到现场勘探。几天后，曲万里报告，如果从上游的温村开渠，沿途经过七八个村，能浇几千亩地，只是需要削山、凿洞、架渡槽，工程量太大，耗资太多。

“干，八路军在这一带住着，麻烦老百姓，应该为老百姓做些贡献了。”邓小平说。

杨秀峰说：“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渠，既发展生产，又赈救灾民，一举两得。”

刘伯承也赞成：“如果需要，部队也可以出动，还可以提供炸药。”

决议就这样下了。

春节刚过，成立了筹委会，129师派政治部干事景乾元负责，下设工程部、采购部、财政部。

预算出来了：整个工程需要投资160万元、19万斤小米、炸药8000斤、钢铁9000斤、石灰110万斤、大树1200棵……

在当时刘邓的津贴每月只有1.5元的情况下，160万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当时市场上每升小米售价70多元，投入19万斤，这是什么样的分量？还有炸药、钢铁、石灰、树木等，这对处于极度困难的根据地政府是多大的负担！

但，刘邓决心如山！

129师和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压缩一切开支，保证修渠供应！

1943年2月24日，这项世所罕见的艰巨工程开始了。

这是一场贫困中进行的战争。

战争的主角是饥饿的灾民和原始的铁锤、铁钎，他们在用原始的手段向大自然宣战。

参加工程的工人，除技术性强的鐵匠、木匠、石匠来自周围磁县、林县、武安、偏城、黎城等县外，其他的3000人全由各村选举，只有真正需要救济的村民，才有资格来干活，分段包工，干一天二斤小米，保证每天兑现。

山里人的老规矩，干活的锨锄铁锤等工具都是自备，现在却破天荒地全由政府供给。消耗损坏以后，公家无代价地照数补充。

刘、邓、杨等人几次亲临工地，参加劳动，现场动员。

一座座大山被削平了，被掏空了，灾民们的信念在改变着太行山。

50多里的石渠，全是一锤一锤凿出来的，让我们别再叙述这个漫长艰难的过程了。

仅仅提供一组简单的数字，就可以想见工程的艰难：开凿石洞4个，长53米；劈石崖八处，宽2.3米、高4米，总长2495米；建渡槽14座，高1.2米、宽1.3米，总长812米……大渠首起漳河上游的下温村，流经王堡、赤岸、会里、沿头、河南店、南庄、茨村等8个村，全长50余里，沿线放水口14个，可浇地6000余亩。共用资金166万元、小米19.5万斤……

1944年4月5日，大渠通水。

渠道开成后，漳南八村的6000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按当时每亩每季增产200斤计算，一年该增产多少斤！

能计算的是产量，不能计算的是感情。

自从这条大渠开通之后，刘邓和八路军的形象已彻底与太行山融为一体，成为山民们相依为命的靠山了。

至今，这条大渠仍然一如既往地灌溉着这片土地，沿途村民衔念刘邓和129师的恩德，已将它改名为“将军渠”。

纺妇暖太行

根据地的煤油、食盐、棉花、布匹、西药、火柴等，原来都来自四周城市和农村。

现在全被日军封锁了。

怎么办？

虽然刘邓提出“白天多干事，晚上少点灯”，但灯总是要点的。

没有煤油点什么？一般的是用蓖麻油，但蓖麻油很贵，可以食用，谁舍得点灯？所以，夜晚照明，大多是点篝火或松明子，再就是把白白的蓖麻仁串起来，这就有些类似蜡烛了，这时候，谁也不会浪费光明。后来不知谁发现，山上的柏枝可以熬油。把柏枝截成尺长，劈成片，竖放在大锅里，从上面点燃，再用石板和麻布捂住，让其发闷、发热。大锅下边捅一个小孔，放上盆罐，油自然就流下来了，黑亮亮的。点着后，有一股柏树味儿。

刘邓晚上所用的光明，除小部分来自煤油外，大部分当是来自这种柏油。

人不可无盐。找白色的盐碱地，或从崖头堰边弄来许多咸土，按柴灰40%和咸土60%的比例，把二者混合起来，用水过滤，再将滤水倒入铁锅。加温后，水中含有的硝和盐两种成分便逐渐分离，经去火冷却，硝质上漂，盐质下沉，最后除去硝质，取出盐质，再经过滤，便制成了咸盐。

但这样制盐太费力了，而且所取的盐也太少。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少吃盐，或不吃盐。

八路军机关干部经常分散下乡，临行时，可以申请每日三钱盐，折叠在纸里，插到帽子上。到农家吃派饭时，山民家里是不吃盐的，本想把盐偷偷放入自己的碗里，但看到山民可怜，也就把盐撒进了大锅里，大家同咸。

一次，八路军在河滩上枪毙一个偷公粮的干部，行刑前，这个干部悄悄掏出一包东西扔到地下，大家不知是什么。枪毙后才发现，是一簇盐。原来是家人探望时特意送的，让他在临死前享享咸福。可见，盐是当时高贵的奢侈品。

火柴被封锁以后，太行山人普遍又拿起了祖先的火镰火石——最原始的取火工具。让铁匠打造一柄弯月似的火镰，从山上寻一块含铁量较大的石头，两相碰撞，溅出火星，用特别细软的干草把火星引入，用嘴轻轻地吹，引燃，这就是火种。

封锁造成封闭，封闭反而又造成商机。根据地与敌占区物品互缺，价格猛涨，差价巨大，这反而刺激了不少商人的投机欲望，在根据地周围的村镇里建立了更为秘密的货栈。只是交易的不是钱和货，而是以货易货。

边区派几个得力干部分任八路军商贸办事处主任，分别驻在周围的几个集镇上，与各方商人秘密联系，从武安阳邑、山西潞城、河南安阳等敌占区或边沿区，贩运粮食、棉花、布匹、咸盐、药品、香烟、煤油、犁铧、颜料等。同时，向外地推销本地出产的花椒、核桃、柿饼、黑枣及其他山货……双方商量好数量后，约定交易地点。

交易地点一般在封锁线附近，时间一般在黎明。双方挥动火光，或学几声鸡叫，确定暗号后，八路军架好机枪，骡子脚上捆上棉布，车轴上抹上蓖麻油，头上去掉白毛巾，光着脚，快快交换……

最主要的是棉花。

太行深山区，由于地高天寒，不适合棉植。

没有棉花，就没有布匹，就没有军衣，就无衣越冬。

没有棉花，自然就没有纺织。

原来，此地山民多用山货换取东部平原的成品土布。可现在，棉花全让日军堵死了。

必须搞到棉花！

除组织地下商人秘密贩运之外，政府组织小商小贩到东部平原，利用晚上，利用亲戚、朋友关系，翻山越岭，走家串户，用自己的山货、小米和面换取棉花。

夜間的村街里流传着这样一首小曲：

有花卖给根据地

莫让鬼子白抢去

有花卖给根据地

既有功来又有利

种花流了血和汗

西边换来米和面

大批棉花纷纷往山道上跑去。

但，有了棉花，没有纺织技术。

以前这里的妇女仅会捻线，有一个谚语：“涉县婆娘不干活，胳肢窝夹着个捻线砣，走一走，砣一砣。”这样的捻线效率极低，仅用于缝衣被、织腰带和绑腿带之用。

怎么办？移风易俗！

政府号召，提供棉花，劝民纺织，纺一斤棉花得二斤小米。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时间，从东部县嫁来的或讨荒要饭在此地落户的媳妇成了香饽饽，村里敲锣打鼓送红花，请她们教授技术。城里村妇女梁秀英，是东部成安县人，从小会纺织，家中有一个破纺车。村公所就鼓励她在大街头现场表演，一个人与五个捻线能手比赛。不到半个小时，梁秀英就纺了五个花卷，而当地5个妇女连一个花卷还没捻完。

