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新监管

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整理

2017年8月9日下午，主题为“新经济与旧制度”的2017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年会在深圳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下称综发院）课题研究小组及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阿里研究院与华大基因等研究机构与企业代表出席并参与讨论。

就在此前6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专门就新经济、新业态及共享经济的属性界定、制度调整及责任落实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并明确提出“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

总部位于深圳的高端智库综研院2016年就将“新经济与旧体制”确定为重点研究方向，与多家深圳新经济龙头企业一起共同展开课题研究，并于2017年5月提交首份研究报告，为中央决策层在新经济监管思路上提供参考。

南方周末记者整理摘录了部分论坛嘉宾讨论内容以飨读者。

樊纲：新经济带来新问题

我们在北京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满街还没有这么多“共享自行车”呢。那时候最突出问题当然是滴滴打车，各种规则出台，那就是新经济和旧体制的冲突。当你看到满街是自行车的时候，你也觉得这里面又有冲突。

新经济带来新问题、新技术带来新问题。而且仔细想一想，这些问题无所不在。只要有了新经济、只要有了新技术，新业态它一定和旧的某种体制产生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每人手里有一个手机，然后每人又开车，你想没想过，为什么我们的车里面，所有造车的人就不给我们做一个在车里面放手机的地方？

好多年前我就问过大众一个副总裁，他从欧洲来，开会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给做一个？他说这跟制度有关。这车里要放手机，很可能当他急刹车的时候，这手机会飞出来把人打伤。然后造车的人就怕这一点，怕给你弄个放手机的地方，结果手机砸到人就变成他的责任了。

他就不给你弄这个地方，那手机飞出来砸到你，就是你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几方利益、几方责任的划分问题。

分享经济遇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出了事责任谁负？是由企业负呢，还是由个人负呢？怎么去审查个人的资历，谁能够开、谁不能开？老的出租车司机怎么办、新的司机怎么办？现在自行车面临的是管理的责任，市容市貌的责任谁来管，自行车乱放产生的问题谁来管？

互联网发展起来都很自由。为什么很自由？因为它不涉及人身（安全与责任）。我们今天有华大基因的老总来讲生物科技的问题，就涉及人的身体，如新药开发、基因检测与基因修正，都涉及人身安全，那当然就要更谨慎。

还有道德问题，（假如基因工程造就）一种新的物种出来，人类的道德怎么来评价等等，这些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既是制度问题又是政策问题。

（樊纲为知名经济学家、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郑宇劼：中国经济为何呈现两面性？

最近，关于宏观经济形势有很多争论。各个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纷纷讨论，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入新周期，以及什么是新周期。

乐观派认为上半年GDP高达6.9%的增长，以及超预期的工业、消费和出口数据均体现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轮新的上升周期；而悲观派则指出，虽然数据不错，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没变”，依然是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式增长，与此同时，高企的债务杠杆与经济泡沫，跟城市化放缓、人口老龄化等长期趋势一起，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压力。

我们其实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两面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这样的两面性，是因为什么？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每100元固定投资中，40元投向了服务消费领域；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口中，流向制造业的人数从60个降到了30个。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服务和消费型转变，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量变”的同时，新经济的“质”也在迅速提升：到2016年中国已连续6年居世界发明专利授权首位，十年平均增速21.4%；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中，SCI收录的中国相关论文增长约6倍，过去十年近2万篇顶级人工智能文章中，华人作者占比不断上升。

就在刚刚公布的全球197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初创公司）中，中国以23%的比例紧随美国（54%）之后，超过其后印度（4%）、英国（4%）、德国（2%）与韩国（2%）之和。我们跟美国一样，是全球无人机专利最多的国家。

现在有一个词叫做“新四大发明”，我们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被誉为新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中三个都是跟互联网技术、跟新经济有关的，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速度。

新技术、新产业不是今天才有，历史上一直都有，它如何来推动经济增长？很关键的是看两个大的指标：第一，这些新技术、新产业有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有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消费升级？

按照这两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这新四大发明都带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升级。比如高铁带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移动支付推动手机不断更新换代等等。

