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恭入净

伊丽莎白·罗伊特

印度 皮普利卡拉的一个农夫走进甘蔗田解手，携带的盛水容器用于冲洗。在这座于德里北部的村庄里，只有一户家庭拥有厕所。其他人都到田间方便：男性到村庄的一边，女性到另一边。

六十五岁的穆勒尚德白发苍苍，双腿外弓，但不疲于在凌晨早起，出门抓人。事实上这是他酷爱的活动。

“我带着手电筒躲在路边，”他兴奋地低声说，指向中央邦加吉开迪村的主路，“专找带圆水壶出行的人。”

圆水壶是盛水的工具，自古为黄铜质，但现今常为塑料制品。清晨在户外见到它，几乎是其主人到野外或路边清肠解便的宣示——壶中的水用于洗涤。

“我追上前去，”穆勒尚德继续说，“吹响口哨，倒空他们的水壶，有时还会把壶夺走烧掉。”他自视为保卫难得名誉之举，因为他的村庄被县里标榜为“无户外排便区”。“人们受到阻止时会发怒，冲我大吼大叫，”他说，“但政府已经给村民安装厕所提供了很多帮助，不应再有借口到户外解手。”

户外解手的习俗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从前人口足够稀疏，自然环境能安全吸收人类排泄物，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但随着人们到城镇群居，我们逐渐学到卫生与健康的关联，尤其是避免接触粪便的必要。今天，户外解手的行为在全球呈下降趋势，但仍为近9.5亿人的日常行为，其中约5.69亿生活在印度。沿着那里的铁轨或村路行走，就不难发现证据。

2015年，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到2030年消除户外解手行为。大刀阔斧的改变并非不可能。以越南为例，在过去几十年内几乎完全杜绝了这种习俗。假如能够成就这个全球里程碑，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里的第六条，将会彻底提升公共健康：因恶劣卫生条件和不安全用水致死的儿童达到每年约140万人，超过麻疹、疟疾和艾滋病的致死总数。这还将有利于降低贫困、饥饿，提高教育水平：生病的孩子会落下课程，经期的女孩也会因学校缺乏卫生安全的厕所而影响学业。

早在1947年脱离英国独立前，印度就在与这一问题纠缠。“卫生比独立更重要。”圣雄甘地说，敦促同胞洁身自好。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近几十年来户外排便的印度人比例有相当大的降低。但随着人口总数的飙升，普查数据显示在大部分印度人生活的地区，受彼此粪便侵害的机会比以往增高，而非降低。

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竞选口号是“先立厕，后筑庙”。2014年，早在聯合国设立其目标前，莫迪就宣布在2019年2月甘地诞辰150年之际消除户外解手行为的计划，比联合国的2030年目标提前11年。他为建设公厕、改良习惯的闪电行动“清洁印度运动”支出逾400亿美元，世界银行又投入了15亿美元的贷款。

莫迪的目标是2019年前在农村建设逾一万座新厕所。能不能实现是一个问题，这些厕所是否管用则另当别论。印度政府致力低投入公厕建设已有至少三十年。数百万这类简易的独立结构点缀在乡间，但不少已岌岌可危。更有许多被用于圈养牲畜、储藏工具、自行车和谷物——而其主人仍带着水壶奔向户外。在印度，根深蒂固的心态比管道坑位的短缺更加阻碍卫生水平的提高。

全球共同所需 坑式厕所是户外排便的简易替代方式。即便如此，也不容易在一整个国家推行。例如，海地由于缺乏资源，无法效仿越南的成功案例。越南政府兴建了数百万座厕所，其中包括位于室内的卫生间（二排左图）。在印度，厕所的概念常会冒犯根深蒂固的纯净和种姓观念。许多厕所无人使用。

印度 在德里的众多贫民区之一萨菲达伯斯蒂的社区公厕，女人们排队等待使用唯一正常运作的厕坑。她们捂着鼻子抵挡有人由于等不及而就地排便产生的臭气。许多人为怕麻烦干脆不去公厕，而到碎石空地解手。