男人席地而坐，纺花织布，这无论如何是要让人耻笑的。但更乐村村民赵九洲，却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学习纺织技术了。赵九洲心灵手巧，学会后又教会全家。不长时间，他家纺织挣的小米，除自家食用外，还买了5亩地。

一时间，赵九洲成为边区的名人。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们都摇起了纺车。

风潮大起，风气大变，不长时间，纺妇满太行，人人都变成了能手。开始一天只能纺二三两棉，不长时间就能纺五六两，两个月后，就能纺一斤了。

不到一年时间，涉县95%妇女学会了纺织，29750人纺棉35万斤，织布36万平方尺。

太行山的孩子们

1941年9月，邓小平的第一个孩子邓林在赤岸出生了。生下七天，就送到了黎城县山沟里一个铁匠老百姓家中，由地下党组织每月供应十斤小米。

一年半后，卓琳去看孩子，哭了。两岁的孩子，还不会站立，仅剩个大头，死鱼一般的眼睛，满头苍蝇，浑身虱子。

卓琳把孩子搂进怀里，泣不成声。

黄镇和朱霖的大儿子黑胖，由于营养不良，生下来就是软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脓吐血，吃什么拉什么，骨瘦如柴，浑身只包着一层皮。

先锋剧团团长赵子岳夫妇，年纪已经不小了，喜得一子，正遇敌人扫荡，就寄放到老百姓家。敌人过后，孩子已不知去向，老乡说孩子死了。夫妇俩就哭着走了，也不好说什么。

不少孩子奶在农民家，奶娘要挖野菜，整天不回来，孩子就放在炕上，有五六个孩子活活饿死在了炕上。

1943年冬，太行军区办起了托儿所，收两三岁以上的孩子，一共收了20多个，一场急性赤痢传染病，就死了七八个，卫生部部长的孩子也在其中。没有西药啊。

饥饿、疾病缠绕着每个家庭，人们对生命也不怎么顾惜了，好像山上常生常死的灌木，习以为常了。生子七八，仅存一二，家家如此。尤其是冬天，天地冰冻，草木不生，饥寒交迫，死人满沟。

所以，每年春天野菜杂树生长的时候，满街小孩子都戴着红帽子，庆贺又过了一关。

山村的火光

一朵小小的灯光隐约地闪耀着，386旅补充团供给科科长王胜地带着两个伤员走进了平顺县的一个小山村，东寻西问地找到了民事委员的家里。

大前天，他们正在运军粮，遇到一伙日本兵，被打散了。

民事委员是一个难讲话的人，也许正巧遇到他心境最坏的时候吧，王科长请他派饭，他总固执地摇摇头。

“夜晚了，小村子，派不过来。”

连年的战争和灾难，去年颗粒无收，村里人饿死不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逃到西边去了。王科长用了很大的力气，忍住正在叫唤的肚子，凑上去，说：“老乡，行行好，帮帮忙吧，我不饿，只是躺一下，他们俩受了伤，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老乡看了一眼，叹了一口气，仍是不言语，领着他俩走了。

虽然是五月天气，夜风仍有点凉，吹得浑身的伤口，像一条鱼被掀起了鳞。民事委员领着王科长，走进了他家的窑洞。他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油灯下纺线，纺车就架在炕上，两个孩子，刚打柴回来，锅里的野菜稠稠的，冒着香气。肚子猛烈地叫起来，他使劲儿咽着唾液。

对于这个八路军的突然到来，女人是不大欢迎的，从她那紧绷的脸和乜斜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

王胜地有点发烧，他已经几天没睡觉了，相比饥饿来说，他更需要睡一觉。困乏已使得他顾不得一切细琐的礼节，在纺车旁边空着的半个炕上躺了下来。

两个孩子好奇地凑上来，伸出小手摸摸他的枪。当娘的狠狠地拉了一把，吓得孩子张大了嘴，身子直哆嗦。

王胜地使劲笑了笑：“没事的，枪里没子弹。”

好奇是孩子的天性，即使在贫困中。不一会儿，他们又凑了上来。

“你从哪儿来？”大的男孩小心地说。

“邯长路上打仗回来。”

“那你到哪儿去，你们部队驻在哪儿？”他像查路条一样盘问。看得出，他一定是村里的儿童团员。

“驻在涉县呢，我要回部队。”

小的那个很惊奇似的，上来拉住王胜地的手。小手软软的，让他想起了在老家的小侄子。

王胜地觉得这就是他的小侄子，他喜欢上了这两个孩子。

“涉县不是闹灾荒吗？你们吃啥？”

他母亲不耐烦地横了孩子们一眼，嘟囔起来：“这孩子，闹灾荒，老百姓饿死，军队还能饿死？”

孩子们望了望他们的母亲，又看了看王胜地，挤了两下眼睛。

王胜地拉着他的小手，其实是对他母亲说的：“唉，军队也苦呢，老百姓吃啥，军队也吃啥，老百姓吃树叶野菜，军队也吃哩，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

女人停了停纺车，又添了一卷花。

“灾荒年，老乡没劳力，军队还要帮助老百姓闹生产……”一股力量催著他说下去，“我们还帮难民迁移到西边来，招呼他们吃和住……”

女人点了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

大孩打断了王胜地的话，对女人说：“娘，前几天东边来的灾民，不是说没有八路军的帮助，他们早饿死了。”

“前天赵爷家来的亲戚，就是带小孩子的那个老头，”小孩子也抢着说，表示比哥哥知道的事并不少，“他从山东逃荒来，到漳河边走不动了，躺下来快死啦，多亏八路军给了他几斤黑豆，他才找到这里。”

女人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

“八路军也不容易啊。”

大家都没有说话。

“老百姓苦，军队也苦哩，吃不饱，还要打仗，断胳膊断腿的……”她又停了一下，擦了擦眼，“嗯，打走鬼子就能过安生日子了。”她抬起脸，看着窑洞外面漆黑的天，她在祈盼光明哩。

王胜地躺在床沿，一翻身就会滚下来。她连忙把纺车移到里边，叫孩子把他推进去一点。

“靠里一点，会跌下来的。”

孩子们用四只手用力来推，王胜地躺着不动，他实在没有力气了，任他们推。

民事委员回来了。

女人跳下炕来，盛了满满一碗野菜，还有几个山药蛋，一边叫大孩子端给王胜地，一边对她丈夫说：“这兄弟，是好人哩，病了，喝口汤吧。”

“我不饿。”

“看你蔫蔫的，哪能不饿？喝口汤吧，没啥吃的。”

他们一齐来劝，大孩子还拉王胜地的手，要扶他起来。

“好，我自己来。”王胜地勉强支起身子来，慢慢地把一碗野菜吃完了。

还没等吃完，她把碗夺过去，又盛了第二碗。

王胜地正要躺下去，两个孩子顶住了他的背：“再喝一点吧。”

