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救赎

摘 要：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一部剖析新世纪乡村农民自杀现象和自杀遗族心理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自己在十日内调查到的农民自杀的故事，从农民自杀现象多角度分析农民自杀的原因，并探寻农民救赎之路。

关键词：自杀；苦难；救赎

作者简介：卢晶晶（1990.9-），汉族，女，江苏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1

一、生存之难

在《生死十日谈》中，绝大部分死亡案例都与贫穷和疾病有关系。小说中涉及到了癌症等不治之症，也提及到了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慢性疾病，不论什么病，在贫穷的农村人那里，都是富贵病，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也不愿拖累家人，只有在无奈之中选择死亡。

小老头因为得了骨质增生，不愿拖累家庭，选择自杀；周凡荣的老婆，怀疑自己是胃癌，在没诊断的情况下跳水塘自杀；姜立修服毒没钱抢救，只好被拉回来等死。一根廉价的绳索，一瓶廉价的农药，一个平静的湖面，就结束了一个宝贵的生命，这多少有点讽刺，但这就是农村的现实。

愚昧也时常导致悲剧。作品中写了一位母亲因为愚昧而害死四个儿子的故事。因为贫穷，四个儿子都没有娶妻，老人给四儿子娶了媳妇，却让大儿子入了洞房，老四怀恨在心报复，老大喝药自杀。老二强奸了弟媳，后来感染了狂犬病，也自杀了。老三出走，领回一个女孩，但因家里太穷，女孩偷偷溜走，老三绝望自杀。贫穷是家庭苦难的根源，但是母亲的做法实在太过愚昧，它破坏了基本的家庭伦理。

越是贫穷，疾病就越显可怕，越是愚昧，文明就越难以立足，恶性循环使农民陷入生存怪圈，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农民的积习。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贫穷威胁健康，疾病加剧贫穷，贫穷抵制文明，许多农民就在贫穷、疾病中生活，当生存之困越来越接近他们忍受的底线，他们选择自杀，以死来终结生的苦难。

二、精神之困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物质与精神的不同步，常常造成精神上的困惑。陈国和把农民向城求生的奋斗历程总结为“向城求生的死亡之旅”。[1]

耿春江为了儿子出国将来留在城市，背了十几万的饥荒，为了还债，他抛弃了自己喝酒哼曲的悠然生活。他想为自己而活，但也沉醉于所谓面子和祖上光荣。这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冲撞，他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形成矛盾，他既不能改变现状，又不满现状，无论他怎样寻求突破，都不能在自己希望的生活中游刃有余，他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找不到出路，最后身心俱疲，把自己报废在交困中。

耿小云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她在城市打拼三年之后回乡开展她的“回乡A计划”，但是她的父母和乡邻都不理解她，也不支持她。城市给了耿小云创伤，她想要回乡，但是生她养她的故乡已经不愿再接纳她。不管她是一个多么美丽乐观的女孩，有多么宏伟的计划，她都是漂泊无依的，城市无法接纳她的农民身份，乡村拒绝接受她的重新回归，耿小云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也面临非城非乡的身份危机。

刘小枫在阐述诗人自杀的意义时说，“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2]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在精神上也在追问是否值得活下去的问题，当他们精神上的支柱崩塌，他们也会自杀，只是不像诗人那样充满浪漫气息，而是多了一些现实的无奈。

三、救赎之路

“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的活着，死的人为什么去死。在他们的死中，我看到那么多尊严和高贵的东西，看到他们的生命真相。”[3]孙惠芬有一种悲悯情怀，能发掘苦难背后那些暖人的强大的力量，对自杀者和自杀遗族，都给予尊重和关怀。

首先是自我救赎。刘国胜不向命运低头的姿态，具有中国农民流淌在血液里的韧劲。就像《老人与海》中说的，你可以消灭我，但你不能打败我。他把命运不公的愤恨，转化为内心的力量：你越要看我笑话，我就越要好好活着。大辫子一直生活在小老头的庇护下，后来终于剪掉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这是对过去告别，虽是迟来的成熟，但是，以自我内心的力量迎接不幸是战胜苦难的最佳武器，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无所畏惧。

其次，需要社会教育的建设和精神卫生的发展。“农民走投无路就用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绝望或抗争。这是中国社会教育的缺失和精神卫生发展的落后。”[4]刘国胜女儿因要钱奶奶没给而自杀，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缺失。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心理卫生，能让人们拥有抵御苦难的精神武器。

再次，是贾树华教授的心理干预。耿小云生前留下的头发，对于她父母来说，是女儿存在的象征，后来贾树华为耿小云的头发举行了一个仪式，才使耿小云的父母放下女儿去世的事实。树华带领她的团队进行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对自杀未遂者心理进行干预治疗，对自杀遗族进行心理救助，这种心理疗法，能有效减少自杀者数量，减轻他们的精神伤痛。

结语：

以往的作品多大都关注农民的经济困境，精神层面涉及较少。刘涛评价说“《生死十日谈》则是二者兼之，孙惠芬以自杀为突破口，既关注了农村的物质生活，也关注了农村的精神世界。”[5]孙惠芬不仅能通过死亡这一现象揭示新世纪农村的苦难本相，而且能深入挖掘死亡背后复杂的原因，给予人文关怀，暗示疗救之法，让农民在苦难中找到通往生存的法门。

参考文献：

[1]陈国和：《当代性与新世纪乡村小说研究》，P99，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P39，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张英：《自杀是农村的隐秘伤口——专访作家孙惠芬》，《新民周刊》2013年第47期12月5日。

[4]张英：《<农村自杀者档案>背后》，《南方傳媒研究（2013-43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5]刘涛：《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P124，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