印度 萨菲达伯斯蒂的十岁女孩芭比体重严重偏低。腹泻和营养不良是贫民区的常见病，卫生工作者巴尔拉姆·雅达尔如是说，“因此儿童无法达到正常发育水平。”这里厕所稀缺，可用于洗手的水供应也是断断续续。

在距穆勒尚德所在村落西南数小时路程的小村爪达，每一所泥巴糊墙的屋舍侧院都矗立着一座崭新的水泥茅厕，面积与大型电话亭相当，漆成肉粉色，内部设有白色陶瓷蹲便器，排泄物由水桶或水壶冲入下水道，流进一米深的粪池。砖砌的粪池用于收集粪便，让液体渗入地下。水管的U型弯曲结构储存一小池水，利于隔绝气味，阻止粪池内的虫类进入厕室。在粪便上进食和繁殖的蝇类是将传染性的微生物带回人体的主要媒介之一。1克粪便可包藏1000万个病毒、100个万细菌，以及1000个寄生虫包囊。它们通过我们皮肤上的小孔以及污染食物和水源致病。

印度的健康问题令人惊异。每年死于腹泻的5岁以下儿童超过11.7万，另有数百万人饱受慢性肠道感染折磨，无法正常吸收养分和药剂。这种不幸在恶性循环：体重不足的女性产下体重不足的婴儿，他们更易感染疾病，更可能发育不良，更难以接受疫苗的帮助。2016年，39%的5岁以下印度儿童发育不良。

清洁印度运动为每个家庭提供约190美元，用于建立坑厕，投入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在爪达，没人去用厕所。“它是用来洗衣服或洗澡的。”一位身着粉黑两色纱丽、在草绳编织的软床上乘凉的女士说，“我们这的野地多的是，为什么不用呢？”她的村子四周满是点缀野花的草甸。

在印度北部农村各地（那里户外解手的现象比南部更为普遍）进行的调查中，人们表达出对到外界释放自己的强烈偏爱。他们认为这更健康，是自然甚至高尚的。许多农村人将最完美无瑕的厕所也视为严重的玷污，对他们来说，在临近居室的厕所排便比到200米以外的地方响应自然召唤显得更为不洁。但苍蝇可以飞越大于1.5公里的距离。

爪达的孩子们从来访的社区卫生工作者那里学到，使用厕所有益健康。一名依偎着褐色山羊的小女孩言之凿凿地解说苍蝇和手指是如何从野外将粪便染上食物和水，让村民患病的。“但如果粪池很小，”她的母亲打断道，“这些污秽之物会与我们近在咫尺。要是因此生病，我们可没钱医治。”

在位于中央邦西南部的卡尔刚县，我与人道经济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员尼基尔·斯里瓦斯塔夫一同漫步在一座小村庄的土路上。人道经济研究所是两名美国人黛安娜·科菲和迪安·斯皮尔斯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带领美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调研印度穷人的福利问题，尤其侧重于儿童。我和斯里瓦斯塔夫跨过一条翻动着鼠尾白蛆的发臭细流，进入一个打扫整洁的院落，一群光脚的孩子紧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在那里会见退休的游客大巴司机贾格迪什，他刚花了5万卢比（约780美元）挖掘2米深的厕坑（而非政府建议的1米深度），并用蓝色海豚瓷砖装饰上层结构。

但贾格迪什不怎么使用这间美丽的厅室。“这是为我妻子和儿媳修的。”他说。与许多邻人一样，贾格迪什选择步行上山，到灌木丛里实行每日恭净。在印度这被视为男子气概。族长的宣传间接巩固了这一观念：他们恳请男性建造厕所，但不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健康，而是保护自己的妻子女儿，让她们避免在灌木丛中受到骚扰，以及在室外掀起纱丽的羞耻。一项宣传鼓励新娘拒绝资产中不包含厕所的新郎。