为了答谢他们的盛情，王胜地只得再吃了一碗。

吃完饭，民事委员说出去看看那两个伤员，就走了。

女人继续纺花。

瞌睡终于爬上了王胜地的眼皮。

第二天清早，王胜地一睁眼，发觉自己一个人横躺在炕上，纺车就在他身边。民事委员和他的女人还有两个孩子睡在门口的一捆草上。地方很狹小，民事委员的一只腿搭在灶台上，一只手伸出了屋门口……

滕杨方案

邓小平的大生产运动规模越来越大。

邓小平的重奖刺激政策也越来越细。

1944年4月1日，在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杨立三根据太行山的实际情况，公布了著名的《滕杨方案》（即《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

这个方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在思想上“清洗”那些“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的“毒素”；同时“坚决反对个人经营商业、投机取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的唯利是图”；“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方案正式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三十上缴伙食单位，百分之七十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自得”。

邓小平不但全力支持，而且以身作则，约同刘锡五等人连日抽暇到他们“承包”的二亩地里锄麦子。滕代远自开了一小块荒地，修畦种菜。张际春修整了一片河滩地，种上了南瓜和萝卜。

《滕杨方案》的公布，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太行山上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战士，拿着镢头在开垦着处女地，劳动的歌声响彻了每一道山谷。

1944年，大生产运动达到了高峰。

数字为证：

太行军区这一年共开垦荒地12.0042万亩，其中个人开垦的小块荒地达到5782亩。太岳军区开荒5.8万亩，是1943年的9倍多。

太行军区生产的杂粮、山药蛋、蔬菜和手工业、畜牧业、商业收入，共折合米940，9276万斤。加上节约部分，共折合米1328.9万多斤，等于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10万石米（每石折合135斤）。部队的办公费、杂支费等各项费用，已全部从生产中解决，不用根据地人民负担。

太行军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有108个单位，其中搞毛织的62个，共1521人，收入18.7294万元，平均每人123元；纺织业（编草帽、席、筐）11个单位，98人，收入9396元，平均每人96元；制鞋业6个单位，153人，收入51168元，平均每人334元；铁木工业4个单位，9人，收入33275元，平均每人3697元；烧瓦器的一个单位，3人，收入3万元，平均每人1万元；印刷雕刻等5个单位，26人，收入61750元，平均每人2375元。

此外，该军区还建了油坊、粉坊和豆腐坊。

1944年冬天，部队已基本摆脱困境，有的部队生活水平达到每人每天二斤小米、三钱油、半斤菜，每周吃两次豆腐、两次面食、一次羊肉。

1944年11月21日，太行区和太行军区召开了隆重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亲自出席，对318名英雄进行奖励。

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奖金等。

与历次大会不同的是，这次大会体现了对劳动英雄的最高尊重。大会选举农业专家张克威、侦察英雄赵享德、劳动英雄李马保、庞如林、甄荣典、郭瑾、陈丙昌、孟祥英（女）、郝二蛮（女）为主席台成员，并把他们的画像挂在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画像的两侧。

大会对各劳动英雄进行了重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奖励比去年邓小平提出的奖额又大大地提高了。

一等劳动英雄李顺达、郝二蛮各得一头牛的奖励。由于郝二蛮的牛小了些，又另奖3000元现金。

每一位劳动英雄，都得到了价值500元至3000元的奖品或现金。

令人震惊的是，太行山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

1944年底，太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411名，储蓄总额达到167.348万元。储蓄5000元以上的有四人，共33450元，平均每人8000多元。储蓄在千元以上的有247名。

鼓励多劳多得，允许先富后富。

可以看出，太行山的改革与40年后邓小平的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某些政策多么相似！

越来越多的专家已经确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萌生于太行山上。

与此同时，冀南战场的形势也在悄悄地回黄转绿。

1944年，129师各部开始局部反攻。

太行军区相继收复了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林县县城，并清扫了一批日伪据点。冀鲁豫、冀南、太岳军区先后收复朝城、沁水两县城及据点、碉堡200余处。同时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击退了阎锡山对太岳浮山地区的进犯。

5月之后，冀鲁豫军区恢复了山东境内的昆山、张秋地区，使中心区向东扩展了五十多公里。同月，攻克清丰县城，歼敌千余。接着，收复了山东境内微山湖湖西地区，歼敌千余。随即，又向山东西南部梁山、菏泽一带展开攻势，克据点五十多处，歼敌近五千，使得该区的东北区和鲁西南局面大大改观。

太行区，开辟了河南新乡、辉县地区，摧毁了平汉铁路西侧日军第三道封锁线的大部，八路军沿平汉线平均推进了十公里以上。

太岳区，在王屋山一带及济源以南攻克据点28处，歼敌近千，收复国土2600平方公里，并控制了该区一段黄河渡口，同时，在太岳西南部的中条山区，相继建立了六个县政权。

第七章 淬火

1945年第一炮

（前方消息）我分区子弟兵二十三团于本月16日晚，一举打进大名府，当场击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昆及其参谋长檀松甫、军参谋处长吴寿彭，并将城内伪警备队、警察所等一切伪组织全部解决。是役，共击毙日军20余人（内曹长2名），俘朝鲜籍翻译官1名，日军2名，伪军200余人，缴获重迫击炮1门，轻机枪8挺，擲弹筒9个，长短枪200余支，电台3部，摩托车2辆，西药等军用物品甚多。

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突击团400余人，携带轻机枪12挺，步枪600余支全部乘机反正。到次日早晨，我军安全撤出。

（1945年1月25日《人山报》）

冀鲁豫区攻克大名县城之后，再发起南乐战役，攻克南乐县城及周围据点32处，歼敌3400多人。

太行区发起道清战役，歼敌2500人，收复国土2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

太岳区发起豫北战役，攻克据点40余处，歼敌2800多人。

晋冀鲁豫区1945年的春、夏，共进行大小战斗2300多次，攻克日军据点2800余处，收复县城28座，歼敌37800人。太行、太岳两区连成一片，山区与平原更加通畅，整个根据地更加扩大，人力物力大大增强，抗战形势一片大好。

胜利的曙光已经亮起来了。

4月，美军强攻冲绳岛，日军损失战斗机2238架，岛上11万驻军全军覆没。

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焚，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7月17日至8月2日，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会谈，通过了《波茨坦公告》，以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名义联合发表，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即成为四国对日宣言。

8月6日清晨，一个巨大的降落伞自日本广岛上空款款下落。刹那间，强烈的白光爆闪，巨大的蘑菇云腾向天空，黑暗的烟火淹没了一切，20余万生命化为焦尸。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分四路突入中国边界，日军关东军兵败如溃。

同一天，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8月10日凌晨3时，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狂欢与冷静

邓小平是在延安得到胜利消息的。

他是6月8日从赤岸动身来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

虽然没有参加“七大”，但他仍然被选为44个中央委员之一。毛泽东是充分信任他的，连延安整风这样人人过关的运动也没有调他回来，而让他一人在太行山上兼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的全面工作达两年之久。这在各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是把他作为一个纯粹的部下、干将而放心放手使用的。这是由他的资历、年龄、地位等诸因素决定的。相对于在延安主政的中央领导层来说，他在党内和军内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生。

这几年来，邓小平的工作环境是相当宽松的，这也是晋冀鲁豫边区能成为中共最大的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原因吧。

“七大”可以不来，但一中全会却是必须参加的，因为一中全会的议程是党内人事选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主持党内决策，但一直没有领袖的名分，党内的总负责一直是张闻天。1938年，王明回国后，又对毛泽东的地位形成威胁。直到1943年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势力才基本退出，毛泽东的地位才趋于稳固。但正式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不开，党的领袖的名分不定，对党的事业也是一种影响。所以，1943年以来，党内召开“七大”的呼声日高。终于，在1945年4月，“七大”召开了，“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朱、刘、周、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而正式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

