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弱化的文学地域性

王海珍

只要我们正视不平衡永远是人类演进的一条根本定律，地理环境将永远是不容忽视的一股伟力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

文学艺术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历代曾有不少学者论及。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

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

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