印度 勃哈帕奥北边，社区组织者桑托希·蒂瓦里带领村民走过散布粪便的农田。她解释苍蝇如何将粪便上的细菌传播到食物和饮水，并提出帮助村民建造厕所。她还试圖激起民众对自己不良卫生习惯的羞耻心。

但以我在爪达所见，许多农村女性对此类言辞置之不理，仍会自己外出解决问题。这些妇女和女孩也许是不愿打破传统，或是在厕所内感到局促，尤其是在她们缺乏工具或不乐意打扫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是乐于享有与女友相聚的机会。说起来也许让西方人感觉奇怪，但到户外解手为印度的年轻女性提供了走出家庭禁锢、逃离婆家以及丈夫监视的休息机会，因而深受欢迎。

贾格迪什为自家的厕所骄傲。它是依靠来自清洁印度运动的资金和他本人的存款修建。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将粪池掘得更深。“4.5米会更好。”他说。坑式厕所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们会被填满。与其用铁锹清空粪池，或是雇佣抽粪车，或是更简单的办法：挖一个新粪池（这在其他国家是常见的对策），印度农民（尤其是北方人）宁愿选择干脆不修厕所。

三年前，人道经济研究所的人员收集了逾2.2万印度村民使用厕所的数据。研究团队发现，40%拥有厕所的家庭里至少有一名成员仍然出外解手;使用政府资助厕所的人到户外方便的几率是自建厕所者的两倍;而未配备厕所的家庭说他们其实愿意使用厕所，但是无法承担修厕所的费用。研究所发现，私人建造的蹲式厕所的粪池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4立方米大四到五倍。“全世界都使用推荐的容积，”斯里瓦斯塔夫说，“一个六口之家在五年之内也填不满。”印度人的理想容积比那还大：达30立方米，超过许多印度人的居住空间。

为何如此着魔于大小？“一个小型渗透粪坑五个月之内就会填满，”贾格迪什的解释并不正确，“那我就得叫贱民（低种姓者）来，将它清空。”

“难道你不能自己清理吗？”斯里瓦斯塔夫问。贾格迪什摇头。

“那会在社区里受到反对。”他说，“你会因打扫自己的厕所而受到排斥。”

他的声言为印度卫生状况的一大谜题给出解答。为何印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富有，拥有更高的识字率，也更易获取水源，但户外解手的比例却比其他国家高出那么多？至少根据人道经济研究所的分析，让印度与众不同的原因是印度农民对纯净、玷污和种姓的独特观念。

数千年来，贱民（曾被称为“不可接触者”）被禁止与高种姓者在同一口井中饮水，同一座寺庙礼拜，甚而不能在高种姓者面前穿鞋子。反对这类歧视的现代法律很少被执行，而贫困与暴力仍迫使贱民们从事印度的肮脏工作。他们从路上移走动物尸体，在产房内清理胎盘，从粪池和露天下水道铲除排泄物。同时，高种姓印度人为保留自己的地位和假想的优越，避免与这类不光彩的体力活扯上任何关系。

但近年来，为争取平等而奋斗的贱民们开始回避这类传统上使他们备受压迫的工作。结果是，清理粪池的需求超过了愿意出力的工人数，使其价格随之上抬。考虑到这种令人忧心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不难理解为何印度农民存钱修建大型粪池：这样就永远不用清理。也因此，数亿印度人，虽然其中大部分有财力建造简单的厕所，仍然选择到广阔的天地间办事。

印度 慈善机构花费2.8万美元在萨菲达伯斯蒂修建下水道后，62户居民安装和连通了私人厕所，其中一些建在房顶。但由于缺乏其他管道设备，大部分居民仍需从街上的水龙头抬水冲厕所、洗手。

