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小说中的乡野世界

曹文婷+刘昕华

摘 要：乡村是韩少功小说故事发生的重要域场，对乡村的描绘体现出韩少功的审丑倾向。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政治挂帅、主题先行创作风向的影响，初入文坛的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俯视乡村，对极左路线下的贫困乡村展开冷峻的批判；80年代中后期，韩少功虽身处寻根浪潮之中，但对传统文化谨慎的怀疑使他一再强调乡野世界中凶险、血腥的一面；90年代中期后，韩少功对乡村的态度稍显平和，《马桥词典》用方言词条展示了乡人的怪异思维，以期实现与乡土的平等对话。

关键词：韩少功；乡村；审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2

韩少功虽出生于城市，但是对乡村却是再熟悉不过。狂热的年代，韩少功谎报年龄跟随知青队伍下乡插队，在汨罗度过了九年时光；中年经历过商海沉浮后，韩少功萌生退意，几番考察，还是选择了当初插队的汨罗乡间作为栖身之所。在乡村生活的二十余年使得韩少功屡屡将笔触伸向乡野世界，但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他小说中的乡村都呈现出一种“丑”态。

1.启蒙视角下的落后乡村

下乡插队的九年中，韩少功不仅收获了爱情，文学方面的能力也逐渐凸显。小件文学作品见诸于汨罗县和岳阳地区的文艺杂志，省里的创作培训班也几次点名韩少功参加。乡村，成为了青年韩少功写作的沃土，他作为文学新秀引起文坛注意的《月兰》、《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谷雨茶》等，都是以农村为背景。

《月兰》是韩少功早期作品中的代表作，作品从知识青年的视角，展示出农村在极左路线下的极度贫困落后。“队上刚刚遭受过天灾，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余款。临立春，仓库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集体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也没几担猪粪。”[1]42女主人公月兰家也是一贫如洗，为了补贴家用，月兰纵容家中的母鸡下田啄食，这与“我”想要狠抓肥料学大寨的目标相抵触，暴怒之下，“我”在谷子里掺入农药，毒死了月兰家的四只母鸡，还对月兰家施行了罚款，这对于本就是大超支户的月兰家来说无异于“黑了天”[1]49。压力之下，月兰投河自尽，但是工作队却还将“我”评为先进队员，“月兰之死，在工作队的会议上几乎从未提起。”[1]54不结合农村具体实际，硬性地贯彻政策路线，淡漠生命，导致了月兰悲剧的发生。

《西望茅草地》里的叙述人依然是城市的知识分子。“我”满怀着热忱西去茅草地，但是折腾了半天，荒芜茅草地非但没出现场长一开始承诺的洋房子、大马路，到最后还由于长期亏损不得不解散。文中多角度地刻画了张种田这一人物形象，作为干部，他充满热情，干劲十足，但思想却又僵化陈旧，对科学实验不置与否；作为长辈，他关心知青，帮“我”买鞋，但又非常专制保守，不允许青年间出现爱情火花。茅草地的失败虽不能歸咎于张种田一人，但他身上体现出的落后的封建意识确是农村改革的重要阻碍。在小说集《月兰》的代跋《学步回顾》中，韩少功坦诚地叙述了他这一阶段的写作意图：“我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主体身上的种种弱点，提示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2]乡村本就是贫困的代名词，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创作风向更是客观地规定了农村在物质上的匮乏和农民在思想上的落后，作为文学新秀的青年韩少功受到时代的拘囿，以知识分子的角度俯视农村百态，对乡村的贫困落后投以了尖锐的批判。

2.谨慎怀疑下的丑态暴露

沈从文和韩少功同为湖南人，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将笔墨投诸于湘西大地。对沈从文来说，湘西是洁净、质朴的，这里存在“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半个世纪后，韩少功也在寻文学之根的路上为湘西文化所吸引，认为湘西文化中还保留着楚文化的原始风味，是可以借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的利器。但是在具体表现上，两人却表现出巨大的审美差异。将两者塑造的湘西世界放在一起进行比对，更能凸显出韩少功对乡村的审丑倾向。

