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中邵雍思想的阐释与评价

连 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宋元学案》中邵雍思想的阐释与评价

连 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关于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黄宗羲、黄百家父子认为，邵雍的象数易学虽源出于道教，但至邵雍阐发出心性义理，其实质是为包含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后天之学”建构作为其本体依据的“先天之学”，因此得以与周、张、二程并列为理学奠基人。关于邵雍象数易学的评价，黄氏父子指出，邵雍的《先天图》是依据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所作，但并非伏羲制作八卦的依据，也与《周易》经传的本义不符，从而批评了朱熹《周易本义》对《先天图》的迷信，同时又承认邵雍之学是自成一家的“易外别传”。关于邵雍父子的太极说，黄氏父子基于自身的气本论思想辑录了邵雍、邵伯温父子太极元气说的宇宙本体论，从而彰显了其太极说在道学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宋元学案；邵雍；先天图；太极说；黄百家

清代浙东学派学者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编纂的“学案体”宋元儒学思想史著作《宋元学案》中共收录有86个学案、2个党案和3个略案。其中，出自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等人所编纂“黄氏原本”的59个学案中，编纂者致力于宋代道学创始人“北宋五子”学术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留下了大量按语，其中有很多值得重视的观点。目前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基本是围绕着哲学阐释与思想论争，结合黄宗羲等编纂者的按语来探讨《宋元学案》中学者的哲学观点与编纂者的观点立场。如卢钟锋在其论文《宋元时期理学的论争与〈宋元学案〉的理学观点》[1]58-65及其参与编写的《宋明理学史》下卷第三编“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总结及理学的衰颓”第四节“《宋元学案》关于理学史上诸论争的观点”[2]758-774中，分“朱陆关于《太极图说》的论辩”“性论之辩”“‘理一分殊’辩”“朱熹、陈亮关于‘义利王霸’之辩”“朱陆异同辩”五个主题探讨了《宋元学案》中的哲学论争及编纂者的立场和观点。此外，相关专著论文中也零星可见引用编纂者的按语加以论述的文字。但总的来看，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宋元学案》中包括邵雍在内的个案及其哲学阐释还缺乏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因此，本文以《宋元学案》卷九、卷十“百源学案上、下”(以下正文及注释中引用《宋元学案》时一般省略书名，只注明卷数与学案名)为中心，探讨编纂者黄氏父子等人对邵雍思想的阐释与评价，并力图阐明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的编纂者黄氏父子的思想立场。

具体分析之前，先简要说明一下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百源学案”中思想资料的构成。第一，卷九“百源学案上”中，依次排列有“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渔樵问答”。第二，卷十“百源学案下”中，先是“先天卦位图”，即“八卦次序之图”“八卦方位之图”“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方图(四分四层图)”“卦气图”共五图构成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的基本内容；其后是“附先天图辩”，辑录的是后世学者对邵雍先天易学的评论，包括归有光的《易图论》(今在《震川集》卷一开头)、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论先天图、先天方位、论天根月窟、论八卦方位)、黄宗炎的《易学辨惑》(周易象辞先天卦图辨、辨先天八卦方位图、辨先天横图、辨圆图、辨方图)。接着是“经世衍易图”“经世天地四象图”“经世挂一图”“经世既济阳图”“经世既济阴图”“经世声音图”共六图，其后有“附声音论”(邵伯温、钟过、祝子泾、上官万里、彭长庚、袁清容)、“附梨洲皇极经世论”(《易学象数论》的一部分)，最后是“康节语”(全祖望补)。

“百源学案”中思想资料的辑录和排列，是黄氏父子等编纂者在接受前代的编纂成果的同时，依据他们对于邵雍思想的理解与评价而得来的。邵雍的著作有《皇极经世书》与《击攘集》等多种，因其卷帙庞大，内容博大精深，涉及传统经史子集四部①，涵盖思想、历史、物理、天文、历法、象数、音乐、文学等诸多专业领域[3]417-418，即使入门也有不小的难度。《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中思想资料的编纂是做得比较好的，邵雍思想的精华可以说大体已经齐备，因此，作为邵雍著作的一个“选评本”，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学界的重视②。特别是象数易学是编纂者黄氏父子的家学，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均著有这方面的专著，其代表作便是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与黄宗炎的《易学辨惑》。“百源学案”中黄氏父子等人对以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宋代易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不少。以下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论述为基础，对“百源学案”中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八卦生成说与八卦方位图及其太极说的阐释与评价作一些探讨。

