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叙事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近来阅读河北作家王海霞的四则小说[1]，深感作者营造的诗性空间令人欣喜，深为作品中强大的共情力陶醉，对其中各色人物的命运不免牵肠挂肚，对他们的悲欢离合产生了真切的共鸣。在这四则小说中，《星星索》中木匠与小素的凄婉爱情，或源自社会的冷酷，其实更多的是主人公性格中的悲剧性基因使然；《母亲的爱情》里的“母亲”霸蛮、痴情、勤劳能干，“父亲”则儒雅、内敛、卓尔不群，他们的情感空间里充满了张力，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结婚照》讲述的崔晓梅的故事，塑造了身陷中年危机的女性人物形象，从淡淡的忧伤到浓浓的焦虑，让人隐隐地揪心；而《梅丽的寻找》中的主人公则在旅程中体会失恋的煎熬，回味生命的纯美，拥抱这纷纭世界里友爱的温暖。

这四则小说都立足于生活世界中的小人物，以个人化叙事的策略，抒写小人物的真实感受，聚焦百姓的生死悲欢，讲述平民的爱恨情仇。小说设置的社会场景，安排的时代背景，并不起关键性作用。“母亲的爱情”若发生在城市空间亦无不可，比如让“母亲”做产业工人，“父亲”是办公室文员，将公社大院改为公司机关，话务员改成打字员，排子车换做三轮儿车，葬礼安置在殡仪馆，故事大抵也是成立的，不会影响小说的基本脉络。可以说，小说悬置了社会时代背景，让其处于隐匿的状态，因为它对于小说的叙事作用而言微乎其微，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婚恋主题的个人化叙事。婚恋故事，通过个人的视角展开，能够更为准确地捕捉人物的感觉，更为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更为生动地刻画人物的命运，更为真切地呈现爱的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