全球大部分户外排便者生活在乡间。但在印度，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民迁入缺乏厕所的城市——更不用提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厂的短缺——城市贫民窟居民到户外方便的人数正在上升。今天，印度城市中有1.57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缺乏安全私密的厕所。致力于卫生工作的慈善机构——国际水支援组织印度分部的普拉格雅·古普塔说，这既是危机也是机会。“在贫民区中改善陋习更加容易，因为需求就在那里，迫在眼前。”

我和古普塔造访了位于东德里吉塔聚居区的萨菲达伯斯蒂贫民区。狭窄的街道上簇拥着商贩和打闹的孩子，以及在破败房屋的露天门道上洗碗的妇女。电线上晾着衣服，幼童就在下水道敞口旁的地上爬。由于家里没有厕所，人们要么到遍布垃圾的地方解决，要么到附近的公厕排队。

我向一群女性询问这类设施的益处，以为会听到诸如方便、隐私以及安全的评价。反之得到的是众口一词的贬斥。“我们得站成一条长队，因为卫生间的数目不够。”一位母亲说，“孩子们因此上学迟到。”“人们在那里打架，”旁边那位插话，“女孩在晚上受到骚扰。”蹲便器十分污秽，水管破裂，肥皂缺失。“我们在室内觉得憋闷。”一位年轻女性说。有的公厕没有屋顶，雨季时一片惨状。而有的厕所缺乏电力。不仅如此，这些厕所还要每天收取几卢比的费用，并且在晚上11点到凌晨4点或5点之间关闭。在夜间，内急的人只得逼上梁山。

我一边驱赶苍蝇，一边沿着一条街道上的排水沟行走，它在靠近社区边缘的恶臭水渠时变宽。这些水最终汇入恒河支流亚穆纳河。这类排水沟收集做饭和洗涤产生的废水，但也充斥垃圾、食物废料以及来不及上厕所的儿童排泄的粪便。在积滞的地段，沼气在灰绿色的水里冒泡，而硫化氢产生的臭鸡蛋味飘入居民家中。如此多的人密集到一起，加上大量排泄物的存在，就不奇怪一位当地卫生工作者报告说，该区的主要医疗问题是腹泻和寄生虫了。

在德里的其他贫民区，街道排水沟在下大雨时泛滥，水位升到小腿肚，冲到居民睡觉的地板上。造访数个这类地区时，我不断听到同一个诉求：“我们需要下水道，需要自己的厕所。”但许多贫民区由于过于拥挤或结构不稳而无法修建下水道，而政府不愿为其认为是违法的居民提供服务，因为他们居住在有待规划为私人开发的区域。

那么希望在哪里？最近，水支援印度组织以及基于德里的非营利机构“城市及区域优化中心”在各政府部门的官僚扯皮之间斩荆披棘，募集了2.8万美元，在萨菲达伯斯蒂的小路上修建了一條小型、较浅的下水道。水管通向贫民区边界的主下水道，于2015年建成。仅在完工后数月内，就有62户家庭安装了厕所，其中一些建在屋顶，污物排入新的下水道。去公厕排队的人减少了300个。

突然之间，似乎是难以跨越的文化禁忌冰消瓦解：居住在厕所旁边成了可以接受的事情。根据古普塔的描述，印度城市的卫生挑战与乡间基本相反：在城市中改变行为相对容易，而建立以及维修设施成了困难之处。

对致力于提高贱民地位的德里人权活动家拜兹瓦达·威尔森来说，抽水马桶是通向社会解放的唯一途径。“印度拥有电力和公路，”他说，“我们能够输送天然气，但轮到输水管和下水道时，政府就没钱修建了？”他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即使在乡间，威尔森也不认为有推广坑式茅厕的必要。“更多的茅厕只会导致加剧的强制性掏粪。”他说。

海地 太子港，埃克西莱恩·西奈特站在社区茅厕的粪坑上方。西奈特在夜间工作，以躲避公众的耻笑。他以双手和一只桶掏粪，将污物收入袋中，然后倒入沟渠或运河。冲水马桶和下水道会是更卫生的选择，但造价太高。

