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策略新常态

王 浩

一、前言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跨越国界的国际化和跨越文化的普遍化成为了新时期全球文化交往的主要特征，并且内在要求着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互融互鉴。为推动中国经济、文化等领域对外交往，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向世界展开了一幅开放融合的美丽画卷。作为文化互融的载体和文明互鉴的纽带，翻译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架起了一座座语言桥梁。面对新形势下的文化输出，到底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值得学界深思。

二、“归化”与“异化”并存的翻译策略新常态

翻译研究二分法的核心在于“直译”与“意译”的对立，针对这一对概念，不同的学者赋予其不同涵义并各成理论，诸如格特的“直接翻译”与“非直接翻译”；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诺德的“文献型翻译”与“工具型翻译”；皮姆的“观察型接受者”与“参与型接受者”等，不一而足。受翻译研究二分法创始人施莱尔马赫的启发，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提出“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虽然韦努蒂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策略，但他本人更倡导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进行“异化”的翻译，从而“抵抗”帝国主义霸权。尽管施莱尔马赫和韦努蒂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对“他者”的尊重与开放，但事实证明，当代的翻译实践无法证明到底“异化”是积极的策略还是“归化”是积极的策略。每一种翻译策略都必然回归到翻译产生与接受的语境之中方可实现其交际的功能。针对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置身于目的语文化中去判断所谓的“他者”文化到底是同是异。正如提莫志克（2000）所言，任何的翻译程序都会成为文化殖民的工具，甚至包括“异化”在内。而针对不同的翻译策略，图里等人对“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做了区分，其中相对文化自给自足的“中心文化”来说，“边缘文化”更需要通过翻译来借鉴“异的”模式，因此“边缘文化”对翻译策略更多报以开放的态度，即 “归化”与“异化”并存。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角色的转变

习近平主席曾经在倡议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讲话中提到：“两千多年中西交往历史证明了——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面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新机遇，如何让中国文化元素主动融入全球的语言词汇表，顺利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广大翻译工作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一直渗透并影响着非西方国家，西方文化一度被认为是中心文化的范畴，全球文化也因此一度出现文化趋同的现象。尽管如此，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双向互动的态势，全球化也一定意义上为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抵制和反渗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东方特色的中国文化逐步向世界迈进，中国文化也顺势向中心文化圈不断靠近，这也成为了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抵制并反渗透的有力证明。随着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共融，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对很多历史上被认为是异的文化也习以为常。因此，一味地“归化”或一味地“异化”都只能导致文化偏见和误解的加深，只有目标语读者在情感和认知上接受和认可“他者”的异质时，“异的考验”才变得有意义。

四、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加快了中国文化融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角色也有了重大转变。本文得出结论，面对文化输入与输出并存的新常态，译者务必对目标语文化做出“认知亲缘性”的判断，采取开放的翻译策略，努力做到“异化”与“归化”的并行。正如芬兰翻译学者考斯基宁（2012）所说，两种翻译策略都可以影响读者的情感参与度，“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基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由此可知，两种策略的选择都是相对的，究其内在价值两者都不能用以衡量被翻译文本的质量。只有灵活机动地调整翻译策略，才能更加准确把握“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输出的新常态，从而顺利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享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