一、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作为道学创始人“北宋五子”之一，其思想渊源一般认为与道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卷九“百源学案上”的一条案语中，黄百家论述了邵雍象数易学的渊源，并引程颢和朱熹之语概括了邵雍的学问(“内圣外王之道”)与人格气象(“振古之豪杰”)，随后对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进行了探讨[3]367。

关于邵雍象数易学的学术渊源。黄百家指出，邵雍的先天卦图原本传自方壶，但自谓创自上古的伏羲。这种说法就像道教的经典《云笈七签》中说某经创自玉皇，某符传自九天玄女一样，其实是道家术士故意高远其说的惯用伎俩罢了。仔细考察邵雍的学术渊源，可知先天诸图并不是邵雍首创。程颢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已经指出：“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4]503其后，朱震又在《周易集传》的“进书表”中指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5]1-2即《先天图》是由宋初的道士陈抟经种放、穆修、李之才等人传至邵雍的。因此在黄百家看来，邵雍从道教接受先天图而不改其名，只可自备一说，任其自生自灭即可。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依上引朱震之说在其《周易本义》的开头引述邵雍的先天诸图后，又指出，“右、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6]7，虽然知道邵雍先天易学的道教背景，却仍然对其深信不疑。其原因是在朱熹以前，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颐著有《周易程氏传》，其主要着眼点在基于其天理论来解释《周易》，属于纯粹的义理派易学的路数。但在朱熹看来，《周易》原本就包含象数与义理两个层面，哪一方而都不应被忽视，程颐的阐释虽可称得上博大精深，但却专偏于义理方面的阐发。因此，朱熹便取邵雍的象数易学来弥补程颐的义理易学之不足。进而朱熹还认为，程颐演绎周公之经文，邵雍则传承了伏羲之图书，并将邵雍的先天图置于文王的彖辞、周公的爻辞和孔子的十翼之上，可说是推崇备至了。后来随着朱熹的《周易本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邵雍的先天图也随之被广泛传播开来。然而，后世围绕着邵雍的先天图一直争议不断。例如，明代归有光(1506—1571)怀疑先天图的年代，认为先有《易传》(十翼)而后才有先天图，先天图未必传自上古之伏羲。在黄百家看来，归有光所说尚未抓住要害。实际上，《说卦传》的“天地定位”章与邵雍的所谓先天八卦方位并无任何关联。而邵雍之子邵伯温自己在《易学辨惑》及《闻见录》中已经明说先天图是传自北宋道士陈抟，但朱熹未对此进行考证(此说不确，如上所述朱熹其实是很清楚的)，而归有光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3]413。

关于邵雍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地位。黄百家在评价与邵雍同时代的另一位道学奠基人周敦颐的思想地位时曾指出：“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3]482从道学的发展来看，将天道与人道相结合，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构建形而上的先天本体论依据是宋代道学家的历史使命。邵雍的学问自成一家，虽与作为道学主流的程朱理本论思想体系相异[3]471，但其实质是在为包含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后天之学”建构起作为其本体依据的“先天之学”。换句话说，象数只是“究天人之际”的形式手段，其实质仍在于背后的儒家心性义理。因此邵雍才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3]380这里“先天之学”是心是体，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后天之学是迹是用，是心之表现于外，而道作为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贯通于先天与后天、体与用、无与有之中。从这点来看，邵雍的学问与周、张、二程等道学奠基人相比可谓殊途同归。因此，朱熹将邵雍与周、张、二程并列作为道学创始人“北宋五子”之一是很有道理的。概括来说，邵雍将宇宙古今、天地万物全部收纳在其庞大的“四分法”(元会运世、皇帝王霸等序列)的数学体系之中，这当中自然不免有牵强附会和主观臆测的成分，但其体系本身是能自圆其说的，同时也超越了一般的数学方术的层面，实际上是“穷理尽性至命”即穷究物理与性理(道德心性)的内圣外王之学[3]465。邵雍强调说：“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则休戚不能至矣。”[3]378认为理是数的根源，违背理就会落入术数(算命占卜)之末流。程颐也指出：“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4]197认为邵雍的数学方法虽出于李挺之一流，但到了他这里方才超越了术数技巧，直通到儒家理论核心的心性义理层面了。朱熹虽高度评价了邵雍庞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将其先天诸图置于《周易本义》的开头，但同时也指出，《皇极经世书》实际上是推步之书，其义理架构与原本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本义不符，因此只能算是“易外别传”。后来，四库馆臣在《皇极经世书》的提要中则折中程朱之意见，指出邵雍的先天易学表面上是在发明天道，实际上也是在讲人事，其说超出了一般术数家之说，是纯粹的儒家学说，并进而指出这是邵雍被视为宋代道学创始人之一的主要原因[7]1422。其观点立场与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对邵雍的评价可谓一脉相承。