海地 玛丽夫人镇外，居民在溪水中洗澡、洗衣、汲取饮用水。但他们也都在附近排便，而暴雨会将污物冲入水中。在2016年遭到飓风“马修”袭击后，这一地区的霍乱死灰复燃。霍乱是细菌导致的疾病，由受感染者的粪便污染水源和食物传播。

海地 弗里茨奈尔·泽维尔的父母花了六个小时将这位呕吐的少年抬到热雷米的霍乱救治中心。通过静脉注射稳定病情后，泽维尔活了下来，但又回到了缺乏厕所的村庄。霍乱最常侵害年少者和年老者，2016年它令数万海地人病倒。

然而，除了造价高昂，抽水马桶和下水道还要求使用自来水，而印度的许多地区仍不具备。随着国家的建设，这类设施可能得到普及——但肯定会在数十年后。在那之前还会有数百万儿童死去。问题是如何尽最大可能降低这个数字。

科技可以提供支援。正在研发中的太阳能驱动的无水厕所能为收集的排泄物杀菌消毒，使之可以安全用于给庄稼施肥或者用作燃料。现存的更便宜、更简单的解决之道是堆肥厕所，拥有两个相距约一米的粪池。第一池填满后，排泄物就会流入第二池。远在第二池填满前，第一池里的污物就会变干，病原体死亡，剩下的碎块含有高浓度的氮、磷、钾，可以安全无害地使用在田间。

但粪池仍需被清空，这严重阻碍了双池厕所在印度的普及。“村民说：‘无论怎么干燥，粪仍然是粪。”人道经济研究所的斯里瓦斯塔夫说，“‘我自己掏就变成了贱民，别人就会不愿跟我分享水烟袋。”

对研究所的黛安娜·科菲来说，这种偏见是印度问题的症结所在。告诉大家普通粪池需要数年才能填满，而不是数月，是件重要的事情，她说;同时，让掏粪工作更加卫生、减少反感的物美价廉的抽粪泵也一样必要。但为停止户外排便，印度可以做到的最重要之举，科菲说，是“战胜让国际上正常通用的坑式厕所变得不可接受的种姓观念”。掏粪从不是件愉悦的事，她和迪安·斯皮尔斯在其著作《印度何处方便》中写道，但在其他国家，这至少不会是“世世代代压迫和羞辱的標志”。

印度饮用水和卫生部长帕拉梅斯瓦兰·耶尔承认种姓观念在卫生事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清洁印度运动实际上有助于破除屏障，”他坚称，“因为假如一个村庄无法在各个区域都实现无户外排便，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全村无户外排便。整个社区必须共同参与。”耶尔转向其办公室墙上的手写数字标牌。“你看到了？”他问，“今天，无外排的村庄数是10万座。”还差54万座才能达到目标，我注意到，而到莫迪设定的期限还有三年。

耶尔仍不气馁。对于通过无外排认证的村庄，政府给予的奖励是优先为它们修建道路和改良饮用水，他说。官方还开展宣传活动，颂扬清洁印度运动中的榜样，例如恰蒂斯加尔邦的106岁老妇，卖掉七头山羊建造两个厕所。政府还招募板球健将和宝莱坞明星进行宣传，力劝人们使用新厕所。但在清空粪池的问题上，广告保持缄默。

同时，热心争取无外排称号的村庄针对违章者采取行动——穆勒尚德追赶偷偷摸摸的携壶外出者就是其中一例。在一些村落，监督委员会将犯规者的照片传到网上，或在无线电广播中羞斥他们。村官们甚至将违犯者逮捕入狱，或是罚款500卢比——超过农场工人一天收入的两倍。而地区领导者则可以切断政府配额的米、面、糖、油或是煤油。

所有举措都开始发挥作用，耶尔说，“即使存在数个世纪的陈腐陋习和迷信，我认为它们也已经开始改变。势头越来越足。”

