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肌玉骨更堪怜

文/陈 醉

冰肌玉骨更堪怜

文/陈 醉

陈醉 春芽 138cm×68cm 2013年

中国文人对女性的赞美，常常会用冰、雪、玉、脂、香等词汇，使用的感情往往也是爱、怜、惜等形态。如“玉人”“玉体”“冰肌玉骨”“冰清玉洁”“玉貌冰肌”“肌肤雪白”等。称道他人之女儿用“玉女”“令爱”，白居易《长恨歌》中形容杨贵妃有“温泉水滑洗凝脂”句，俗语中有所谓“怜香惜玉”“一白遮三丑”，而《红楼梦》中贾母对黛玉等小姐们的疼爱常常会说“可怜见的”……可见国人在审美过程中对肤色的权重程度。似乎欧洲人没有像我们那么看重皮肤白，也许他们本身就是白种人，司空见惯。相反，他们还有意去日光浴，将皮肤晒“黑”。

我作画的题材大多是裸体女性形象，而健康女性的肌肤的确非常美。尤其少女白里透红的质感，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作画过程中，有时勾好线后，人物形象一出来，在雪白的宣纸上就已经显现了女性肌肤的柔润、晶莹的效果，觉得“意”已经“到”了。这时候，往往没有勇气再用墨、用色去“玷污”她。但矛盾的是，我又很喜欢使用色彩。大概是学西画出身留下的癖好，真不死心将创作停留在白描上。

诚然，线是绘画的重要手段，东西方均如此。希腊瓶画留下了古代希腊经典的线描艺术，它果断且富装饰性，很美。他们喜用硬笔，如毛管笔、铅笔、钢笔等。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毛笔，后来又有了墨、宣纸。古代画家很重视线条，唐代人物画是一个高峰，画工分工也具体，负责画线描稿的画工比负责着色的画工酬劳要高，而且不小心色彩覆盖了重要的线条还要扣着色工的工钱。中华文化孕育了传统绘画线条特有的生命力，它是有“气”贯于其中、有“意”蕴于其里的。古人还讲书画同源，看重“书写性”。古人画画称“写”，“写真”“写生”“写意”。画是名词，写才是动词。画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连舶来品快速记录对象的手法都翻译成“速写”，而不是“速画”。传统讲究笔墨，如果与西画从功能上作个大致的类比，笔是“素描”，墨是“色彩”。

本人作画也侧重用笔、用线——线是中国画的灵魂，线用好了，支柱就起来了，画面的形式感和神韵就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用狂草在“写”人体，在淋漓酣畅中捕捉那意趣天成的效果。中国画的大写意人物很难画，难在一笔下去，“不成功则成仁”，没有修改的余地。悬着肘能画出一条准确的线条就很不容易，能像写书法一样“写”出—组气贯始终、顿挫有致、形态优美的线条就更是困难了。这些线条往往是意蕴深邃，蕴含着内在的生命力，而且还能准确体现人物造型、解剖结构。这种时刻，常常会隐约体悟到古人所说的“意趣天成”“如有神助”的感觉。正因为如此，真不忍再去皴擦、上色，唯恐减弱了它的效果，埋没了它的光彩。我希望完整地把这“神来之笔”“幸运妙得”的线条造型保存下来。想到这里，觉得古代对着色画工因不恰当地覆盖了线条而被扣工钱有其道理。不过，自己毕竟也是“着色画工”出身，对色彩的情结难以割舍。我们的前人惜墨如金，惜色如金，我们更需苦心经营，用好这仅仅允许的一点点色彩。

创作着色人体过程中，我喜欢在赭石中调入花青的效果曾引起行家的注意和兴趣，有学者在评论中多次谈及。还有同人言，陈醉笔下的美女喜欢戴绿色耳环，说这已成了我的标志、我的特有符号……言之有理，确实从此可以窥见我对色彩处理思考和实践的痕迹。创作不着色人体形象时，能够施展色彩效果的地方就更有限了，仅有头发和头饰可以变化。人物的脸部是最重要的部位，是表情所在，色彩焦点在嘴唇。白居易对他两位家伎的赞美流传有佳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美人的嘴是小小的，像樱桃一样，红红的。于是耳环我选择了石绿，因为它与嘴唇最近，与嘴唇的对比最强烈。所以，最后嘴唇的朱砂一点，少少的一点红色和绿色一对比，犹如画龙点睛，整个画面的神就提起来了。加上两点乳晕红色的呼应，更富感染力。不着肤色，白色的宣纸首先强化了黑、白、灰的效果。除了红与绿，也要有些变化。所以有时头发会用紫色，而耳环则用金黄色。还有时候，头发干脆用金黄色，耳环则用灰紫色……其奥妙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余补颜色的道理。红、绿是一对余补颜色，紫、黄也是一对余补色，所以它们配在一起很响亮。这是西洋画中常用的余补色效果，传统中国画不注重这个，西洋绘画也是到印象派时代才懂得。有时不妨刻意使用一下，变化一下习惯的趣味。我以前偶尔也这样不上肤色地画过，而近来则相对集中地画了一批，自我欣赏之余，今借此机会就教于同人。

冰肌玉骨更堪怜，不知是否真能有此效果？

陈醉 月光曲 68cm×68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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