二、对象数易学的评价——以八卦生成说与八卦方位图为中心

邵雍的易学被称为“先天易学”，表现为先天图。后来南宋的朱熹将邵雍的先天图式写进《周易本义》中并成为理学的经典著作。但后世围绕着邵雍的先天学出现了种种的争议。明末清初，伴随着学术界批判宋明理学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一股批判以周敦颐、邵雍、朱熹、刘牧为代表的宋代象数易学的思潮。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和王夫之、方以智、胡渭等便是其代表人物。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与黄宗炎的《易学辨惑》，详细批判了包括邵雍的先天学在内的象数派易学。其后清代考据学(汉学)的代表人物惠栋、焦循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作为道学(宋学)理论基石(宇宙本体论)的宋代易学，而主张复归到汉代易学(汉学)。受此思潮的影响，黄百家等人在编纂《宋元学案》时辑录了邵雍的“先天卦位图”并附上了包括归有光《易图论》、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和黄宗炎《易学辨惑》等在内的批判性评论，进而还留下了许多按语。以下结合包括黄百家的按语在内的诸家评论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对“百源学案”中邵雍的八卦生成说与八卦方位图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关于八卦生成的顺序。《周易·系辞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8]340邵雍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的“加一倍法”(与二进制原理相符)解释了上述《系辞传》中太极→两仪(阴、阳)→四象(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八卦生成顺序。这就是所谓的伏羲先天八卦生成的次序。依此则八卦的生成顺序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见图1)。另一方面，《周易·说卦传》中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8]388此为基于乾(父)坤(母)次第生出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的关于八卦起源的“乾坤父母说”。邵雍以之作为后天易学的“文王八卦次序”(参见图2)。依此则八卦的生成顺序是“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离六艮七兑八”，与上述邵雍的“伏羲八卦次序”大不相同。

其次，关于八卦排列的方位。《说卦传》中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雍据此作《伏羲八卦方位图》(见图3)。其八卦的具体方位是，乾位于南方，坤位于北方，离位于东方，坎位于西方，以上是南北东西之“四正卦”的位置，其次震位于东北，兑位于东南，巽位于西南，艮位于西北。前述《八卦次序之图》(又称《小横图》)中八卦的生成顺序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与之相应的《八卦方位之图》(又称《圆图》)中八卦的运行顺序则是震(一阳)、离·兑(二阳)、乾(三阳)、巽(一阴)、坎·艮(二阴)，最后是坤(三阴)。即由震至坤的顺时针方向。另一方面，《说卦传》中还有一种“震(东)巽(东南)离(南)坤(西南)兑(西)乾(西北)坎(北)艮(东北)”的所谓“文王八卦方位”[8]385-386(见图4)，与上述邵雍先天易学的“伏羲八卦方位”中“离(东)兑(东南)乾(南)巽(西南)坎(西)艮(西北)坤(北)震(东北)”的方位与顺序大不相同。