延安处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毛泽东的画像贴遍了延安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邓小平的心情自然是舒畅的，而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别样的愉悦。回延安时，他把妻子也带回来了，还有他一岁多的儿子胖胖。到延安后，他又把寄养在保育院的女儿邓林也接回来，一家四口安安静静地过了一段团圆日子。这对于他这个从小漂泊的人来说，自然是太难得了。

他临时住在枣园附近的一孔窑洞里。晚上，孩子们睡着了，听着他们平和的呼吸，邓小平心里惬意极了。一盏亮亮的煤油灯照着满窑的温馨，他看着妻子，这个大资本家的女儿，跟自己在太行山待了几年，已完全变了，什么也能干，担茅稀，连续能担十多趟，纺棉花，织毛衣，都是能手呢。战争改变人啊！

哦，妻子的腹部隆起来，很快又要生了。这次一定要生在延安，延安的条件毕竟好多了。

提起孩子，他真是有愧。1941年9月，第一个孩子邓林在赤岸出生，生下七天，就送到了黎城县山沟里一个老百姓家中。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去年4月出生以后，也一直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直到上个月才见了面，孩子已经1周零4个月了，连个名字也没有呢。

窗外到处是欢腾的场面，青年学生们烧被子，烧扫帚，鞭炮声响彻日夜。赤岸村也是这样吧。李达来电告诉他，根据地各机关也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

对于抗战八年的根据地人民来说，无论如何狂欢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政治家来说，这时最需要的是清醒。

中日战争结束了。

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呢？

一场更大的战争正在隆隆走来！

这一点，他是清楚的。

他意识到，他不能再停留在延安的窑洞中了，他要立即赶回太行山！

蒋介石的铁算盘

去年以来，美国特使赫尔利代表罗斯福调停国、共关系。

在政权、军队上无法统一，也根本无法统一。国民党要一党专制，共产党要民主建国。美国人太真了，军队国家化。能国家化吗？中国的国情，军队是国民党的，如果以“军事统一”的幌子整编八路军，中共不是束手就擒了吗？

中共提出国家民主化，组建联合政府，并保留48个师的独立军队，蒋不同意。

1945年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关上了大门。

1945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六大”和共产党“七大”几乎同时召开。

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蒋介石在政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内部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是《论联合政府》。他提出，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

日本投降的当天下午，蒋介石立即发出三道电命：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改编。第三号，令共产党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13日，朱、彭向蒋介石发出公开电，表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同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蒋介石在发动内战！”

此时，虽然蒋连发两电，邀毛赴渝。

蒋介石的算盘是铁定的。

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蒋介石清楚，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

可现在，英美苏等国为了自身利益，都不愿意中国发生内战。而且，即使打内战，他的军队也不到位，大都驻防在华南、华东、西南一带。

目前，只有借助和谈，以搪塞盟国，并换取时间，调整兵力。毛泽东如果不来重庆，自己在政治上可居主动；如毛敢来谈判，无所谓答应几个内阁席位。但最主要的是调集兵力，抓紧接收敌占区的同时，对共产党根据地形成战略主动。

蒋介石磨刀霍霍。

8月中旬，向华北进攻的先头部队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三个军，经风陵渡已抵运城以南地区；第十一战区孙连仲三个军，经豫西向郑州集中；第十战区李品仙三个军，经皖北向徐州开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已攻占归绥、集宁，又向察哈尔进攻……

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抢先占据平汉、同蒲、陇海、津浦、正太等铁路线，进而占领整个华北和东北。

但阎锡山似乎更为迫切。

8月中旬，阎19军军长史泽波在日军第14旅团的配合下，从临汾、浮山以南地区向上党进攻。19日，公然进占长治。至25日，又连续攻占长子、壶关、襄垣、潞城、屯留等5城，建立政府，收编武装，企图占领整个晋东南，分割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进而分而食之。这可是刘邓八年的心血啊！

阎军在进攻时，公然使用毒气弹，使八路军两个连战士全部中毒。

第一簇战火点燃了。

紧急起飞

最让邓小平着急的是，敌情紧急，刻不容缓，而前线却没有将军。

由于召开“七大”，他和刘伯承，还有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杨得志、王近山等军事主官都在延安开会。

各军区群龙无首啊。

晋冀鲁豫边区是四战之地，几条动脉铁路都从这里经过，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战局焦点中的焦点。

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

1945年8月25日上午9时，一架绿色的小型道格拉斯货运飞机从延安东关机场摇摇晃晃地起飞了。

飞行的目标是太行山。

刚才登机前，美军飞行员蒂安少校仔细看了看20多个乘客，除了翻译黄华以外，一个也不认识。他摇了摇头，为这次突然下达的飞行任务而莫名其妙。

蒂安少校大错特错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次秘密飞行将影响中国的命运，他的乘客竟都是共产党的战神。

他们是谁？

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滕代远、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李天佑、江华、宋时轮……

一架普通的老式货机上几乎集中了共产党各战略区的主帅和最善战的将领。在当时飞机空难事故频出的情况下，这该是一次如何冒险的飞行啊！

上党之战急如星火，刘邓和诸将必须马上回防。

即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多天时间。战况瞬息万变，十多天时间，等不及啊。

这时候，有人建议，可以借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原来，1944年以后，随着美国对华援助的加大，太行军区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情报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转运被太行山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美国飞机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

坐飞机？而且是美国人的飞机，这太危险了。

但现在别无他法。

刘邓只好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也正在犯难。此时，他已确定几天后到重庆谈判。为了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八路军各战区将领必须尽早到位，进一步扩大解放区，打几个漂亮仗，只有这样，自己的谈判桌上才会有更多的筹码。反之，如果国民黨意识到共产党的军事将领都集中在延安，趁机进攻，那么国内局势将不可想象。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回防区！共产党没有飞机，只有借助美国观察组了。

除了刘邓回太行，林彪到山东，陈毅去华中，干脆都搭乘这架飞机，别的地方没有机场，先送到太行山再说，毕竟可以少走1000里路。

这么多重要将领，一旦出事，可是共产党的灭顶之灾啊。

因为飞行途中要经过日军控制区，尽管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但还没有交出武器，还在执行警戒任务。还有国民党，延安住着多名国民党联络员，实际上都是军统特务，现在是关键时期，如果他们得知这个消息，肯定会从中破坏。

这架飞机是旧式的，起飞时需要靠人力推动才能启动发动机。于是，叶剑英、杨尚昆和送行的二十多名战士一起动手，总算把飞机推上了天。

由于是货机，舱里没有固定座位，只有几排简陋的铁架子，人坐在上面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在座的除了林彪以外，都没有坐过飞机，大家紧张地相互看着，谁也不说话。

4个小时以后，依稀发现地面上有火把、烟雾，这是长凝机场设立的降落导航信号。

飞机落地时已经下午3时了，李达派了一个骑兵排和20多匹马正在迎候。

当天的晚饭是在赤岸村刘邓合住的小院里进行的，在院里拉了三张桌子，饭菜很丰盛。

第二天早上，大家就匆匆地走了。

上党、上党

晋东南的长治地区，地势高隆，东制太行，西据太岳。

长治，古称上党郡，郡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唐人李抱真曾言：山西有变，上党常为兵冲。上党之地，据天下之肩脊，当河朔之咽喉。

