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采蜜人

马克?·辛诺特

毛利·丹顺着一道竹绳软梯向上爬了30米去采集他的战利品：一个装满含有神经毒素的蜂蜜的蜂巢。焖烧的草叶冒出的浓烟让蜜蜂晕头转向，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毛利挨叮的次数。在他抓牢身边的辅助绳之前，踏错一步都将万劫不复。

阿斯丹·庫龙格（右）用绳子固定住一块蜂巢，牢牢地扶住它，毛利负责把它从岩石上割下来。一旦割完蜂巢，他们就用绳子返回地面。整个采蜜过程可持续数小时。

穿越丛林徒步13公里后，毛利和他的团队成员来到此处。毛利挂在固定于悬崖顶端的软梯上摇来荡去，洪古河就在下方流淌。在烟雾和蜜蜂的团团包围中，他用竹竿将蜂巢从悬崖上割下来。

采蜜完成后，毛利停下休息。他脸上挨了蛰，整个人精疲力竭。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之所以采蜜是因为自己是由入梦的神明选中的——古隆人对此深信不疑。“我什么都不是。”他说，“只不过是一副泥塑的躯壳。”

九十米的高空中，毛利·丹挂在一道竹绳做成的软梯上，仔细查看要攀住哪块花岗岩才能够到他的目标：成千上万只嗡嗡作响地忙碌着的喜马拉雅大蜜蜂构成的蜂群。它们聚集在一块新月形的蜂巢表面，蜂巢有近两米长，位于一块悬空的花岗岩底部。这些蜜蜂正守卫着好几升粘稠的略带红色的液体，即所谓的“疯狂蜂蜜”。得益于其致幻属性，这种蜂蜜在亚洲的黑市上可以卖到每公斤30到40美元——是普通尼泊尔蜂蜜的大约6倍。

根据季节和它们采食花蜜的花朵生长的海拔不同，喜马拉雅山区的蜜蜂会生产出数种蜂蜜。春季蜂蜜的精神治疗效果来自巨大的杜鹃花树花朵中所含的毒素，艳粉、红色和白色的杜鹃花每年3月到4月间开遍洪古山谷朝北的山坡。生活在尼泊尔东部的古隆人数百年来都把这种蜂蜜当作咳嗽糖浆和抗菌剂，蜂蜡则走进加德满都大街小巷的工作室，用作青铜佛像的上光蜡。

对毛利而言，采蜜是他挣钱购买少数他无法自给自足的日常食品（包括盐和食用油）的唯一途径。但无论蜂蜜对他和远处山下村庄里的其他人多么重要，毛利都确信该停止采蜜了。他现年57岁，这么大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冒险从事这项危险、季节性的采蜜工作。随着软梯在空中荡来荡去，他的胳膊越来越疲惫。蜜蜂围着他嗡嗡作响，叮咬着他的脸、脖子、手和光着的双脚，就连有衣服遮蔽的地方也不放过。

但他无暇顾及，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解决手头的问题上。他在空中把腿朝着岩壁一摆，踩到了一道几乎只有一块砖头宽的岩架上。他放开软梯，小心翼翼地往旁边挪，好给他的助手阿斯丹·库龙格腾出空间。此刻两个男人共同站在一道狭窄的岩架上。在遥远的下方，毛利能看到河流在季风的鼓动下顺着V字形的山谷奔流而下。

每接近蜂巢一步，可供他攀爬的岩石就越小，间隔距离也越远。他小心翼翼而信心十足地挪动着身子，直到与蜂巢之间的距离只剩下3米。最后这处让毛利得以安置手脚的松动、湿滑的岩石宽度和他的指尖差不多，由于没系安全绳，一旦失手他将必死无疑。更具挑战的是，他的肩上还扛着一根将近8米长的竹竿，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撮闷烧的草叶。一缕青烟从他的手中冒出，朝着上方躁动的蜂群飘去。要是风肯帮忙，这些烟就能在他接近蜂巢时笼罩蜂群，对它们起到些许迷惑作用。

蜂巢如低音炮般搏动着，每一次搏动都将愤怒的蜜蜂一浪又一浪地抛到空中。它们持续包围着毛利，但他毫不退缩。他低声念诵着一段古隆人的咒语，以安抚蜜蜂和住在这处山崖中的神明：“你是朗凯米，你是蜜蜂之神。我们不是贼，我们不是强盗，我们与祖先同在。请飞吧，请离开。”

