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变革

“两块板”“两道箍”倒逼改革

“当前贯彻落实稳中求进，就是要在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韩长赋开宗明义地说。

他解释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要求从生产端、供给侧发力，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我国农产品供给大路货多，优质的、品牌的还不多，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韩长赋说，农业迫切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优产品结构、调精品质结构、调高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

他表示，我国农业受“两块板”“两道箍”束缚明显：

农业生产面临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这“两块板”的双向挤压，农民费时费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卖不上价，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

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环境两道“紧箍咒”越绷越紧，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难以为继。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他说，“既要调整结构、调整布局，又要转变方式、创新机制；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是破解当前农业供需结构失衡的必然选择，又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決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韩长赋说，是要从产业和体制两个方面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他提出要优化三个方面的结构——

优化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推进质量兴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满足多层次、高质量、个性化需求；

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重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业功能拓展，促进生产向优势区聚集；

优化技术结构和经营结构，调整传统技术路径，大力发展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环境友好的新技术新模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前三季度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虽然增幅总体仍然高于城镇居民，但较往年已经明显放缓，为近13年来最低，2004年以来首次没有高于GDP增幅。

对此，韩长赋特别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关注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重视推进产业扶贫，让贫困人口同步进入小康。

“改得对不对，市场说了算；改不改得动，农民说了算。”他说，“要努力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稳定农业经营收入这个农民收入的基本盘。”

明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敲定五大任务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农业长远发展。2017年的重点任务是什么？韩长赋介绍了五项重点。

任务一：调整农业结构。2017年将继续调减玉米，引导生猪养殖向玉米主产区、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建设优质奶源基地，逐步减少近海养殖，加快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任务二：推进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全面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抓好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快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机制。

任务三：推进创新驱动。围绕解决农业发展重大瓶颈制约，集中力量组织开展重大科研攻关，尽快形成一批“一体化”农业科技综合解决方案。

任务四：推进农村改革。加快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加快培育新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垦体制机制改革。

任务五：稳定粮食生产。启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继续加大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整合耕地建设投入，落实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保证全国人民能够到点开饭，始终是农业部门的首要任务。”韩长赋最后强调，“2017年粮食生产不追求增产，但要防止出现大的滑坡，这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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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改革呼唤更多“城归”

人的流向，是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表征。我国农业面临的成本上涨、价格倒挂、增收趋缓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个根本制约是农村适龄劳动力长期净流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滞后。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培育懂农村、有闯劲且留得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吸引力。做好这篇大文章，无法通过简单地不断减少农业人口来实现。尽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然偏高，还处在“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发展阶段，但新型农业经营者不能全指望目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经过培训的确可以胜任这一角色，但在开拓意识、市场经验及经营才能、资金实力等方面，确实也存在较大局限性，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还在逐步下降。

对冲日趋严重的农民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不利影响，需要拓宽视野，用好外部力量，尤其是在城市受过现代产业训练后重返农村的“城归”。对农村现代化建设而言，他们是合适的种子。事实上，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制度利好的释放，近年来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越来越多，甚至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也开始下乡创新创业。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约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创新。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城归”寄予厚望，甚至视之为中国新的人口红利，应该说指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些对农村有认同感的“城归”，或可适度平衡农村变革过程中的各种负外部性。

当然，呼唤“城归”改善农村劳动力和经营主体的结构，实现代际更替，不是要搞“逆城市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定居，仍是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人变为“城归”，来改造农业农村，活跃农村经济，本质上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当城市的资本和人才以更合理的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把更多的农业人口更平稳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能为中国的新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