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王素

何龄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1977年8月底9月初，我准备回湖南邵阳探亲。离京前几天，本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忽然把我找去，问：“听说你要回湖南探亲去，是吗？”我说：“是的。您有事吗？”他说：“你能不能在武汉下车，停一下？你看，武昌有一个青年人，寄来一些材料，是他自己的作品，自学的。想让你去看看这个人，和他谈谈，核实一下这些作品是否的确是他本人所做。如果是，我们当条件允许，一有机会，就去把他招来。但你不要答应他什么，只当储备一个人才在那里。你把这些材料拿去看看。”说完，他就递给我一个纸袋。熊先生没有对纸袋里的作品做任何褒贬，但从他使用“把他招来”“储备人才”等词语看来，他是很赏识这个青年人的，而派我去核实情况，更是非同寻常的重要步骤。我正在那里思索，他忽然又说，“那地方你可能不熟，我有一位好朋友，在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此名可能有出入，记忆不准确），你如需要，可去找他，请他领你去。我马上就给他发信。”熊先生很细心，除了答应马上给他的朋友（我很惭愧，也忘了这位先生的姓名）发信外，又给我一封面呈这位先生的短简，作为联系的凭证。

我回到宿舍里，静静地逐页阅读熊先生交给我的全部材料，其中有青年人的“陈情表”（自我介绍，表示从事历史学的意向等）、观察天文的纪录表、自作旧体诗、历史论文等等。读完这些材料，我才知道他叫王素，父亲是中学老师（编者注：王素父亲王冀民，著有《顾亭林诗笺释》，原在武汉大学任教，此时供职于华中农学院附中），母亲是商业职工。他继承了父亲的文化素质，并从父亲的朋友那里学习创作旧体诗词，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高中毕业后，他下放农村，仍勤奋读书，经常夜观天象，学习天文。后来回城，顶母亲的班进了煤店，卖煤送煤。看完这些材料后，我深深地为这位青年人在困境中奋力拼搏的精神所打动，也为他的成绩斐然而激赏、赞叹。但我清醒地看到，他走向理想目标的道路仍很崎岖。当时新中国成立已近三十年，用人有确定的制度，熊先生即使有心也没有足够的权力，扮演不了按自己意愿起用毛遂的平原君。我此行对改变王素的命运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到了武汉，我在汉口就下了火车，寄存行李，然后去找熊副所长的朋友。他很热心领我去王素所在的煤店。王素不在店，送煤去了。一位老同志，据说是煤店的党支部书记，接待我们。我告诉他，我是从北京来的历史研究所职工，我所收到你店职工王素邮寄的信件，我们领导让我来看看他，与他谈谈。老同志没有追问，只告诉我们，王素参加工作一直很努力，表现不错，经常夺得红旗。他把我们领到煤店红旗榜前，指着王素名下遍插的小红旗，说，他很先进。但是，这几个月来，他迷上了线装书，成绩也掉下去了。他常要我给他开介绍信，让他去借书。我不懂，他看这个有什么用？不过我还是每次都给他开了。他快回来了，你们等等吧！我听了觉得这老头不错，限于文化水平，他不理解有什么必要读线装书，但他并没有摧残年青人正当的兴趣，没有制止，没有设置障碍，相反，他采取了支持态度，提供了方便。他要求职工保持先进也是完全合理的。应该说，他是一位好书记。果然没过多久，王素回来了，一听说我们来看他，便把我们领到他的住处——一间真正的蜗居，住处的湫隘并不妨碍它散发出浓浓的文化气息，并且从这里成长出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编者注：王素现为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人搬出了一摞一摞的笔记本，这都是他苦读的证据。我只能粗粗地浏览、翻看几本，与他交谈不长时间，问了他几个问题。我现在完全不记得问过他什么了，只记得他的兴趣在明史，论文也写明史，自然围绕明史提问。我在临别时对王素说，暂时只能等着，继续努力。在煤店一天，就要把那里的工作做好一天。我说，那个书记是不错的。今后有何困难，可以把我当作诉说的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向他告辞。

告别王素后，熊先生的朋友问我，关于要核实的问题我有何看法。我说，那些作品是王素自己做的，这点无可怀疑。我进一步解释说，一听王素作答，我就知道无须很长时间就可以做出判断。我问的是比较深入的问题，如果不是他自己做的，他对问题的了解不可能那样熟练、准确和头头是道。那位先生点点头。我感谢他后两人分手。

后来，我听说在我去看过王素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干部、我的朋友李家明先生偕同事戴念祖先生一道，也去看望了他。据李家明先生回忆，那是1978年，他们从南方出差回京途中，因为事先看过王素邮寄该所的作品，很是赞许，便在武汉下车去看望、考察。李、戴两先生重点考察自然科学史业务和外语，把王素约出一起便饭，边吃边谈。李先生记得曾提问爱因斯坦英语原名的写法问题。不久，王素离开了煤店。

两个科学院都有人看望，产生了一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使王素在江城武汉声名大震，理所当然地成为自学苦学成才的典型。媒体的宣传热烈，表露出一些炒作的倾向。我暗暗担心对人才的不利影响。李家明先生看望过后，鉴于王素主要不研究自然科学史和外语水平的差距（这差不多也是自学者的共同点，在外语不被重视时尤其如此），并没有把王素拔擢出来。我回所后也向熊副所长递交了书面报告，其要点有三：一、思想单纯、纯洁，没有某些青年人那种混世的思想、习气，有理想，有追求；二、传统文化的修养较好，优于同辈（实际上我心目中是指大学文史类毕业生），甚至比一些年长的人好，比我就强；三、理论知识是其弱项，自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点，如做研究工作，还要补课。报告交上去后，再没有见熊先生提起王素的事。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

我与王素之间有过几次短暂的通信。他终究没有通过熊先生设计的道路走出来。“征辟”没有举行，仍奔“科举”吧！1978年他便一心投入劫后刚恢复的高考。实际上武汉大学早就相中了他，考试一结束就直接从招生办把他要了去。但武汉大学认为他已具备大学毕业的学识水平，再读大学是浪费，要他报考研究生。历史系主任唐长孺先生找他谈话，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他表示喜欢明史，想考明史研究生。唐先生说自己不招明史研究生，要他去北京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毓铨先生的明史。第二天，唐先生又找他谈，表示“你理所当然应该考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王素大惑不解，同一位唐先生，先一天说的话，隔一天就完全变了。他写信问我。王素的困惑也透出他思想的单纯，对世情之不谙达。我提醒说，第一天是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说的话，第二天是系主任唐长孺先生说的话。不是话变了，而是说话的人有此不同。系主任唐长孺先生的话说明，组织上不打算把你放走，要由武汉大学培养你。系主任只是传达组织意图，“理所当然”，无可通融。我认为，王素应该感谢武汉大学对自己的赏识，放弃小小的兴趣，接受武汉大学的栽培，何况唐先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学者、导师，更是值得。得知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我默默地为他高兴，他的一番艰苦努力终究有了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