朗凯米是蜜蜂的守护神，也是那些艰难、危险的采蜜悬崖的守护神，他一直看顾着毛利，没理由在此刻弃他于不顾。怀抱着这样的信念，毛利在攀登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也没有露出一丝胆怯。

几个世纪以来，古隆人生活的村庄由于位居被洪古河冲刷出的深谷中，四周密林环绕，因而始终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尽管北面的珠穆朗玛峰与这片喜马拉雅山麓仅仅隔着一道山谷，这片地区却仍旧遗世独立，人迹罕至。它的大部分地区仍旧是个谜，即便像毛利这样涉足地域广泛的采蜜人也不甚了解。

但每过一年外部世界就更逼近一步。一条土路已经修成，步行数日即可到达他的村庄萨迪，一条供游客徒步的路线已经开工，道路将从山谷高处穿过，连接起萨迪及其周边的村庄，到达一处广受欢迎的徒步旅行区，而它正位于著名的昆布环线的一处山口上方。一名政客许诺要在该区修建一座小型机场。

像毛利这样上了年纪的古隆人仍旧把加德满都称为“尼泊尔”，和他们生活的地方不是一码事。在他们的印象里首都是另外一个国度，是离他们的独立小王国很远的一个邻居。然而他们身边的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这片古老社群的边界——连同其魔力——正在逐渐消失。

毛利坐在家中的火坑旁，他的房子摇摇欲坠，只有一个房间。泥墙的墙面上布满大地震造成的裂痕，看上去仿佛随时都可能倒塌。从他家门口望出去目力所及的大部分房子都有鲜艳的蓝色屋顶，但他的房子却是茅草屋顶，这足以说明他的贫困。他是一小群采蜜人中唯一一个获准亲手从岩壁上采集蜂巢的人——但显然这份荣耀并不能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

是一场梦将毛利带上这条路，至今已经42年了。他是15岁时做的那个梦，就在他第一次作为父亲的助手采集蜂蜜的那个夜晚。

“我看到兩个漂亮的女人。”他回忆道，“突然我发现自己被崖壁上的一张蜘蛛网网住了。正当我努力脱身的时候，看到头顶上方有一只白色大猴子，它垂下尾巴，那两个女人帮我抓住那尾巴。然后猴子把我拉了上去，我获救了。”

上了年岁的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告诉他那只猴子就是朗凯米，他是蜜蜂和猴子的守护神——是一股时而爆发愤怒的能量，存在于鲜有人涉足的危险之地。老人们向他保证他将会顺利地攀上悬崖峭壁，采集珍贵的蜂蜜时神明不会责罚他和他的家人。从那天起毛利肩负起一名采蜜人可贵而又艰巨的重任。此后的数十年中，他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冒着生命危险，登上父亲那代人曾经攀登的座座悬崖，去采集甜蜜、带有致幻成分的蜂蜜。

毛利在竹子火把的火光下出生，他的出生地在山谷另一端的恰斯克姆村。村子里没有正式的学校，教室就是山坡上陡峭的梯田，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田里割草种地度过的。贫穷和与世隔绝意味着许多古隆人都会英年早逝。毛利有四个兄弟，其中有两个已经过世，他结过三次婚，又三次成为鳏夫，孤身一人照顾着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五个孙辈，以及几个随时从他的茅草屋跑进跑出的其他亲戚。

我们坐在火坑旁，毛利把手伸进外套的后兜，抓出一撮自家种的烟草，熟练地卷进一片玉米皮里。他把短粗的烟卷插进煤堆点燃，然后叼在嘴里。吐烟时，他浑浊、布满血丝的双眼透露出一个饱经风霜的男人的灵魂。“我累了，再也不想干了。”他说，“支撑我做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穷，除了我没人会干这行。”

毛利的侄子坐在漆黑房间里仅有的一件家具上，那是靠墙角放着的一个大木箱。他的头发支棱着，让紧身牛仔裤和黑体恤显得分外打眼，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假的大金牌。他对跟随叔父攀登悬崖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有傻瓜才会去爬那些悬崖。”他说，“我的孩子都上学了，所以他们不必以此为生。”对于自己的儿子，毛利不会让他们去采集蜂蜜。

能够接替他成为采蜜人头领的显然只有他的助手阿斯丹，此人身材修长而健壮，40岁出头，是个社区领导者。他与毛利在悬崖上合作已经15年了，却从未做过那个梦，而且按照古隆族的传统，在蜂巢被采摘下来之前，他也从没机会亲自收获，哪怕碰一下也没戏。

