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英博物馆的海外收藏谈博物馆普世性

摘要：2002年末，欧美18家博物馆馆长联合发表《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以“博物馆的普世性”为理由支持大英博物馆拒还希腊大理石雕。然而，解读大英博物馆海外收藏的历史与现状，宣言中的博物馆普世性无非是欧美博物馆为保卫其既得利益做出的自我辩解。

关键词：普世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海外收藏

一

2002年12月11日，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学院、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法國的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七国十八家博物馆的馆长在德国慕尼黑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以下简称《普世宣言》），主要内容如下：

“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那些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已陈列在遍及欧美的博物馆中的文物和纪念作品，是在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入藏的。

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对作品的原生背景十分敏感，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博物馆也为那些很久以前就脱离了其原生环境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有效和有价值的环境。

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观众能在各大博物馆欣赏到反映古文明的藏品，对古文明的热爱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并深入人心。的确，古希腊雕塑就是这一观点及在公众收藏方面重要性的绝佳例证。对希腊艺术的追慕之风古已有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再度兴起并传到欧洲其他地区并远播美洲。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希腊藏品体现着希腊雕塑对全人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当代世界的持久价值。此外，在这些作品被观摩研究，被用来与其他伟大文明做近距离比较时，这种希腊艺术的典型性体现得更加明显。

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博物馆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它的使命是通过一个不断的诠释进程来增进知识。每一件文物都服务于这个进程。对藏品丰富多元的博物馆的收藏重点进行限制就将是对所有观众的损害。”

就在《普世宣言》发表的同时，希腊正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19世纪被英国贵族埃尔金勋爵运到英国，目前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内的古代希腊帕台农神庙的部分雕刻与建筑残件（又称“埃尔金大理石雕”）。

早在1982年8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希腊政府便向英国追索这件文物，这一要求以多数票得到大会通过，但投票没有强制力。此后，希腊多次向英国提出归还要求，两国的外交关系还几度受到“埃尔金石雕”的影响。还有人不断在帕特农神庙前向各国游客散发材料，要求英国归还雕塑。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希腊的这次呼吁更是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但2003年2月23日，大英博物馆馆长麦克格雷戈明确表示，埃尔金大理石雕永远不会归还给希腊。

很显然，《普世宣言》为大英博物馆继续收藏这件原本并不属于英国珍贵的文物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让其在汹涌的舆论中站住了脚跟。这个理由就是博物馆的“普世性”，即大英博物馆是一座普世性博物馆。

二

大英博物馆馆藏丰富。其藏品由跨越世界文化史的800多万件文物组成，从原始人类的石器到20世纪的版画，藏品范围几乎遍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其中东方收藏达14万件。仅中国收藏就有2.3万件，长期陈列在中国馆的约有2000件，涵盖了7000多年的历史和整个艺术类别。

大英博物馆这些普世性的收藏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就从其最著名的海外收藏说起。

埃及展厅无疑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王”。展厅的入口处就是被称为“博物馆最伟大的收藏之一”的罗塞塔石碑。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诏书，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随拿破仑出征埃及的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随后被送往拿破仑在开罗设立的埃及研究所。1801年，拿破仑的大军被英军打败投降，罗塞塔碑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在埃及自己的博物馆中，也只有复制品。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尼的死者之书也陈列在这个展厅中。其创作于公元前1250年。收藏家，或者也可以说是盗墓者佛里斯班士于1887年在尼罗河中游克索西岸的墓室中发现。

除此之外还有拉美西斯二世头像。1818年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捐献给博物馆。

在非洲展厅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西非贝宁象牙面具和铜铸头像。1897年英军侵入贝宁，流放了贝宁国王，并将王宫中的青铜和象牙雕刻艺术品洗掠一空[1]。

大英博物馆也是收藏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最多的一座外国博物馆。在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33号陈列厅中，几十平米的敦煌壁画上被当年所谓的“西方探险家”切割的伤痕清晰可见。在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书稿中，也有1.3万件在大英博物馆里。这些便是敦煌藏经洞被盗的始作俑者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买来的珍品。