文王后天八卦方位所依据的《说卦传》的“帝出乎震”章中对八卦的方位有具体说明。邵雍先天八卦方位的依据则是前述《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章，但此章中实际并未叙述八卦具体的方位。当然，即使没有明说，也是可以推理出来的，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就是其中的一种推理。黄宗羲在其《易学象数论》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并被附入“百源学案”之中。具体来说，黄宗羲认为：第一，“天地定位”章中的“天地定位”，只是说天尊地卑，天(乾)处于上位，地(坤)处于下位，从来没有听说过像邵雍那样使南(乾)处于上位而北(坤)处于下位的。第二，关于“山泽通气”，也只是说山(艮)必定伴随着泽(兑)，而泽必定出于山，两者处处互通。但其方位也不必限于邵雍先天八卦方位中艮(西北)与兑(东南)那样处于对立的位置。第三，关于“雷风相薄”，“文王后天八卦方位”中震(雷)位于东，巽(风)位于东南，相互迫近，因此才说“相薄”(相迫)。如果像邵雍的先天方位那样震(东北)巽(西南)相反相对又隔得很远的话就不能说“相薄”了，而且先天方位中震位于东北，东北属寅，在季节上恰为正月，也不是雷(震)发动的时节。最后，关于“水火不相射”，后天方位中离(火)位于南，南方意味着暑热，坎(水)位于北，北方意味着寒冷，正如季节上的冬寒夏热。但如果像邵雍的先天方位那样离位于东而坎位于西的话就是变成春(东方)热秋(西方)寒了，这与季节之寒暑是相违背的[3]388-389。这样看来，邵雍构造的先天方位实际是与《周易》的本义相违背的。

黄宗羲进而还考察了邵雍象数易学的渊源，指出先天诸图并非邵雍自创，其实是由宋初道士陈抟经穆修、李之才传至邵雍的，而除邵雍之外，同门的刘牧也传承了诸易图[3]401-403。这里又引出了所谓河图洛书之学。朱熹采用宋代象数易学派代表人物刘牧的《河图》与《洛书》解释了八卦的生成过程及排列方位，这是自宋初道士陈抟以来的图书之学所提倡的八卦源自《河图》与《洛书》之说。其后，北宋初期的刘牧做出《河图》与《洛书》的具体图式，进而还以其《河图》作为八卦之源，即认为八卦之象源出自《河图》③。这是出自《系辞传》中的龙马自黄河而出背负伏羲所授之《河图》的传说。即认为八卦是天降神物，并非人为所作之物。但由于《河图》《洛书》的图式并未流传下来，引起后世争论不已并提出了种种解释。朱熹信奉刘牧所作的《河图》与《洛书》(参见图5、图6)，将它们置于《周易本义》的开头，而随着朱子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并成为理学的权威经典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异议。如南宋学者薛季宣认为，《河图》其实属于地图一类，而《洛书》则属于方志一类，两者均与八卦没有关系。黄宗羲与黄宗炎均同意薛季宣的说法[9]552-553[10]236-237，247，而后来也有一些赞同者，但还不能说有了定论[11]194-195。

黄百家在《八卦次序之图》后引述朱熹《周易本义》的说法之后，又自下按语对其进行了检讨。黄百家首先论述了《系辞传》中所载的关于八卦来源的“观象立卦说”④，认为圣人伏羲依据天地万物之形象创作了八卦。黄百家同时指出，汉代以来关于《河图》出现了种种意见而莫衷一是。西汉孔安国与刘歆以八卦为《河图》，以《尚书·洪范》的本文为《洛书》。而东汉末年郑玄则依据纬书说有《河图》九篇与《洛书》六篇。到了刘牧则认为《河图》之数九而《洛书》之数十。后来朱熹在其《易学启蒙》中又将刘牧的《河图》与《洛书》进行了互换。依据朱熹之说，《河图》中央的五和十为太极，一与六在下，二与七在上，三与八在左，四与九在右，奇数与偶数各二十为两仪，一、二、三、四与五相合为六(太阴)、七(少阳)、八(少阴)、九(太阳)四象。分四方之合而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而为兑震巽艮。这就是先天八卦方位配《河图》。同样，先天八卦方位也可与《洛书》相配。这样，朱熹就基于《河图》《洛书》解释了八卦的生成与排列。随着朱熹的《周易本义》(附《易学启蒙》)取代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成为明代以降的科举官书，其所推崇的图书之学也得到了广泛传播[3]388-389。然而，围绕着《河图》与《洛书》历代争论也不曾断绝。例如，北宋初期的欧阳修在其《易童子问》中指出，《系辞传》的“河图洛书说”与“观象立卦说”相互矛盾，其中必定有误[3]195。擅长象数易学的蔡元定(1135—1198)则替朱熹辩护，主张伏羲只是依据《河图》而作《易》之八卦，《洛书》则是大禹推论洪范九畴的手段。黄百家依据其家传(黄宗羲、黄宗炎)的观点主张八卦与《河图》也无任何关联，进而指出朱熹在其《原象篇》与《感兴篇》中有赞同“观象立卦说”之语，并认为这其实就是朱熹自己省悟到其过分相信《河图》与《洛书》之失误的明证。