沈从文擅写景，他自己也说：“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3]湘西，是他心目中“好景致”的所在地。这里的山险峻峭拔，翠色逼人：“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耸，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屏障。”[4]44这里的水鲜活纯净，富有灵性：“长年鲜活活的潺潺流水中，有无数小鱼小虫，临流追逐，悠然自得，各有其生命之理。”[4]206山水画卷一般的优美景致从笔下自然流出，不含尘世的气息。与沈从文恬静清新的湘西不同，韩少功笔下的湘西更多地呈现出陌生、凶险的丑陋状态。如《诱惑》里面写山：“山壁断裂处已复生土层和草木，似伤口已经结疤，长出了新肉，让路人难辨那次惨痛的断裂究竟是如何的久远。”[5]94《归去来》里的“土路一段段被洪水冲过，冲毁得很厉害，留下路面一道道深沟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人体的筋骨和脏器。”路边的水潭中堆着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5]1血腥、阴森、恐怖的意象充斥文中，营造出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沈从文对湘西自然环境的倾情描绘，其意义并不是仅仅在于环境本身，还是对人性本真状态的一种映射。《边城》中恪尽职守的摆渡人爷爷，纯洁善良的翠翠，重情重义的傩送、天保兄弟，无一不充盈着人性中最纯真的善与美。这里不是没有杀戮、卖淫，只是站在沈从文精心铺陈的这块湘西布景之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合乎情理，合乎自然，让人不忍指责，这显示出沈从文对诗性人性构建的成功。与沈从文小说中健康质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湘西村民相比，韩少功则更偏向于塑造一些“非正常人”，如痴痴傻傻却百毒不死的畸形儿丙崽，中风之后性格和身体突变的幺姑，误入乡村记忆错乱的黄治先等。这虽然不能证明韩少功对湘西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至少体现出韩少功谨慎的怀疑。作为一名“连怀疑也要怀疑的怀疑论者”（蒋子丹语），韩少功指认传统文化为“文学的根”时，还是保有了对其的理性批判，在“人性”的问题上做出了深层的反思和剖析。

3.马桥世界的怪异思维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体式跟韩少功以往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不再用逻辑必然的情节连接全文，而是用一百一十五个词条搭建起马桥世界。文中的“马桥乡”跟韩少功之前描绘的大多数乡村一样，封闭、神秘、而风俗奇特。其中收录的方言词汇，展现出乡人怪异的思维。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现在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有多个版本，每一版的制定都意味着正统和权威。相较而言，方言仅适用于小范围内人们的日常交流，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而韩少功不仅将方言摆上了公众台面，还模仿正规词典的编纂，煞有介事地收集一个个词条，一一进行详细的释义，制定出了一本专门的“口语词典”。其中，不少词条与普通话的规范释义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完全颠倒了普通话的词义，显示出马桥人思维的怪异。如“醒”字，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醒”属褒义词，常用来表示“清楚”、“明显”之义。但在马桥人的思维中，“醒”却代表“愚蠢”，与普通话进行了词义的置换。对此，马桥人振振有词，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郁结无法排解，导致自沉汨罗江，他的“醒”可不就是一种“愚蠢”吗？又如“觉”字，普通话中通常组字“睡觉”，暗指睡梦中一种神志迷乱的精神状态，但对马桥人来说，“觉”倒是表示“聪明”的意思。类似的由于马桥人独特思维出现新释义的词语还有“科学”、“甜”等。

应该肯定的是，民间本就是一个藏污纳垢而粗鄙的文化空间，“丑”不可避免地存在。乡村破败的环境和乡人怪异的思维，都不能给身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带来美的感受。与此同时，马桥人也绝不妄想同城市文明合流，一个“晕街”，将马桥人对城市文明的拒绝表达得淋漓尽致——马桥人只要去到城市的街市，就会面色发青，头昏眼花，食欲不振，甚至发烧，呕吐。一部《马桥词典》用词汇做画笔，生动地诠释出马桥人与城市市民思维间的分裂和冲突。也有论者指出，韩少功是想“借助马桥人生活的世界，以方言俚语的丰富性弥补普通话表义的有限性，以感性思维的模糊性弥补理性思维的单一性，以原始生活的诗意弥补科学主义所造成的生活的平面性，在新的层次上重建民族心理，重铸符合现代精神的民族性格。”[6]由此可见，韩少功对乡土的态度发生了些微变化，从前期的揭露批判走向了平和对话。

参考文献：

[1]韓少功.西望茅草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2，49，54，161，1.

[2]韩少功.月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267.

[3]沈从文.湘行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27.

[4]沈从文.湘行散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44，206，2.

[5]韩少功.爸爸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94，1.

[6]王玉林.人的重造：从沈从文到韩少功[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1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