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隐秀”与刘知几“简晦”之比较

摘 要：《隐秀》篇论述创作时要让作品既能有明显的主题表达，又能使读者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拥有独特的审美体验。刘知几作为一个史学家，从追求历史真实的角度出发，提出“简晦”的标准，要求简略精约。二者分别应用于文、史，但是却构成了一种发展与继承的关系，可在《史通·自叙》以及多处理论中得到验证。所以“简晦”在一定意义上，是“隐秀”于史传文学领域的变体。文章将通过对二者之间的联系比较，来说明古代文、史理论相通相连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隐秀 简晦 异同 联系

《隐秀》篇，虽然在内容的真伪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本文赞同詹锳在《<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一书中的观点：“象《隐秀》篇的补文，在万历年间，经过许多学者，藏书家和毕生校勘《文心雕龙》的专家鉴定校订过。由于纪昀和黄侃武断的考证，使大家信以为伪，实在是大可惋惜的。”[1]认为补文非明人伪作。关于“隐秀”的研究，存在很多看法，如修辞论、风格论、创作论等。学界一般认为其只适合文学的创作，而并不针对实用性的文体。

刘知几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他对史论等事实写作的见解，超出单纯的史学观，会带有很多文学思想。如《史通·杂说上》就把文学性强弱作为判断史学著作优劣高低的标准之一。对于叙事的问题，他首先重视的是“事”的真实，然后是“叙”的详略繁简。这里主要阐述其在《史通·叙事》篇中的创作观点。总结而言就是“简晦”二字。

二人的理论观点看似是针对不同领域，但是二者之间不论是在内涵，还是在源头上都存在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