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就于此上演，“纸上谈兵”的成语也由此而始。

刘邓下飞机后，立即整兵。

为适应大兵团作战，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各区部队组编为纵队。

太行纵队：司令员李达、副司令员陈锡联，下辖第二、三、四支队，共9个团6280人。

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杜义德，下辖五个团，约6000人。

太岳縱队：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员王新亭，辖六个团，约7000人。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太行山之间，太行山与延安之间，加急电报来往频繁。

八月二十五日刘邓滕薄致富治并军委电

阎锡山之六十一军两个师、十九军两个师、一个炮兵团及多股之杂牌军和改编之伪军，共约一万五千人进于上党区，已占去六城。我为消灭该敌，完全控制上党地区，并声援当前的国共谈判，巩固抗战果实，决集结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进行上党战役。预期十天内开始，望富治立即开至屯留以西之张店地区，陈赓在该地等候。富治要造谣打榆次、太谷、清源阎军，隐蔽南移，何时到达张店，望告。

八月二十六日刘邓报毛主席电

近日阎锡山又加一个旅及地方部队约五六千人到长治一带，现上党地区集有阎军四个师及杂顽共约一万五六千人。

八月二十八日军委致刘邓滕薄电

未二十六日电悉，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余请参考二十六日军委电执行。特复。

八月二十九日刘邓关于准备进行

上党战役向军委的报告

一、阎军一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之八千人共约两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

二、令宋（任穷）、杨（勇）、杨（得志）、苏（振华）留一部分继续在延津、封口地区活动，威胁开封，破坏陇海、新（乡）汴（开封）铁路，主动转向平汉路，置重点于新乡以北，求得占领一二县城，控制平汉线一段，扫清新乡以北平汉线两侧，消灭伪军。

三、（略）

估计上述三条战线完成现行任务，需要一个月时间，届时拟将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结合冀鲁豫主力及太行第七、八分区部队控制平汉线更长一段，扫清伪军，相机夺取新乡或迎击蒋军北上部队。

八月三十一日军委致刘邓电

刘邓：

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坚堡垒，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究应如何打法，请你们详加考虑。我们意见仅供参考。

军委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午时

（德怀拟稿）

挥手取五城

九月三日刘张李致邓电

1、 战役拟于八日拂晓前正式开始。战役方针，首先逐次消灭外围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较弱的据点，培养战力同时准备打援，以孤立压缩敌人之核心长治，以便最后聚歼之。

2、第一步决先攻屯留、长子、并吸引打增援之敌，具体部署：（略）

3、请你指挥冀南部队于六日由黎城南开进到北社南庄，七日向西南进，求得于八日晨四时以前到达南漳、北呈镇待机置位。指挥四分区长治附近小部队并与太岳部队取得联络。

4、我们拟于七日到太岳部队指挥并与你联络。

请你向宏坤、再道、韦杰转达战役方针。

邓九月四日致刘张李电

1、 估计时间因冀南部队过于疲劳，杜义德部二日到贾壁，三日到张家庄，四日到河南店，五日才能到黎城附近集结，故提议战役时间可推迟二日。

2、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部队攻潞城，集中三城攻克后会攻长治。

3、太岳部队三日可全部到达张店。

4、冀南部队六千余，再道于三日到长治城东之老顶山了解情况。

9月10日2时，太行纵队向屯留攻击。

同时，以太岳、冀南两纵队隐于长治至屯留公路两侧，准备歼击长治援军；以太行军区两个团及地方武装，隐于长治东北山地，准备尾击援兵；太行、太岳军区四个团加四个独立营监视长子之敌，并准备以主力投入歼灭长治援兵的作战；以潞城独立营及民兵一部，监视潞城之敌；对壶关之敌，则以地方武装围困之。

战斗打响后，长治敌果然出动来援，共6000多人，于11日和12日，试图增援屯留。但由于设伏部队过早暴露，敌缩回长治。

12日，攻克屯留，全歼守敌。

13日夜，太岳纵队攻长子县城，太行、冀南两纵队隐于长治至长子公路以北，以太行、太岳四个独立营隐于公路以南，试图再次诱引长治援军。但敌已有提防，未曾出动。

16日夜，冀南纵队攻潞城。17日克。

18日，以太行部队攻壶关，太岳纵队再攻长子。19日，俱克。

至此，连同之前的襄垣战斗，刘邓连克五城。

长治阎军，完全孤立。

长治的恐慌

九月二十日晋冀鲁豫军区致各纵队

会攻长治基本决心电

一、壶关已被我攻克。

二、我决攻夺长治城，具体分工：

1、冀南部队进攻东关至南关（不含）段。

2、太行部队进攻南关（含）至长子门（含）段。

3、太岳部队进攻长子门（不含）至北关（不含）段。

4、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纵令伪逃而由太行部队之另一部于野外击灭之。

三、各部队应准备作战术侦察，立即准备梯子等器材，于二十三日夜开始进入战斗攻夺外围据点，二十四日夜开始正式攻城。

兵家必争，历代为治，故名长治。

长治城墙高三丈，城外有深壕，壕宽数十米，长年充水。壕外筑高碉，工事坚固，设防严密。

阎军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号称“斩将”，治军严厉，部下多勇猛。城中有守军12000多人，日军撤退时又留下充足粮弹，所以阎军士气高涨，势在必守。

刘邓必须以最快速度攻克长治。现在平汉线大门洞开，蒋军主力已向新乡集结，离邯郸只有160公里，如果乘虚而入，将长驱而入平、津，分割华北。而攻不下长治，背后插一把刀子，后患无穷。

22日晚上，八路軍提前从东、南、西三面攻城。

天上雷声滚滚，地上炮声隆隆。战斗在大雨中进行，壕沟全灌满了水，血水，血水里漂满了尸体。

阎军据点坚固，八路军的“太行造”手榴弹攻克不下。不知谁想出了办法：用十几床厚棉被，浸透水，盖在一张大方桌上，机枪打不透，下面由三个战士顶着前行，携带炸药，冒着弹雨，移到据点前，强行爆破。

在十几架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冀南部队的20架云梯架到了城墙上，一群光着上身的八路军战士每人挎着一个装满手榴弹的大柳条篮，爬了上去。接近城垛后，向城墙内猛抛手榴弹，城垛后的阎军被城外的机枪压制，也只能躲在后面，向外抛弹。双方手榴弹在空中碰撞着、爆炸着，弹片横飞，云梯上的战士一个个掉下来……

这时，一个装满炸药的黑棺材被推到了城墙下。

“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城墙塌了。

阎军37师师长杨文彩，俯在掩体后亲自督战，连续枪杀了几个胆怯的军官。

史泽波也在城中指挥。突然，一颗炮弹落在身边，可惜是臭弹，没有爆炸。史泽波吓得趴在地上，好久没有起来，腿软了，心也软了。

至25日，八路军已扫清外围全部据点，并攻陷长治北关。

长治岌岌可危，史泽波和长治专员续汝楫频频急电求援。

为了求得阎锡山重视，电报中再三陈述守军已弹药不足，无法支撑。

长治的谎言，无意中帮了八路军大忙。

烧红的铁不能用手抓

阎锡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长治的。

在刘邓攻城之前，阎火速秘密地成立援军指挥部，以晋绥军南路总司令彭毓斌为总指挥，以炮兵司令胡三余为副总指挥，率两个军21000人和24门山炮，火速乘火车于9月22日赶到沁县。

