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超,谭勤锐 综述,李 晖 审校
(1.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成都 610075;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心实验室,成都 610072)
Toll样受体对肝纤维化的调控作用进展*
杨 超1,2,谭勤锐1,2综述,李 晖2△审校
(1.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成都 610075;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心实验室,成都 610072)
肝纤维化;Toll样受体;调控
感染、物理、化学、免疫等因素导致的各种损伤,均可引起细胞内环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分子模式,模式识别受体(PRRs)通过识别改变后的分子模式,触发特异性应答进行组织功能修复,其中包括炎症和创伤修复[1]。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属于模式识别受体家族,且高度保守,能识别外源性配体——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和内源性配体——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被认为是多种慢性疾病导致炎症反应的触发器[2]。
肝纤维化是指各种致病因素引起肝脏慢性损伤和炎症,刺激大量细胞外基质(extra cellular matrix,ECM)释放,ECM合成和降解失衡,导致ECM过度沉积的结果,肝纤维化是多种慢性肝病共同的病理基础,也是慢性肝病向肝硬化、肝癌发展的重要环节[3]。肝纤维化与肝脏的慢性炎性反应紧密相关,而作为炎症反应触发器的TLRs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TLRs是一组重要的模式识别受体,最早于1988年在果蝇体内发现。迄今为止,人体内共发现10个TLRs(TLR1~TLR10),小鼠体内共有12个 TLRs(TLR1~TLR9,TLR11~TLR13)[4]。TLRs构成机体防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屏障,主要表达于肥大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细胞、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γδ T细胞等表面[1,5],而在肝脏,主要在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肝细胞和Kupffer细胞(KCs)上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