此外，在卷十“百源学案下”中，黄百家还辑录了邵雍的《先天卦位图》(见图3)，并在其下引述了其父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与叔父黄宗炎《易学辨惑》的考证，进而还下了自己的按语。又在《皇极经世》之中引述了其父黄宗羲《易学象数论》的《皇极经世论》，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3]463。总而言之，黄百家等编纂者的基本立场是指出邵雍的先天学是依据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所作，并非伏羲等圣人制作八卦的依据，而邵雍的象数易学特别是其先天诸图(参见图7、图8、图9)与《周易》经文的本义不相符合，从而批评了朱熹《周易本义》对邵雍先天图的迷信，但同时又承认邵雍之学是自成一家的“易外别传”[3]365。

三、太极说——“道为太极”与“心为太极”

《周易·系辞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说卦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邵雍将天道之阴阳与地道之柔刚结合起来作为“四象”，在《经世衍易图》(见图10)[3]414中重新解释了从太极至八卦的生成过程。这与前述“伏羲先天八卦次序”的八卦生成说相呼应。具体如下所示：

按照蔡元定的解释，其八卦的生成过程可作如下理解：“蔡西山曰：‘一动一静之间’者，《易》之所谓太极也。动、静者，《易》所谓两仪也。阴、阳、刚、柔者，《易》所谓四象也。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易》所谓八卦也。”[3]414即处于动静之间者是非动非静而又主宰动静的“太极”，动者和静者分别是易之两仪，具体来说，动者是天，静者为地。在天有阴阳，在地有柔刚。阴阳柔刚即是易之“四象”，而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因此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因此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合起来即是易之“八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邵雍的太极说。邵雍的太极并非朱子学中立于阴阳二气之上的形上本体，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其实都不过是一气之变化，因为邵雍说：“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故有一则有二，有二则有四，有三则有六，有四则有八。”[3]376这可说是邵雍从陈抟的象数易学那里继承而来的观点。如当时从陈抟一系继承河图洛书之学的刘牧也主张太极元气说。而这也与黄氏父子等《宋元学案》编纂者的气本论相一致。另一方面，邵雍又指出：“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3]380后来邵雍之子邵伯温(1057—1134)继承家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于是《宋元学案》的编纂者在“百源学案”的“百源家学”中辑录了其说(今见于《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卷八与子部术数类数学之属《皇极经世书解》卷八“邵伯温系述”)。首先，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道视作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源。邵氏父子则将其与前述《系辞传》中“一→二→四→八”的八卦生成说相结合，认为“道生一”中的“一”即是太极，“一生二”中的“二”即是两仪，“二生四”中的“四”即是四象，“四生八”中的“八”即是八卦，“八生六十四”之后则天地万物之道齐备了。天地万物均由作为本源的“一”(道·太极)派生出来，而穷天下之数(万)又复归于“一”。此所谓“一”即是天地之心和造化之源[3]474。这样的话，太极兼具本体论与生成论(宇宙论)两方面的特征，既是万物得以存在之根据(道)，也是天地之心(心)，即天地生物之意志(天地生生之德)。因此邵雍才说“心为太极”和“道为太极”。