此时，刘邓尚无法明白阎军的调动情况。

沁县离长治只有80公里，如果阎军日夜兼程，以八路军的速度奔袭前进，完全可以给八路军造成措手不及，战局如何，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可是，阎军不是八路军，固有的老毛病是无法更改的。先是在沁县休停了五天，等待第83军的到来。83军士气不振，加上遇雨，慢慢腾腾，耽误了3天。27日，全军整齐后，再次休整1天。直到28日，大队人马才走出沁县。

沁县到长治之间，全是丘陵土路，阎军的毛病更是暴露无遗，步行速度每天只有二三十公里。这一方面是因为路上泥泞难行，另一个原因是身上背负过重。出发前，阎锡山固执地认为长治弹药奇缺，坚持让每个士兵在带足自身弹药外另外再替长治守军捎带200发子弹和4个手榴弹。这一来，每个士兵身上的各种负重达到70多斤。

身背70斤，如何能步履轻捷？

时间和机会就这样被耽误过去了。

刘邓是28日傍晚才得到援军情报的。

而且情况来源明显有误：判断援军数量是7000人，与实际的21000人相差太多。

刘邓决心围城打援同时进行，火速对部队进行调整，命令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部队为右翼队，陈赓、谢富治指挥所部为左翼队，兼程北上，结合原担负监视白晋线之部队共二万人，预伏于白晋线上的常隆、上村段两侧，于野战中歼灭援军。

八路军以急行军每小时12里的速度连夜赶到预设阵地。

两军相接，对峙于屯留、襄垣交界处一带。此地离长治尚有30公里。

当时，阎军在兵力、装备和所据地形上均优于八路军。如果阎军指挥得当、士气高涨，极有可能突破八路军防线，接近长治守军。

刘邓后来得到新的情报表明，援军不是7000人，而是第23军、第83军和省防军等8个师，还配属两个炮团，共21000多人。

刘、邓大吃一惊。

晚上，李达、陈锡联陪刘、邓到前线。听枪声，十分稀疏，虽然知道缺弹，还是怔了怔，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八路军部队只有20000人，且武器弹药均已无几。

陈说：“正在设法抓俘虏，抓一个就可以得200发子弹，阎军每人身上都背着300发子弹，100发自己用，200发送长治。”

天晚了，枪声稀稀地响着，归于沉默。

刘、邓也沉默了。

刚接到长治方面来电，长治守敌得知援军接近后，士气大涨，敌37师师长杨文彩已拼死夺回北关，准备接应。我军被迫退守城外，与敌相峙。

战事太激烈了。

阎军善防守，就地筑建防御工事，恃其火力强大，全力抵抗。八路军力求割裂敌人。经过几昼夜激战，阎军步步收缩，集于磨盘垴、老爷山、关上等阵地。

方圆十几里的老爷山由大大小小的数十个秃山组成，每一个山头，双方都反复争夺。阎军来不及挖坑道、修工事，就用死尸垒起来当掩体，机枪、手榴弹打上去，将尸体烧着，到处鬼火闪闪，焦煳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太岳纵队二十一团强攻老爷山主峰，连续四次未得手，有两次已上去了，又被阎军反冲锋打下来，部队损失惨重。第六天，由二十团替换，仍未攻下。第七天晚上，纵队司令员刘忠果断换上了769团。这是刘邓部队最著名的红军团，就是这个团，取得了129师的第一个大捷——阳明堡奇袭飞机场，炸毁了日军的24架战机。

当天晚上，769团一百多名党员和班排长组成突击队，每个队员都写了遗书，把身上的钱全交了党费。之后，每人带一杆装刺刀的步枪和一筐手榴弹，悄悄地向阎军阵地爬去。

一阵猛烈的手榴弹过后，刺刀们冲了上去。

一场惨烈的白刃战！

三营一连连长李大齐手下只剩下十多个人了，与阎军阵地相距只有20多米，没有子弹，手榴弹也扔完了。怎么办？上刺刀！这时，阵地上的阎军不明情况，仍是拼命地向外投弹。由于距离太近，滞空时间短，手榴弹落后地两三秒钟后才爆炸。李大齐心中一亮，阎军手榴弹与八路军手榴弹是不一样的，阎弹从拉爆发引信到爆炸时间是5秒钟，我方是3秒钟。对，就利用這2秒钟。又一个手榴弹落在了地上，李大齐快快抓起来，扔回去，正好在对方阵地爆炸。战士们也学着连长的样子，紧紧瞄着对方飞来的手榴弹，一旦落地，原物奉还。

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小时，阎军的手榴弹全落在了自家的阵地上，或在自己的空中爆炸。八路军眼疾手快，竟无一失手……

此时，长治阎军已成瓮中之鳖。

10月6日，刘邓急令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主力一分为二，一部分筑造工事，严守阵地，与敌相峙；一部分北上支援。刘邓特意指示增援部队白天开进，示形于敌。果然，阎军炮兵剪形镜上可以看见，南线公路上，八路军大部队正在急进，呈六路纵队，有山炮、野炮、骑兵……

阎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打援战斗结束，只有零星散兵漏网。

援军被歼，长治守军被迫于8日弃城，向西南方向突围，企图横穿太岳区，逃回浮山。

刘邓命令围城部队放开逃路，跟踪追击。

太岳纵队主力取捷径，直插沁河以西的马壁一带，终于将史泽波及其所属三个步兵师、一个山炮营共万余人堵截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一带，就地聚歼。

上党战役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击毙敌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生俘军长史泽波以下官兵31000人，毙阎军4000人，刘邓也付出伤亡4000人的代价。

时任北方局党校哲学教员的哲学家杨献珍曾经专门研究阎锡山，发现阎有着一种高明的真理观。

阎经常对他的部下讲这个故事：有一个老铁匠的徒弟，为了求得师傅保留的秘诀，就用全部心血侍候。老师傅临终前说，我留的秘诀，就是一句话：“烧红的铁不能用手去抓。”

上党地区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心，是刘邓和全区民众用八年时间，用抗日的烽火锻烧的一块通红的铁，而老于事故的阎锡山却违背了自己高超的哲学，伸手来抓，结果被烫得血淋淋的。

上党战役胜利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议》。

平汉线伸来的爪子

《双十协议》签订后，毛泽东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10月13日，蒋介石再向各战区发出了一份密令：“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四只爪子伸过来。

国民党14个军分4路沿平汉、正太、同蒲、津浦铁路向华北涌来，企图从南到北，直达平津、东北。

40军、30军、新8军、32军及孙殿英部为第一梯队，共45000人；27军、38军、85军、78军为第二梯队，约55000人；两个梯队共10万人，沿平汉路向石家庄、北平方向挺进。以16军、第1军、第3军为左侧卫，沿同蒲路、正太路、经榆次，石家庄北进；第12军、97军和吴化文部为右侧卫，沿津浦路经徐州北进。

最积极的是沿平汉线南来之敌，40军、30军和新8军，共三万多人，已突破新乡，正向安阳进逼。而位于北段的敌16军已占石家庄。两股敌人准备南北夹击，打通平汉线。

如果敌人的企图得逞，将控制铁路，以美国现代化装备之优势，割裂各解放区，压迫八路军退入农村或山区，分而歼之。

此时，共产党针对国民党争夺华北、东北的计划，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就是堵住南大门。