而在不对外开放的斯坦因密室里，还藏着另一件珍贵文物——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这原本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收藏于圆明园中。1860年从圆明园中被盗走，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成为该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女史箴图》宋代摹本，其艺术价值远低于这一件。

上述藏品还只是大英博物馆非凡收藏中的冰山一角。这座普世性博物馆曾自豪地宣称：“纵览今日馆藏，无论文化地域或年代范围，均可称首屈一指。”但是，首屈一指的收藏却有着不光彩的来源。它们是英国殖民掠夺来的战利品。“英国强盛时领土增加了111倍，从殖民地巧取豪夺的文物增加了100倍”[2]。endprint

而随着殖民时代日益远去，亚非拉被殖民国家纷纷取得独立，近些年来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掠夺来的文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尼日利亚要求归还贝宁象牙面具，赞比亚提出收回旧石器时代“布罗肯山”人，埃塞俄比亚索要英国探险队拿走的王冠，斯里兰卡开了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35件珍稀文物[3]。

对此，大英博物馆的回答也很明确——不会归还。因为“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不仅不会归还，借用都不可以。当1977年贝宁要借用象牙面具时，大英博物馆答复：“象牙面具很容易破碎，不适于空运，而且那里气候也不适宜。”2001年希腊要向大英博物馆永久借用埃尔金大理石雕时，大英博物馆馆长答复说：“英国是这些石雕的最好归宿，因为大英博物馆能在更广阔的古代世界中展示这些希腊雕刻艺术成就。”[4]

为了留住这些收藏，大英博物馆甚至不惜对历史作出特别的解读。其纪念册中是这样描述埃尔金勋爵肢解一部分帕台农神庙石雕后并将其运回英国这一事件的——“1799年，埃尔金勋爵被认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出于对古希腊遗址被毁的忧虑，他召集一组艺术家和建筑师对遗址的幸存部分予以记录，而后获当局允许将其运走，这批雕刻1802年抵达英国，埃尔金向公众做了展示。十四年后，由于经济拮据，他把它们卖给了政府”[5]。

对于这一系列的行为，苏东海先生曾撰文指出：“放在我这里比放在你那里更好，因为我是普世性博物馆。这就是这套强权逻辑的‘理论核心。[6]”

三

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收藏机构，还是一个教育机构。普世性博物馆有了普世性的收藏，就应该承担普世性的教育。

《普世宣言》中说：“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博物馆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它的使命是通过一个不断的诠释进程来增进知识。每一件文物都服务于这个进程。对藏品丰富多元的博物馆的收藏重点进行限制就将是对所有观众的损害。”而事实上是，殖民时代遭受文物掠夺的不幸命运的国家在今天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次出国旅行的机会，更不要说是去发达国家的普世性博物馆欣赏自己国家的古老文物了。普世性博物馆主要还是在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服务。

而文物大量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博物馆中，造成了欧亚博物馆收藏严重不平衡的现状！“一方面普世性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着普世文物，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受害国的博物馆典藏匾乏之极，不要说外国文物，就是本国文物的收藏也难望普世性博物馆之项背。[7]”

1761年的第一本博物館指南中说：“求知欲几乎遍及全球…而保存这一时代丰富知识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在每一个国家都建立象大英博物馆一样的收藏机构。”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需要一个象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收藏机构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许多受害国的公民没有能力赴欧美参观普世性博物馆，自己国家的博物馆又缺乏用来进行教育的收藏，他们在博物馆中接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变相地受到了损害。

“通过那些仍然存在的古迹和传统，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8]。国内博物馆收藏贫乏不仅损害了受害国家的公民接受博物馆教育的机会，还损害他们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再一次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机会。