所谓“天地之心”，原本出自《周易》复卦彖辞中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道家以虚静来解释此“天地之心”。例如，《老子》第16章有：“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而程颐在与苏昞(季明)讨论有关中和说时，针对道家的“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提出了“动见天地之心”并载入其《程氏易传》中。程颐是将天地生物之意志(生生之德)作为“天地之心”⑤。然而，正如前述“一动一静，天地之至妙与。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至妙与”那样，在邵氏父子看来，一动一静是天地之妙用，而一动一静之间者，则是天地人之妙用，天地之心即是处于一动一静之间的至妙。因此天地之心不拘泥于有无、动静之间，也不离乎有无、动静。所以道家以“静”、“虚无”与儒家以“动”为“天地之心”的看法都有失偏颇[3]474-475。邵氏对太极(天地之心)的这种看法与周敦颐在《通书·动静章》中阐发的描述太极之功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妙万物”[12]26-27的“神”颇为一致。既然“天地之心”是太极，那么人尽太极之道以收纳天地万物，这样造化皆备于吾身。而圣人之心即是天地之心。因此，作为天地万物之根源的太极与天地无先后的关系，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间也没有先后的关系，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太极自身的显现罢了。进而，太极作为宇宙之本体超越了时空无时无处不在的同时，作为命、性、天、心贯穿于万物，而其本质则一。因此，“穷理尽性至命”也好，“尽心知性知天”也好，“存心养性事天”也好，都是基于太极根源而来[3]474。这样看来，邵氏父子的太极说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贯通于气、心、道之间。其太极说在道学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与编纂者黄氏父子自身气本论的思想立场相符合，因此，编纂者在“百源学案”中辑录邵氏父子的太极说并不是偶然的。

注 释：

①根据郭彧的考证，邵雍著作的内容被取入《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诸多类别书籍中，影响非常广泛。参见郭彧整理《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前言第1-2页。

②如陈伉集解《东方大预言：邵雍易学研究》上、下两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即是基于《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下”进行编纂和论述的，并收录了“百源学案上、下”几乎所有的内容。

③刘牧的“洛书”(朱熹将其作为“河图”)是以《周易·系辞传》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及“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的所谓天地之数结合而成的。即将“天地之数”区别出“生数”与“成数”，一二三四五作为五行之生数，六七八九十作为五行之成数。生数是《尚书·洪范》中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的五行之数，成数是生数之上各加五而成六七八九十。从筮法来看，太阳为九，少阴为八，少阳为七，太阴为六。将其作为刘牧的“洛书”的话，则六(太阴)为一得五而来，九(太阳)为四得五而来，八(少阴)为三得五而来，七(少阳)为二得五而来。另一方面，刘牧的“河图”(朱熹以之为“洛书”)是将汉唐以来流行的“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甄鸾《数术记遗》)的“九宫说”(相当于数学上的幻方)与汉易中的卦气说、五行说相结合，以四正卦坎離震兑的方位视作九宫之方位即五行之生数与成数所居的方位。即一、三、七、九的阳数各居北、东、西、南之四正位，而一在北九在南三在东七在西。二、四、六、八之阴数各居四隅之方位，二居西南，六居西北，八居东北，四居东南。五居中央。四正之数与四隅之数相配合，即六一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与十相配成土。这样，刘牧便依据五行生成之数解释了此图之结构。

④关于八卦之起源及六十四卦形成的顺序，《易传》中共有五种说法。即《系辞传》中的“观象立卦说” “大衍之数说” “易有太极说”与《说卦传》中的“参天两地而倚数说”“乾坤父母说”。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⑤如二程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为心。”(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版2004年版，第366页)又程颐在其《程氏易传》中指出：“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同上，第201页)

[1]卢钟锋.宋元时期理学的论争与《宋元学案》的理学观点[J].文史哲, 1986(3).

[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宋明理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3](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M].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6.

[4](宋)程颐，(宋)程颢.二程集(上册)[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5](宋)朱震,撰.朱震集[M].王婷，王心田,编辑点校.长沙：岳麓书社, 2007.

[6](宋)朱熹,著.(宋)朱鉴,编.原本周易本义 朱文公易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7]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97.

[8](魏)王弼，(晋)韩康伯，(唐)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9]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10]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4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11]李申.易图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2](宋)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责任编辑：薛明珠】

2017-06-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阳明心学的历史渊源及其近代转型研究”(编号:16JJD72001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黄百家哲学思想研究”(编号：113-410500126)。

连凡(1982—)，男，湖北孝感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比较哲学及古典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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