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浪潮”中，新经济和新产业对中国还有两个非常有特点的拉动作用，第一，对中国的就业和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它创造了什么？非常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那天我看到一个快递员，他手上拿了6个手机。我说你是干吗的，他说我是送外卖的。为什么要拿6个手机？相当于他在打6份工。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快递业每年高达300亿件业务量、4000亿收入规模，已创造了数百万就业机会；而年交易金额高达23万亿元的电子商务市场，带动就业可能高达数千万人次。我们可以看到新经济带来的大量非正式经济、更灵活的经济，创造了一个非常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点其实不是很多人观察到的，新经济对地租的转移效应。网购和电子商务确实对实体商业有不小的冲击，这个不可否认。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商店好的时候，你的利润并没有给你自己赚取，你的利润往往是被业主赚取了。

但是网购不需要租店面，全部在后台操作，这部分利润、这部分价值到谁那儿去？应该说到消费者手上去了，避免了这个价值被地租所吞噬。

我们的经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新经济的力量和规模现在还不够大，研究数据显示新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始终在30%左右。

为什么不够强大？实际上是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导致它不够强大。

我们研究新经济与旧体制的冲突，从监管上来说有“三个并存”：第一，监管碎片化，各个部门之间协调问题很大；第二，监管滞后；第三，监管缺失。几乎所有的新经济业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制度缺失、监管手段“新人穿旧衣”；部门管理碎片化；有限资源分散化。这是我们从各个领域观察到监管上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层面，包括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专门讲，不要用老办法管治新业态，要有包容的心态。包括分享经济的指导意见，包括鼓励双创，我们看到理念还是比较新的，但如何落实还是个问题。

新技术、新产业从历史上来看从来都是在利益冲突、法规制约，甚至公众质疑当中成长的，这没有关系。我们相信随着“边界重塑”与监管的完善，新经济仍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郑宇劼为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信息部部长）

朱岩梅：医疗技术突破的“中国时刻”到了

创新有三个要素，科技、人才和宽容，我在这里讲讲创新和包容的事情。

我要讲两个案例，一个是唐氏综合征的案例。今年我们已经在全球做了220万项孕妇检测，成功避免了1.6万个“唐娃娃”的出生。这是什么样情况下做的呢？是在2014年被叫停，面对各方质疑。甚至连中国最顶级的妇产专家都不相信的情况下，依靠体制包容和政策支持所做到的。

中国一年有1600万新生儿，如果我们加速推广，其实每一个孕妇都做得起。这对于投入上百万元的传统技术完全是替代性的，通过新技术中国基本上可以没有“舟舟”了，而在过去中国每年要出生3万个“舟舟”。这还只是中国，如果全球推广又会如何？

第二个案例是我们在天津四年前开始做的，现在天津95%的新生儿只用100块钱就做完耳聋基因的所有相关检测，天津聋哑学校的新生入学率已经减少了。想想这是个多么大的市场空间，但北京我们就进不去，因为在旧体制垄断下，相关检测的价格是670元，我们根本进不去。

以“唐娃娃”和耳聋为代表的新生儿缺陷，中国平均发病率为5.6%，而发达国家仅为2.3%左右，如果新技术能够推广，将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

在这方面台湾同胞做了一件让大陆人敬仰的事：台湾人是B型肝炎非常高发的，他们7个男人里面就有一个，9个女人里面就有一个。但是他们政产学界联合起来把B型肝炎消灭掉了，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是一个新的模式，也是华大基因一直在做的模式。很多人看不懂我们要做什么，觉得又有科研，又是上市公司，还做很多政府民生项目，是不是要“绑架”政府？

不是的，是医疗技术突破的“中国时刻”到了。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很多疾病的发病机理，而这后边是一个巨大的（预防与治疗）产业，这是中国发展模式。

像华大这样的“三合一”体制，有时想想，你看我们的内部循环多么好：我们的基础研究至今为止发表了《科学》《自然》级别的论文260多篇；在上市公司部分，我们已经20个涨停板了，当然我们是希望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炒作。我们作为企业纳了税后再投入基础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新机制，政府应该如何监管？

