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良：谦虚、细腻、温暖

□ 宋瑶

崔国良：谦虚、细腻、温暖

□ 宋瑶

崔国良（1931.7.7-2017.1.18）

中国工程院院士，固体火箭推进剂与发动机专家。河北省阳原县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1961年获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副博士学位。对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有3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五载同窗，五十年情重

崔国良是一个细腻的、非常重感情的人。对于同学之间的友谊，他是牢记于心，小心呵护，常常想起，不曾忘记。在他看来，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已是缘分，实属不易，和“百年修得同船渡”的妻子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那些靠得住的友谊是今生最温暖的外衣，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

▲ 1987年，崔国良（中）在美国参加联合推进会议

▲ 1993年，崔国良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六院指导发动机试车（右一）

▲ 1985年“两会”期间，崔国良（左）与钱孝虹（中）、李乃暨（右）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他把同学间的友谊比作一棵树（TREE）：T是Trust（信任），R是 Respect（尊重），E是Exchange(交流)，E是Emotional Support（精神支持）。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毕业以后，崔国良被国家派到苏联学习。他在苏联省吃俭用，攒下了几个卢布，都用来为同学们买专业书和小礼物。崔国良回国以后，同学们都已经被分配到祖国各地参加工作了，他还一个一个去拜访，给同学们送书和礼物，一个也没有落下。这份情谊，使同学们感念至今。

崔国良的入党介绍人周志春则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周志春在“反右”的时候受到一些牵连，被开除了党籍。后来，中央开始落实政策，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崔国良预先知道了这个消息。

周志春回忆道：“那天是8月啊，我记得是大太阳，我们家连电话都没有，他就自己坐公交车，从北理工的东门下车，我们家那个时候住在北门，他冒着大太阳跑到我家，满头大汗，脸红红的，但是特别高兴，一进门就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国良是给我们送信儿来了，我真的特别感动。他那个时候还有高血压，血压最高的时候到200多，可是他比我还惦记着这件事，这是同学的真情啊。”

而在团支书梁树端的记忆里，即使后来官高位重，崔国良还是当时那个怕毛毛虫的大男生。梁树端毕业以后就留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当老师，和崔国良的工作时有交叉，常常会在一些专业会议上相遇。全国性的会议很重视级别，不同级别待遇很不同。梁树端回忆说：“那时候，崔国良已经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专家，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我们的地位已经很不同了，国良他就很细心，生怕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伤害了大家的自尊心，毁了同学的情谊。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会上相遇了，吃饭的时候，桌位都摆好了，他一定要从主桌跑到我们这桌来，和我一起同桌进餐。有时候会议结束了，晚上有一些娱乐活动，每个人要去领活动票，国良就会把我的票一起领来，因为他非要我坐在他身边。这些事儿看起来都不大，但是可以看得出他的心非常细，非常为别人着想，而且说明他非常自谦，从来没有架子。”

1999年，崔国良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官位”更高了。但他的大学同学们有什么聚会，只要通知他，他一定会参加。

梁树端说：“国良实在太忙，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忍心打搅他。但是不告诉他吧，又怕他伤心，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把同学都看成自己的朋友和亲人。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他不在北京，但他知道后，马上打电话过来，问清楚时间，告诉我说‘如果你们确定时间不变，那我下了飞机还能赶过来。’结果真的是这样，我们都坐定了，他才匆匆忙忙从机场赶过来。”

班级“官位”最高的崔国良，仍然时时把老同学放在心里。同学之间谁生病了，或者谁家里有事儿，他都会去关心。同学生病了，他会买了礼物去慰问；他到外地出差，尽管工作很忙，行程匆匆，但只要他有空，都要去外地同学家看看，如果看到同学家有困难，他还要联合其他同学一起帮忙。

有一个在武汉的姓黄的同学，因为政治原因，生活非常坎坷，很晚才结婚，孩子还在上学他就去世了。崔国良知道后，去武汉出差的时候专程去他家了解情况，和同学们一起资助孩子上学，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在崔国良看来，一个人一定要竭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无心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