“是啊，我很乐意做那个梦。”阿斯丹说，“但我从没梦到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然可以收获蜂蜜，但其他没做过那个梦的人试图去采集蜂蜜，然后就有噩运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的父亲死了，孩子死了，房子塌了，庄稼也没有收成。我很担心自己也会这样。”

酿蜜者 喜马拉雅大蜜蜂——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酿蜜者——是大蜜蜂（顶部）的亚种。这七种蜜蜂中只有四种有商业养殖。小蜜蜂和大蜜蜂在户外筑巢，很难在人工蜂巢中养殖。

黎明时分，遵照采集蜂蜜的传统，我们跟随一位巫师来到一片能看到采蜜悬崖的林间空地。我们一行共十人，包括毛利和他的团队成员。巫师绕着空地踱步，把竹子做的桩子打进地面，又用长长的麻绳把竹桩围起来形成一个围栏。他把小块的肉和其他食物挂在麻绳上，又点燃用在黄油中浸泡过的棉线制成的香。焚香刺鼻的气味在空中弥漫。巫师说，一旦仪式开始，我们为了自身安全必须留在这个神圣的围栏中。

蜂蜜对人神经产生的影响源于朝北的山坡上巨大的杜鹃花树开出的花朵中所含的毒素。

在围栏的一角，巫师用香蕉叶小心翼翼地搭起两个祭坛。一个是献给朗凯米的，另一个则是献给他的同伴，森林之神本内斯坎迪。祭坛上供奉着干豆子、玉米和大米。朗凯米的祭坛上还有一瓶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

仪式开始了。围栏被我们、两座祭坛和两只装着咯咯叫的活鸡的竹篮塞得满满当当。毛利跪在祭坛前，低着头，双手放在大腿上。巫师穿上了一件用刺荨麻制成的马夹，还在腰上缠了一条彩色的腰带。他在我们中间起舞，用只有他和他召唤到我们围栏里的森林之神才能听懂的语言念着咒语。他一只手拿着竹法杖，另一只手拿着装了水的葫芦，不断用法杖从葫芦里蘸水，然后把水泼洒在我们的头顶上。

巫师抓起一只鸡，利落地用刀割下它的头。每个人身上都溅上了血。他小心地将断了气的鸡头放在朗凯米的祭坛上，然后将一些鸡血抹在毛利的额头。没了头的鸡在我们的脚边扑腾。“别出围栏。”巫师命令道。

仿佛是冥冥中安排好的一样，几只蜜蜂落在祭坛上。我们的拍摄团队正在拍摄仪式的摄像机莫名其妙地关机了，而且无法重启。一位团队成员查看了他具有测高功能的手表，手表显示气压飙升，表明天气晴朗，但天却下起雨来。

巫师一把抓住他眼前空气中某样看不到的东西，将手放到嘴边，对着他紧握的拳头念诵咒语。他张开手，将那看不到的东西抛回我们身边的密林中。

仪式结束了，我们离开围栏后，摄像机又开始工作了。气压降了下来，天气显示为糟糕，但阳光却刺破云层洒了下来。巫师一屁股坐在毛利身边的一块石头上，打开了那瓶尊尼获加。其他人开始给死鸡拔毛。

尽管只有毛利能从岩壁上取下蜂蜜，但其他团队成员要搬运工具穿过丛林抵达蜂巢所在地。森切·库龙格负责拿绳子，他扛着毛利重达55公斤的绳梯穿过一座竹桥，之前的桥被季风雨中暴涨的河水冲走了，这座桥是匆忙搭建起来的。

毛利说，与躁动的蜜蜂对抗的关键就在于不要表现出恐惧。然而每次采蜜留下的20到40处蛰伤以及一点点地向上攀登时辅助绳在腋下勒出的伤痕还是让他疼得龇牙。割下的蜂巢会放在篮子里运到地面上。

完成一次采蜜后，队员们在战利品（八块装满蜂蜜的蜂巢）旁休息。他们会将大部分蜂巢加工成蜂蜡卖到加德满都。采蜜是一项团队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只有毛利有权从悬崖上割下蜂巢，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做过“那个梦”的人。这项古老的传统或将难以为继。

回到萨迪村，金吉·库龙格把我叫去他家，向我展示一条90米长的新软梯，那是他和毛利的其他助手在过去两周用数百根又长又细的竹条编成的。金吉负责保管工具，在过去的18年里，他还负责为采蜜出谋划策。大肚腩和香肠似的手指让他从一众身材健硕精瘦的采蜜人中脱颖而出。