或许确实如此。但评论者说，政府对现存挑战的分析过于乐观。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5年间，户外解手的人口比例从75%下降到44%。但这一数字反映的仅是兴建厕所的数目，而不是厕所被每个家庭成员持续使用的数据。

越南 在南部的荣川村，范氏兰用池塘的水给儿子洗澡，旁边就是家庭厕所，厕所将养分渗入他们的渔场。以这种方式回收粪便是一种古老传统，比户外解手要好，并且可以安全实行——但必须将污水与饮用和洗漱用水隔离。

一天清晨，在勃哈帕奥东边的一个小村庄，一百多人齐聚露天会场。当地非营利组织“萨玛坦” 的实地工作者，伶牙俐齿的桑托希·蒂瓦里让他们坐下，闭嘴，洗耳恭听。首先她问他们为自己村庄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寺庙，他们说。那什么让他们最感到羞耻？路边的排泄物。

随后，如同故事里的花衣吹笛人，蒂瓦里带领村民走过寺庙，进入新翻的农田。她突然停步，指向地面质询：“这是什么？”

几个人油嘴滑舌地列出各种别称。蒂瓦里又问，能否辨别出排便者是谁——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种姓如何。“这是低种姓人干的事。”一位妇女说，“因为这一片是他们的居住区。”蒂瓦里继续问：多少人住在这里？——大约1500人，一名年轻男子喊出答案。蒂瓦里解说道，每人每天制造约250克粪便，这意味着村子每年产出大约13万公斤的排泄物。人群发出低语。蒂瓦里带着众人拍手自嘲。

然后她变得严肃，解说粪便如何通过苍蝇的腿、水和灰尘传遍整个村庄。她打开一瓶水，倒进塑料杯，啜饮几口。然后从头上拔下一根长发，在脚下的一坨污物中拖拽，随之将这污秽的细丝伸入杯中转动。众人一脸恶心，直往后退。“你会喝这样的水吗？”蒂瓦里问道，递上水杯。 “这只不过是一根头发。”她又说，“而苍蝇有六条腿。”

通过追踪和量化排泄物、把脏污的头发伸进水杯而引发反感，是“社区领导全民卫生”活动的特征，这种举措在种姓分化不那么森严的地区起到了减少户外排便的效用。今天的集会只是个序幕，感到肩负重任的蒂瓦里承诺将会重返，协助村民处理申请政府补助的文书工作、买砖、教泥瓦匠修建粪池。至于决定谁来掏粪、污物何去何从的问题超越了她的范围。这些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在印度刚被微微触及。但即使污物只是被倒入很远的沟里，也比在村庄附近路上和田地里分散的各个粪堆造成的健康威胁要小。

萨玛坦和其他援助团体推广的是双池厕所，以及它们产生的无害肥料。在蒂瓦里的演说后，我问一位村里的非贱民长者，粪池满了后打算怎么办。“它会变得像泥巴一样，因此自己清空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他说。我很愿意相信他。但那些号称无外排村庄的许多人都对我说他们会叫贱民来。

越南 新建校舍中的室内下水系统有助于降低户外排便比例，从1990年的39%降低到今天的几乎为零。即使是年幼的学生，例如图中这位槟椥市五龄童，也充当起卫生大使的角色，将使用厕所和便后洗手的知识带回家中分享。

回到村子中心，蒂瓦里提醒听众粪便和腹泻类疾病的关联。她算出村民每年花在药费上的钱有好几万卢比。“你们这是帮医生致富。”她尖声斥责，“想想看把那笔钱花在房屋和道路上该强多少。”她唤醒他们的自尊，斥责众人把钱花在手机或是一千种葬礼食品上面，而不是用于修建厕所。

她变换各种说辞。在一个小时的咄咄激辩之后，蒂瓦里问，“这该不该改变？”“该！”听众大喊。“谁来结束户外排便？”她高叫。一百只手凌空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