邯郸，是必争之地！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马上集结队伍，回到赤岸。

大战之前，刘伯承需要绝对安静，搬进了赤岸村武委会主任张义库家里。

张独身一人，家有五间南屋，中间界开，警卫员和张义库住西边三间，东边两间成了刘的办公室兼宿舍。

屋内只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一盏煤油灯。张义库将一把旧椅子送过去，这种椅子不仅有倾斜的靠背，还有半椭圆形的扶手，坐上方便又舒服，当地人称“栲栳圈椅”。

坐着这把椅子，看着满墙地图，刘伯承陷入了战局的谋划中。全天待在屋中，只早起出来走一走。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一连几天，都是和衣而睡。

门外设三道岗，谁也不能进，吃饭由警卫员送。只有邓小平、李达来往。

一天，刘邓正在商谈，夫人汪荣华匆匆进来了。一只脚刚踏进门，刘大声命令：“出去！”汪荣华一怔，悄悄退出来。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刘出来，她只好转身走了。

看到这情形，张义库莫名其妙地问警卫员：“司令员怎么连老婆也不见？”

警卫员“嘘”了一声。

一天傍晚，敌工部长张香山轻轻地走进来，刘邓正站在那张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没有发现他。室内光线暗淡，视线不清。

张香山看到了动人的一幕。

邓小平端着一支点燃了蜡烛，照着刘手指的地方；当刘伯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时，邓小平手里的蜡烛也就随着刘的手指头方向轻轻移动。因为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失明，印在地图上的地名，比蚂蚁还细小，不容易看清，邓就帮着刘把这个地名念出来，俩人还不时地商量着什么……

在蜡烛的映照下，刘邓两人并肩站在军用地图前同心协力商议军机的身影，成了一幅动人而和谐的图画……

战争之网悄悄张开

战场选在平汉路东侧，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里。

此地多沙，不易挖工事，无坚可守，北有滏阳河可阻敌之前途，南有漳河可截断其退路。

上党战役后，阎军20000名俘虏经教育后，加入了八路军。再次整编部队，把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的主力部队，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四纵队，每纵队约一万二千人至一万五千人。各纵队利用上党战役的缴获，建立了炮兵。

此时，共产党的战略是争夺东北，延安已屡次来电，商量从刘邓部队调兵。刘邓决定将第一纵队划往东北战区。前几天已交接清楚，一纵把重型武器全移交给兄弟部队，只待上路。但现在，南线火急，只好等打完这一仗了。

参战部队分为西路、东路军。

路西：杜义德、韦杰所部为右翼队，于蒋军先头到达安阳后，除以有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隐蔽于漳河北岸彭城山地待机作战；陈锡联、曾绍山部为中央队，先到武安县准备，适时集结于峰峰及其以北山地；秦基伟、孔庆德部左翼队，在肃清临洺关、紫山之敌后，集结于邯郸西南地区。

路东：杨得志、杨勇、苏振华部和兄弟部队共两万余，待敌大部进至安阳后，转移于临漳以西地带。

独立支队由张廷发指挥所属三个团，在北进敌人的两侧，随时进行打击，侦明情况，逐次北移。

10月14日，马法五、高树勋从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

由于未遇八路军主力，以每天50华里速度挺进。

20日，先头部队已渡过漳河。

22日，敌主力30000余人全部过河，逼近邯郸。

24日，敌先锋40军之106师被八路军阻击于邯郸东南五公里之崔曲、赵庄、南堡一带。敌被迫采取防御，修筑工事。这时，新八军已跨滏阳河占领马头镇。后尾的三十军，占领河东侧的中马头、大小狼营、柳儿营一带，与新八军相接。

此时，八路军参战兵团大部赶到，分别从东、北、西三面与敌相持。

敌人武器精良，士气高涨，擅打阵地战，特别长于工事构筑和固守，射击也较准确。

十月的原野，庄稼收割了，没有遮掩物。

一场恶战，汹然眼前。

这时，刘邓犹豫了，命令休整。

不是犹豫，而是等待。

等待一个巨大的转机。

高树勋的心思

一个月多月以前，上党战役还没打响的时候，一个秘密使者，徒步来到了刘邓设在山西黎城的司令部。

此人王定南，是国民党新8军军长高树勋的朋友。

王定南1930年参加共产党，长期在京、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与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相熟，先后到吉鸿昌、孙殿英部工作，成效显著。1944年秋，王定南由孙殿英帮助从北京回到河南，不久即被汤恩伯逮捕，秘密押解，途经高树勋防区。高听说是共產党，与之谋面。后设法营救获释，二人结成挚友。

高树勋，1897年生，河北盐山县人，幼年家贫，到北平学徒，后到冯玉祥混成旅当兵，渐成高级将领。中原大战后，被编入孙连仲的26路军，从此开始杂牌军生涯。

自勒死石友三后，高树勋率第三十九集团军从豫北跨黄河，过陇海，先后在安徽界首、太和，河南项城、商水、漯河、临汝、宜阳，再陕县、渑池、洛阳，又洛宁、卢氏、浙川、内乡、镇平、南阳，最后到西峡、南召。

杂牌军，走到哪里都受歧视。

1945年初，高树勋从河南镇平到西安拜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在郊外别墅接待高，谈话间胡用手拧高的脸蛋来戏弄高。高一气之下，立即返回镇平防地。

他的39集团军本来下辖2个军：新8军和69军。69军系石友三旧部改编，1942年高率部过黄河后，该军就被汤恩伯挖走。这样，高树勋手里只有一个军了。1945年6月，蒋介石明令高树勋为第39集团军总司令，却又派胡伯翰任39集团军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自然不高兴，一次酒宴上，借故打了胡几个耳光，胡离职养病。

高树勋的处境越来越糟，渐生反心。

1945年夏，胡宗南电令高派兵到南召、嵩县交界，防堵八路军南下。王定南和高树勋认为这是与八路军接触的好机会。5月下旬，经王定南秘密联系，高树勋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司令员陈先瑞在火线上见了一面，二人相谈甚欢。

八月底，郁闷的高树勋试探着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委托王定南设法送达。

王定南辗转找到八路军设在林县任村的工作站。正好见到从延安坐飞机回来，急欲赶往华中而准备在此偷渡平汉线的陈毅。

陈毅看信后说，在延安时就听中央领导说曾接南下部队陈先瑞电报，认为高树勋有争取过来的可能，现在看来，机会成熟了。彭已回延安工作，你可找邓小平联系。

王定南又步行赶到黎城。

刘邓此时正在紧张运筹上党战役，同时又为平汉线敌情焦心。见到高信后，大喜。马上回信，勉励其认清形势，顺应潮流。

邓小平立即筹措了30万元法币，交给王定南，让他尽力做高身边人的工作。

日本投降后，高部驻防在国民党军队最前线，理应接受日军投降。但高树勋接到的命令却与八路军一样，都是“原地待命”。高一气之下，进驻新乡。此举本已违反军令，高树勋正在盘算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处罚，不想却等来了提升的命令。原来蒋介石的新计划出笼了，部署重兵沿平汉线进攻邯郸，而高正好在最前线，可当炮灰，遂被擢升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高升职后，曾萌生幻想，但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一个镀金的招牌。相邻部队根本不可能听他指挥，40军军长马法五也被任命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30军军长鲁崇义是胡宗南的亲信。而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又找他谈话了：“你年岁大了，把新8军交给谁呢？池峰城怎么样？”

