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的共同挑战

黄育川

缓解不平等、完善监管体系、重塑财政和金融体系、管理大企业带来的风险和鼓励创新是两种发展模式都要应对的问题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奇迹和美国金融危机后无比艰难的复苏，引发了关于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讨论。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政府主导型的模式是两个极端。多数观察家认为，这两种体系不仅在运作方式上有根本性的不同，而且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但现实却是，两种体系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共同点很可能多于不同点。 第一个共同挑战是缓解巨大的不平等。中国似乎并不比美国能更有效遏制不平等。目前两国基尼系数均在0.45左右，但起作用的因素不同。在这两个国家，有关系的“圈内人”比富有创造力的“圈外人”更受青睐。

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社会差距。美国中产阶层工人的薪酬增长陷入了停滞。而中国因贸易带动的沿海与内陆的收入差距已十分显著。两国都试图通过加强外部监管和财政政策的调节来弥合这种差距，这又带来扼杀创新的风险。美国经济仍然需要通过扩大投资来提高生产率；中国则需要向价值链上端移动，以保持增长动能。

第二个共同挑战是完善监管体系。在不完善的监管制度下，无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私人部门运作的公共服务，都存在脆弱性。中国薄弱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曾发生的高铁安全事故表明，分离监管和运营职责异常重要。而美国鼓励私人部门提供公用事业的模式，则很容易造成抬高价格、限制消费者选择的问题。

问题重重的监管体系下，中美两国的金融体系都面临极大风险。兼并提高了美国金融业的集中度，凸显了“大而不能倒”的风险。中国银行业由国企主导，过度的银行贷款扩大了准财政赤字，增加隐性成本，助长了投机性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

第三个共同挑战是重塑财政和金融体系。在使用金融和财政体系支持创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方面，两国均面临挑战。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有所上升，反映出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政府的压力在增加，引发了各方对政府可承受能力的担忧。中国政府控制着更多的社会资源，也承担着各式各样的职责，财政预算仅扮演极为有限的角色，其后果是：过度依赖银行体系来完成本应由财政负担的公共职能，亟需的社会和环境公共服务成为短板。

第四个共同挑战是管理大型企业带来的风险。大型公司很容易破坏监管策略，西方的“大而不能倒”与中国的“大而不能管”一样致命。许多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大企业一方面能起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会抑制其他企业的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绑架政府。美国的大银行如此，中国的大型垄断国企亦如是，后者由于政府近两年倡导重组整合，正变得越来越庞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投资者、银行体系和中小型企业的保护，两国经济最终都会遭受重创。

第五个共同挑战是鼓励创新。传统观点认为，市场导向型的资本主义对鼓励创新更为有效。不过，美国近年被认为丧失了不少创新活力，一大原因是政府未能扮演足够支撑性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市场导向型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与创新相伴而来的风险的评估。美国的创新招牌或许并未褪色，但捍卫其过往的显著优势正变得越来越有挑战。

对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中国需要培育出更廣泛的行业。与私人部门相比，政府看起来并不适合推动此类努力。大型国有企业在国内固然占据支配性地位，但在国外尚未成为真正创新性实践的引领者。如果国内回报依然很高，创新和冒险就缺乏动力。在国外，如果其资金成本仍然很低，政府仍然看起来拥有无限资源，它们在海外的投资很可能仍然回报寥寥。

（摘自《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