在梁树端的“同学聚会小账本”上，这位亲切的老同学总是在凑钱金额上排名第一。崔国良不当自己是“官儿”，参加同学聚会，他从不用公家的车，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去；可凑钱的时候，他又成了“官儿”，50年校庆聚会的时候，家境好的同学交300元，不好的同学交200元，崔国良交了1000元，在小账本上“名列前茅”。

艰难中的温暖

2009年，崔国良全家福▲

都说家是最温馨的港湾，支撑崔国良度过最艰难、最黑暗日子的，正是他的家人。1968年，崔国良的妻子刘宝芬放弃了高校待遇优厚的教师工作，调到了风沙漫天的内蒙古，担任42所205室副主任。副主任的头衔还是其次，重要的是，结婚7年，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所里没有房子，他们两人就分别住在南地的单身宿舍里，只有周六晚上才能在距离南地30千米的呼和浩特市区的招待所团聚，周日下午再返回南地村，开始新一周的工作。

儿子没有跟着母亲到南地村，考虑到他快要上小学了，崔国良和刘宝芬夫妻俩咬咬牙，将6岁的儿子留在了外婆家。刘宝芬从来没离开过儿子，常常因为想念儿子而潸然泪下。但这泪水中也有幸福，她和崔国良终于可以在一起了，肩并肩地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而奋斗。他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中心心相印，偶尔在实验楼、食堂相遇，也许只是一个关切的眼神，也许是刘宝芬把碗里不多的肉片夹到崔国良的碗里，都会让崔国良觉得，黎明就快来了，眼前的艰难又算什么呢？

黎明真的就要来了。第一缕曙光，首先降临崔国良的家里。是的，结婚8年，崔国良和刘宝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南地村里多了一片新建的“干打垒”，紧挨着村里老乡的房子，科研人员就和村民们混住在一起，难分彼此。这边一排三四户，那边一排三四户，崔国良的家在东红区第二排中间，进来是一个小门厅，拐过来有一间，外头还有一间，这在当地已经算是个“小豪宅”了！

说起来，这“小豪宅”还是崔国良和刘宝芬亲手盖起来的呢。实际上，所有的新房都是科研人员就地取材，在黏土里掺点儿石灰、草棍打成土坯，自己盖成的。黏土、石灰、草棍儿的配比，难不住这些学化学的高材生，晒干了的土坯结实着呢！他们又自己动手，用土坯搭建成墙，留出门窗，家就初现雏形了。这些知识分子们边打着土坯，边忙着考证，说这打土坯的创意，来自于殷商王武丁的至高权臣——大宰相傅说，他不仅是我国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建筑科学家。《孟子·告子下》中所写的“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正是他的故事，傅说正是在为人筑墙时为武丁访得，举以为相的。不知道是谁开了一句玩笑：“也许我们会'举于土坯之间'，我们的固体事业也会'举于土坯之间'呢！”所有人都笑了。

▲ 2001 年，崔国良在实验室与科研人员讨论燃气能源

回忆起来，这黎明前黑暗的时光，可能也是崔国良归国近10年来最幸福的日子。夫妻终于团聚，有了自己的家，工作得以继续开展了……而最让他幸福的是，妻子为他生了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儿子出生的时候，崔国良不在身边，这是他第一次看着小小的婴儿慢慢长大。累了的时候，他总是爱瞧着那张红扑扑的小脸儿，怎么也看不够。女儿像他，脾气好、爱笑，晚上也不怎么哭闹，让人省心，只是女儿的身体也随他，比较弱，总让他担着心。

住进“干打垒”的第一年冬天，身体一向比较好的妻子刘宝芬先倒下了。其实，也怪他们太渴望有自己的家了，这“干打垒”建得急，土坯不够干，到了冬天，家里又潮湿又阴冷，挨着土坯墙的床上、褥子都是亮晶晶的，湿气都冻成冰碴儿了。刘宝芬刚生完孩子不久，身体虚弱，哪挨得住这冰天雪地的冬天呢？她住进了呼和浩特市医院，几个月的小女儿也因感冒、发烧，随后住了进来。