金吉是个天生的生意人，精通如何说服当地森林管理委员会允许他们采集蜂蜜，也懂得如何把蜂蜜和蜂蜡销往加德满都甚至更远的市场。金吉和大多数村民不同，他能识字，自己记账。他决定着采蜜团队里另外八个成员（都是他的堂兄弟）各自该拿多少钱，考量的标准是他们的职责和经验。毛利挣得最多，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三天后能获得大约100美元，一年两次。萨迪没人知道金吉能从采蜜中获利多少，他也不会透露，但他是村中唯一一个在加德满都有房产的人。

多年以来“疯狂蜂蜜”的交易都掌握在加德满都的一个商人手里，此人在韩国有个买家，韩国人认为这种蜂蜜能增强性功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能自己定价。”金吉说，“然后一个韩国友人因为食用过量死了。”关于蜂蜜致死的传言四起，却没得到证实，但这次事件对韩国的蜂蜜市场造成了致命打击，大大降低了蜂蜜价格。金吉表示，吃蜂蜜一定得小心不能过量食用，一次两到三茶匙的量比较合适。大概一个小时后，你会有大便、小便和呕吐的冲动。“排泄过后你会在光明和黑暗间徘徊。你能看到，然后看不到。”金吉说，“脑袋里会嗞嗞嗞地响，就像蜂巢的搏动。你动弹不得，但此时依然完全清醒。这种瘫痪状态将持续一天左右。”

“我给你一点儿蜂蜜。”他说，“你可以自己试试。”

采蜜人围着一张长木桌在长椅上坐下，冰雹敲打着他们头顶上脆弱的屋顶。冰雹的声音震耳欲聋，但仍不足以盖过他们的争论声，他们在讨论明天一早是要去采蜜还是取消计划。一种叫做“拉克西”的以小米为主要原料的酒装在破罐子里在人群间传饮，酒很清澈，味道就像日本的清酒。

第二天一早雨还没停。连夜的暴雨已经导致河对面开始发生滑坡。透过雾气，我们看到一块冰箱大小的石块从山上掉进河里。采蜜人集合起来开会。如果前往采蜜的悬崖——爬过草坡和苔藓覆盖的岩石，路途陡峭，毫无遮蔽——在这样的天气里无异于自寻死路。也许这是朗凯米的警告。采蜜人找到一罐小米酒接着喝起来。时间是早上7点。

几小时后，毛利带着一身酒气开始了他看似不可能的攀登之旅，体型庞大的愤怒蜜蜂将他团团包围，叮咬着他的面部。

不管是凭借着哪股力量——他的技术或是朗凯米的仁慈——毛利成功到达蜂巢旁，蜂群的包围让他在悬崖上很难辨认。他小心翼翼地将一撮焖烧的草叶放在一小块岩架上，徒手拂去蜂巢上的蜜蜂。蜂群像一整块东西似的掉落下来，接着变成一团变换着形状叮人的迷雾。

毛利把两根木栓插进蜂巢，再将它們固定在上方协助者放下来的一根细竹绳上。他把长竹竿从肩头拿下来，用削尖的那一头插进蜂巢，把它从岩石上割下来。

几分钟后蜂巢就掉下来了，挂在绳子上晃来晃去，刚好避开了毛利。他大叫起来，自从几小时之前他从村里出发，这还是他第一次发出大的声音。在悬崖脚下看篝火的两个男人遮住脑袋，以防被深色的黏稠液滴和大团的黑色死蜜蜂砸中。

毛利的儿子坐在悬崖底部的一条小河旁，等着帮忙把蜂蜜、蜂蜡和工具搬回村里。采蜜人在雾霭中现身——浑身湿透、精疲力竭、满身是包。阿斯丹小心地从毛利脸上拔下几只还在叮咬的蜜蜂，他的儿子拿出手机不断地拍着照片。

和尼泊尔的大多数乡村一样，这里有手机信号，网络让他们了解另一种现实，它远在父辈劳作的田地之外，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植入了走出去看世界、挣工资的渴望。

“如今的孩子并不珍视传统文化。”毛利说，“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就得消失了。”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再没人做过那个梦，而且即便有人梦到，他们也不愿承认。

蜂蜜和蜂蜡分好后，似乎永远也喝不尽的酒又在人群中传开了。没人说出他们心中的想法：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毛利采蜜了，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毛利把罐子送到嘴边喝了一大口。他看了悬崖最后一眼，背着他的竹竿，沉默地顺着小路往家走。其他采蜜人一个个跟随在他身后，就像工蜂追随着它们的蜂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