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今年年初,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位名叫“楼庭坚”的大四学生写给我的信。他告诉我,他正就读于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他和一群校内外的老师、同学、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化沙龙,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三晚上七点半开展活动,从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坚持了好几年。现在,将现场录音、笔录的文字,整理出一本“学术沙龙实录”,起名为《正当七点半》,他和伙伴们希望我能够为之写点什么。
尽管住进养老院以后,就基本上不再为朋友的书写序,但这回,我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欣然同意了。原因在“贵州黔南”四个字,唤起了我的许多美好的回忆。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大概在一九六四年在全省招生,就招来了一批黔南都匀的学生,他们都喜欢踢足球,来校不久,就以他们为主,组成了一支校足球队。当时卫校老师只有我一个人踢过足球,而且和这群学生关系特别好,就选上了我当教练,其实就是和学生滚在一起风里雨里地踢球。这就自然结成了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其中有一位更成了终生不渝的忘年交。在“文革”中,我就多次到他家避难。这样,就与都匀结了缘,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因此,我一看“正当七点半”几个字,就有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五十年前的我和我的都匀学生又和今日文化沙龙里的都匀师生相遇了。这样,“我读《正当七点半》”,就有出入于历史与当下的奇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