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再探

2017-08-22 04:21:50颜迪杜文萧徐振宇
商业经济研究 2017年15期

颜迪+++杜文萧++徐振宇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主流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运用文献综述法,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重新梳理,从效用函数、外部约束条件以及关系网络等角度,重新审视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

关键词:徽商 贾而好儒 效用函数 约束条件 关系网络

引言

自明中叶以来,基于特定地域的松散商人群体,即商帮,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陆续兴起。以宗族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徽商,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徽商在近代活跃了三百多年,以资本雄厚、贸易全国而闻名,“贾而好儒”或“儒商”也成为其基本特质。徽商“儒风独茂”,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徽商的各种论著基本都赞同其“贾而好儒”的特质。张海鹏、唐力行(1984)将徽商的特质精准地提炼为“贾而好儒”,或“先儒后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从文化层面将这种“贾而好儒”的特征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延师课子并令子弟“業儒”;“雅好诗书”且好学不倦;老而归儒;重视并资助文教。此外,徽商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商帮治理结构(蔡洪滨、周黎安、吴如意,2008),举族外迁、在经商地修建宗族祠堂等习俗,以及致力于荒政建设、乐忠捐纳等作为,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贾而好儒”相互呼应。

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徽商的“儒商”特征诚然显著,但是,在此之前,产生过陶朱、子贡、白圭等一代“儒商”;与此同一时期,晋商、闽商也是典型的“儒商”商帮,在此之后,荣氏家族、邵逸夫也被认为是新一代“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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