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纳妾看民国的“姨太太”现象

肖伊绯

【梁启超谈纳妾、蓄妾】

1925年10月26日，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王政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对纳妾蓄妾的社会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梁在授课时默认国人蓄妾的态度表示质疑与不解。信文写道：

先生曰：“从人权上观察，蓄妾制之不合理，自无待言。但以家族主义最发达之国，特重继嗣，此制在历史上已有极深之根柢。故当清季修订新民律时，颇有提议禁革者，卒以积重难返。且如欧律以无妾之故，而仆仆于私生子之认知，亦未见其良，故妾之地位，至今犹为法律所承认也。”鄙意先生既承认蓄妾制在人权上为不合理，则当设法以革除之……

欲论蓄妾制有无存在之理由，必先知一般人纳妾之原因。《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所载单毓元先生《中国禁止纳妾之方法》中列为二十条，鄙意以为最普通者不外下列三种：

（一）对于正妻不满意，而又无法出之者。

（二）结婚多年膝下犹虚者。

（三）有钱有势，遂欲充分发展其兽性者。

第一种乃旧式婚姻之恶果，实行自由结婚、自由离婚以后自可免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语，久成为蓄妾者之护身符，故上列第二条，在讲求宗法之中国社会里，已公认为牢不可破之理由。其实严格说来，亦不能成为理由。夫四十而不生子，不能专责女性方面。世有后庭娇艳二三十人，而求子如登天者，论者能谓此二三十女子均无生子能力，或由于两方面俱无生子能力。是故最公平之办法，已结婚者应于相当时期用医药方法查验。若果系女性方面无生子能力，而男子方面又不肯为爱情而牺牲子嗣，万不得已，或可再娶一妻（无论如何不得有第三妻，蓄妾更无论矣），但此妻之地位须与第一妻完全相等，且须得第一妻之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