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五十多年前的两封北京来信

常忠义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的1964年春节之后的一天，我们家中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收信人是父亲常崇宗，母亲按照惯例等待父亲中午下班后由父亲拆信。父亲看到信封上并不熟悉的字体和通讯地址，便急切地打开，来信页数多张，其中还夹着照片。父亲顾不上吃饭，仔细的逐页逐句读着来信，眉头渐渐紧锁且喃喃自语：写信人是谁？当看到信底落款“你的三十多年前的先生——任行健”时，父亲则一时脑子空白，坐在床边陷入往事的沉思与回忆中，尽力钩沉脑海中少年时期的丝丝记忆和缕缕画面。

任行健先生是我父亲在老家山西榆次县车辋村读小学时的一位教书先生，于1930年底离开车辋村后，父亲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任行建原名任际运，字汝昌，山西平遥县人。先生在信中简单介绍了离开车辋村之后的经历，写道：

咱们自1930年底分别后，1931年春到秋，我曾在北平闲住几个月，和学思在一起游过北海，记得也曾给你和锡五写过信。这年的8月回到本县，到1936年秋，（之间）我又教了五年小学。1936年冬在太原军政训练班受了几个月训，1937年起就在阎（锡山）所办的国民军军官教导团做政治工作。这一年的秋天，因日寇入侵，由太原转移到平遥—安邑—临汾。1938年4月脱离开阎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从陕西宜川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当年冬天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一直到1940年秋又回到延安。1945年日寇投降后回到晋西北晋绥日报社做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