呼和浩特市医院离南地村30多千米，交通很不方便，崔国良只能求助司机班的师傅，搭便车前往医院探望。到了医院，他又不得不在女儿与妻子的病房间跑来跑去。为不让妻子惦记，他还必须瞒着妻子，不让她知道女儿也住院的事实，他抱着小婴儿又当爹又当妈。两个至亲的人都病倒了，自己的工作进展又很迟缓，这也许是崔国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但他克服了家里困难，始终和科研人员一同坚守岗位，尽职尽责，还时常给大家讲课。

鞠躬尽瘁为“巨浪”

“巨浪一号”发射照片

1978年年初， “巨浪一号”两级固体推进剂发动机的第一级通过了全程试验，5月结束了初样研制。紧接着，在“巨浪一号”副总设计师崔国良的组织下，固体推进剂发动机存试样研制中，一举突破了壳体强度关以及一级发动机推力向量控制关。这些成功，与崔国良近乎忘我的拼命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了使“巨浪一号”能够早日飞行，无论严寒酷暑还是日晒雨淋，崔国良都坚守在科研生产第一线。此时已是内蒙古七机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崔国良和大伙一样天天挤班车，年轻人给他让座，他均婉言谢绝。虽然崔国良从未抱怨过一句。

整个内蒙古七机局都没几辆小轿车，经过协调，后勤部门将一辆使用多年的上海牌小轿车派给崔国良使用。此后，崔国良的车每每路过班车站的时候，速度会慢慢缓下来，车窗会慢慢摇下来。崔国良总觉得，自己一人坐一辆车是很奢侈的事情，他想尽量多捎一些同志，捎一段路是一段路。

▲ 2009年10月1日，崔国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式

让同志们印象更深的，是坐在摩托车挎斗里的崔国良。崔国良总是奔波在路上，即使是破旧的上海牌小轿车，有时也不能保证他使用。大家很难记清有多少次，崔国良是乘着调度室的挎斗摩托车往返于各厂、所、站之间了。内蒙古冬天原野上的北风，吹到脸上如同刀割，他呼出的哈气在嘴上、眉毛上、皮帽子上结了冰霜，迎着呼啸的狂风岿然不动，像一位出征战士的雕像。内蒙古高原的夏天，太阳一晒，干热的气浪能有40摄氏度，摩托车挎斗里就像个大蒸笼一般，扶着的铁架摸上去都烫手，崔国良全然不顾，总是一步就跨进车斗，汗水湿透了衣襟也毫无怨言。

有一次，已经安装在试车台上的第一级发动机压力传感器标定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试车按计划点火。听到这个消息，崔国良立即赶往现场。天空已是阴云密布，很快就要下雨。内蒙古夏天的暴雨很是吓人，炎热干旱的地方，雨水不下则已，一旦下起来，往往就是暴雨加冰雹。鸡蛋大小的冰雹甚至会将蔬菜大棚打成筛子，把小轿车的玻璃砸出个洞。暴雨会将土路冲毁，使土坯房倒塌，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灾害也不是危言耸听。第一级发动机所在的试车台离调度室还有三四千米，是最偏远的试验站，调度室里的同志们都劝崔国良等雨停了再去，但崔国良等不及了，他立刻命令“摩托车司机”高崇武：“去！赶快开车，我们马上赶到现场。”高崇武了解崔国良的脾气，他不敢劝阻，也不敢耽搁片刻，只能将车开得快一点儿、稳一点儿、再快一点儿……

摩托车在通向试验站的路上飞驰，还没到试验站便雷电交加，空旷的荒野上，没有村庄和任何可以避雨的遮挡物，闪电从空中冲向地面，把昏暗的大地照得雪亮……高崇武知道，雷雨中行驶在旷野中是最容易遭到雷击的，十分危险。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到了试验站，崔国良和高崇武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大家看到他们冒着暴雨来到现场，纷纷拥上前来，有的递毛巾给他们擦头上的雨水，有的脱下工作服给他们披上……而崔国良却先把毛巾递给身边的高崇武：“快擦干，别感冒了。”眼神里满是深深的歉意。如果可以，他宁愿一个人淋雨。这就是崔国良，心里想的总是别人，恰恰没有他自己。

当天晚上，崔国良就发烧了，但他全然不顾，第二天又准时出现在试验站的工作现场。★

（本文摘自中国宇航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天院士传记丛书·崔国良院士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