华大基因不是在别人已经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后，再去做应用研究；而今天大数据驱动的基础研究，才是现在大科学时代的真正动力，这是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研究模式转型）。

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是信息经济，那么当解决了信息经济之后，就是健康如何量化、生命如何量化，那就是生命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除了创造财富之外，还要给社会贡献健康的人和健康的家庭，这样的新模式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

中国过去评选“百强县”，看的主要是GDP指标，我们提出一个叫“百康县”的概念，通过城市和区域人均寿命、医药费支出以及健康产出等指标，引导整个社会制度、科学和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深圳发起这样的新机构，把中国城市重新按照“国内健康总值”（GHP）进行排名，这样突破旧体制会更加让人理解，因为社会转型首先是观念的改变。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有一个人特别能理解，就是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Linda Buck，她说“生物科技，最应该将公益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组织的创新，而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朱岩梅为华大基因执行副总裁）

梁晓春：新经济时代的“格局之变”

在今天新经济崛起，并与旧体制和经济体系发生矛盾的时候，可能简单地讨论“监管还是不监管”，政府“有为或不为”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未来新经济发展的大势的判断和理解，就是如何在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之间形成一个关于未来的共识。如果离开了这个共识，你单纯地谈松紧、管不管，这就没有意义。

中国互联网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现在其实在很多方面开始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

对于理解这个时代，当然可能有很多点，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在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包括每个人手里用的手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正在形成，就是我们说从原来工业时代的“铁公鸡”到信息时代的“云网端”的转型。仔细看我们今天的很多活动都是建立在这三大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就是生产要素的扩展。从我们以前所熟悉的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要素向数据的扩展，今天的很多新经济企业价值来源不是来自传统的那些生产要素，而是大数据这样的新要素。

第三，整个新结构的崛起。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共享正在成为整个经济体当中更加占有主导地位的结构，而不是分工。这是我们理解新经济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新的基础设施、新的要素和新的结构。

举个例子。淘宝就是这样的形态，它首先是构建在这个基础设施之上。传统商场的基础设施是钢筋、水泥和建筑，但是现在包括以淘宝为主的新经济，它是在云计算、物流快递上，在网上支付，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基础设施。

然后在这上面有数以亿计、数以千万计的交易品和交易主体，同时它上面形成了很多角色，包括消费者、商家、服务商等等构成那么一个共享生态。

新的主体在崛起，包括网商，也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平台。

平台经济现在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形态。这两天在中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昨天和今天，阿里巴巴和腾讯市值相继超过4000亿美金，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实际上不仅如此，阿里和腾讯是平台，现在全球市值排在前十的几乎全是平台，全是平台经济。我们今天理解苹果它不是手机厂商，它是平台。包括海尔、华为很多都在走向平台化，我们很多传统银行都在平台化，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平台之上就形成了很多很多的，包括个人、小微企业这样的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形成的项目组织，或者各种组织形态，一种很灵活的组织方式，我们把它叫做自由连接体。我们未来的大学生很多不会就业的，不会做公务员，也不会做职员，就是自我雇佣者。以后写简历都不会写哪个单位，可能就是说我做了多少个项目。这些就是组织形态本身在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新经济范式的第一个重要特征：首先是出现了大量的微经济主体，个人成为经济主体，小企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微型企业成为经济的主体。

很多可能就是一两个人，但是他能够通过互联网整合和协调巨大的资源，随时整合、随时解散，这样的组织形态叫做微经济。

我们在理解整个经济体系主要的框架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太习惯用一、二、三产业来划分，今天我们看到这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始失效了，我们原来强调的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容易让我们理解今天这个经济体系的，实际上不是横向分工，而是纵向共享。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你是做基础设施的，还是做平台的，或者你是自由连接体？

在这个框架上我们很容易把中国移动就放在下面去，我们很容易把腾讯和阿里放在平台上，我们也很容易把那么多的创业者、小企业放在自由连接体。我们以前在看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是看它在分工链条上的什么位置上。但今天我们要问它的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共享的价值，由此来确定你这个企业在整个经济上的位置，以及这个区域的位置。

（梁晓春为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

（以上内容为南方周末记者根据论坛演讲整理，未经发言嘉宾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