一盆凉水浇头，高树勋明白了。

这又是一个圈套。高反心愈浓。

高树勋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八路军配合，让他的新8军单独沿平汉线北上，到北平以北驻防后正式宣布起义，沿途把伪军全部改编带走，把防区留给八路军。

邓小平说，现在不是高单独行动，而是30军、40军与后面更多的后续部队一起进犯，中共的决心是，必须拦阻所有国民党军队的北上，以击破其内战部署。

高树勋犹犹豫豫，直到部队进驻邯郸城南。

现在已经没有拖延的时间了！

炮火加温

28日晨，王定南再次来到刘邓驻在峰峰矿区的司令部。

高表示愿意配合八路军阻止蒋的军事计划，但顾虑到他和八路军联合，与他同行的同属西北军系统的30军、40军将被全部歼灭，他将遭到旧西北军人员责骂，当年他处决石友三，就曾招致骂言。还有，他还顾虑在徐州的家属。

邓说处决石友三是爱国行动，共产党已有定论。至于家属问题，当即电请中央转请陈毅派人到徐州接出高夫人，送到太行山。

刘伯承焦急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立断。

王定南临行时，邓拉住他说，一定告诉高将军，关键时刻，不要糊涂，要从大局着眼！要从历史着眼！

由于高正在向好处迅速转化，为了不误战机，刘邓临时改变原计划，重新部署兵力。

以1纵、2纵、冀鲁豫军区部队、太行军区1、4支队为北集团，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集中力量先割裂40军先头部队，尔后各个消灭；以3纵、17师、太行军区5支队、独立支队为南集团，由陈锡联指挥，积极钳制30军，隔断与新8军的联系，主力由西南向东北兜击，协助北集团消灭40军。

对高树勋部，则围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变化。

10月28日晚9时，总攻击。

方圆数十公里的战场上，枪炮齐鸣，宛若除夕的爆竹。

一纵一旅阵地前，对方是敌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赤膊上阵，指挥亡命之徒，十分顽固。

而一纵，原定往调往东北，接收日军武器，为了轻装行军，把原有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轻武器交给了兄弟部队和地方武装，不少连只有四挺轻机枪和三分之二的步枪。

战事不顺。

29日下午，一纵司令员杨得志召集三个旅干部开会。大家都汗淋淋的，情绪不好，满身硝烟尘土。只一天一夜时间，就好像突然变了人。

一旅政委邓存伦跑进来，端起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副政委张国华、参谋长卢绍武面前的大碗，把四碗水全喝了，然后坐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啃起来，看样子好像几顿饭没吃似的。杨得志见馒头上带着血迹，问：“你负伤了？”

“没有呀。”

邓存伦站起来，看了看带血的馒头，说；“我从地上捡来的。”说着，继续啃。

邯郸起义

王定南不会骑马，只靠步行，来回奔走于马头镇和峰峰矿区的25公里热线上，翻山越岭，鞋底都磨破了。

29日傍晚，他终于带回准信：高决心单独起义。

劉摘下眼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一来，仗就好打了。”

邓看了看李达：“我看你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另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经下定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定。”

刘伯承说：“非常之时，这样做，作用更大。”

当天晚上，李达化装成一个商人，通过王定南已争取的高部前沿防区，前去马头镇会见高树勋。

高树勋见刘邓派自己的参谋长前来，十分高兴。

邓小平派李达前去，还有一个原因，他俩都是西北军的老人。李达是1931年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与高树勋是老相识。

李达向高传达了刘、邓对他起义的欢迎之意，并评论高将军此举可与冯玉祥五原誓师相媲美。

当晚，两人握谈整夜，商议善后事宜。

此夜，窗外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异常激烈。但李达和高树勋心里明白，这些机枪、步枪都是朝天射击的，手榴弹也只是扔在无人处或水里面爆炸的。为了迷惑相邻的国民党30军、40军，这是双方前沿部队的约定。

1945年10月30日上午，高树勋在马头镇总部召开科团以上干部训话，宣布起义。副军长马润昌、参谋处长袁家洪等提出要回蒋管区，高立即答应，派人送钱送行。

当天夜里，双方通讯兵将电话接通，高树勋与刘邓通话。

31日上午9时，刘伯承带新华社、《新华日报》负责人朱穆之、安岗亲到高部慰问。

当天上午，高树勋起义的通电传遍全国。

下午，高率起义部队一万多人，撤出战场，开往武安伯延村。

一着棋活，满盘主动。

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30军军长鲁崇义和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听到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闻晴天霹雳，顿时军心涣散，全面南撤。

刘邓已料敌必然向南突围，命令一纵、三纵主力，隐于敌退路东、西两侧，二纵从正北面向南压，待敌脱离筑城地带，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截断退路。

至此，北犯的蒋军已插翅难逃。

11月2日，战役结束。

除新8军10000余人起义外，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40军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及30军、40军20000多人均被生擒。

十一月十日，新8军开赴武安伯延，进行改编。

改编成什么名字好呢？

毛泽东在延安说，我们共产党要实行民主建国，就叫“民主建国军”吧。

高树勋对平汉战役功莫大焉。

是起点，也是终点

上党、平汉两次战役，两次淬火，边打边建，边打边练，使刘邓部队迅速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正规战的转变。

11月中旬，邓小平在峰峰煤矿召开中共晋冀鲁豫局全体会议。会后，再一次对本部进行组编，组编成六大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之。

至此，晋冀鲁豫解放区已建立了二百个县市政权，拥有城市百余座，人口2551万，土地12万平方公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刘邓部队已经从当初的9100人发展成拥有正规军31万、基层武装200万的浩浩洪流，成为一支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的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钢铁队伍。

1945年12月，根据地形势大大好转，前景一片光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离开山区，将司令部迁往平原边缘——武安县下柏树、龙泉一带。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刘邓骑着马，沿着村里的石板路，向东走了，离开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这条波光粼粼的清漳河，还有那一盏盏金黄的柿子，一枚枚赤红的大枣……

时间的马蹄声远去了，当年的人们也在渐渐地变老。

一年又一年，赤岸人的思念堆成了身后的太行山，化成了门前的清漳河。

邓政委越走越远了。

邓政委越来越忙了。

后来，他成了这个国家最忙的人。

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贫困之后，小村人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当他们吃上自来水的时候，当他们住上楼房的时候，当他们村铺上柏油路的时候，当他们买回大彩电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一切与那个人有关系，那个在自己的小村里生活了6年的人。

這样想的时候，他们又觉得邓政委离自己很近呢。似乎仍在清漳河边散步，仍在村后的山上抽烟……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一位位老元帅、老将军们的谢世，小村人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一项工程。他们把村后的那座无名山植满了松柏，向那些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将军们的家属发出了诚挚的希望，希望他们的骨灰或部分骨灰能来这里安息……

太行山的呼唤，清漳河的恳请。

129师的将军们又回来了。

刘伯承、徐向前、李达、黄镇、王新亭……将军们再度聚在这里，永远也不离开了。他们的政委邓小平为这座小山重新题写了一个名字——将军岭，并深深地嵌刻在了山石里。

邓小平是最后一个赶到的。他的骨灰虽然撒在了民族的山川江河里，但他的雕像回来了，他的心回来了，又与他的战友们永远地在一起了。

他们再不用为战争劳累了，他们实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他们在山上谈笑，下棋，散步，永远，永远。

山风是他们的絮语，浪花是他们的笑声。

赤岸作陪！

（全文完）

本栏责编 李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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