我们承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普世性博物馆“为那些很久以前就脱离了其原生环境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有效和有价值的环境”。但是正如这些博物馆自己所说，这些文物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保护它们是全人类的义务。普世性博物馆不能以尽了应尽的义务作为拒绝返还文物的理由。文物不同于其他物品，文化价值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失去了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文物也就很难称之为文物了”[9]。而将文物与其原生背景人为地割裂，就是对文物文化价值的一种破坏。

尽管如此，如果要让文物回归其原生环境，普世性博物馆又会以那些国家的文物保护技术落后、不能为文物提供最好的保藏条件为借口拒绝返还。就像大英博物馆答复希腊那样。不过，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普世性博物馆真的是海外文物最好的保藏机构吗？这恐怕也不尽然。

我国的媒体就曾披露：大英博物馆近三分之一的馆藏中国文物没有被正确保存；约90%的中国藏品被置于库房之中难以展出；甚至本应处于密闭保湿状态下的中国宋代彩色木雕佛像，其密封条至少已脱落一年却无人理睬……

那些没有得到正确保藏的中国文物中包括上文提到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二十世纪初日本装裱技术流行于欧美各国，大英博物馆也将《女史箴图》用日式装裱方式进行装裱，导致《女史箴图》上许多文人书写的题跋、题签被裁剪下来，历史就这样无知地给割断了；同时，为了减少开卷，大英博物馆将《女史箴图》拦腰裁为两截，装裱在板上悬挂，又由于长期地球引力作用，导致《女史箴图》开始出现掉渣情况。[10]”

尽管大英博物馆拥有顶尖的文物保护技术，但是由于文物众多，海外文物又与其本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博物馆对文物缺乏感情，也不一定具备相关的文物保护知识，海外文物在博物馆中往往得不到最好的保藏。

收藏与教育是博物馆职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连同大英博物馆在内的普世性博物馆实现不了普世性的教育，也不一定是海外文物最合适的收藏机构。《普世宣言》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要变强势掠夺为偶然收藏、变不平等为普世性、变无耻为高尚、合理又合法地占有殖民时代通过各种行经得来的不属于它们的文物。因为如果所有掠夺来的文物都返还给其原属国，欧美各国的普世性博物馆将空空如也。

四

“普世博物馆虽然号称普世性，但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只是占有普世的文物，并没有普世的胸怀。他们只说普世文物对他们参观者的价值，却不说创造这些文物的人民要看到自己文化象征物的价值和情感。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博物馆文化全球化的真正拥护者，因为他们并没有使全球博物馆共同繁荣的理想和境界。[11]”endprint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有一段话留给欧美这些不可一世的普世性博物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12]”

希腊向英国追讨埃尔金大理石雕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过程中，根据民意调查，有半数以上的英国民众支持将埃尔金石雕返还给希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呼吁：“将不能替代的文化遗产返还其创造者。”

《普世宣言》中提出的博物馆普世性或许可以为不光彩的掠夺和占有辩护，真相与正义却依旧长存于人心。我们期待有一天，这些普世性博物馆会将自己解放得干干净净，让其中的普世性文物收藏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让它们深深地与其原生文化相连接，这样才是善待文物。

善待一个民族创造的文物就是善待一個民族的文化；善待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善待一个民族的灵魂。

参考文献：

[1]埃克波·奥克波·埃约：《对国家艺术珍宝的威胁》，《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实施1970年教科文组织资料的公约手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

[2]王重和：《大英博物馆的展品》，《新民晚报》，2009年4月15日

[3]同2

[4]苏东海：《普世性博物馆的历史陈账与现实的回声》，《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

[5]大英博物馆理事会：《大英博物馆纪念册（简体中文版）》，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004年，P7

[6]同4

[7]同4

[8]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1999年10月4日——7日在意大利政府、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佛罗伦萨会议上的讲话

[9]杨树明、郭东：《“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文物返还问题探析》，《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10]何冰茜：《唐本〈女史箴图〉的归宿争议》，《群文天地 》，2012年第18期

[11]同4

[12]维克多·雨果：《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雷上尉的信》，《光明日报》，1995年1月15日第2版

作者简介：龙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