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群体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石勇

有的人成功了，但已经透支了很多心理能量，内心实际上相当疲惫，而且被嵌入不断变幻的利益结构中根本没有确定性，其利益和命运都受到整个大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要能够继续玩下去，就很难去直面真实自我，只能让假自我去获得抚慰，获得庇护，似乎还能获得什么神秘力量去应对一切。

在“朝阳区生活着30万仁波切”传言流行的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一个供养活佛的成功人士。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霸道总裁。

作为失败人士，我不和土豪交朋友，但有时，霸道总裁也会给我打个电话—我作为情绪垃圾桶的功能还是有的，偶尔也帮他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变化。

在一次聊天中，霸道总裁眼神迷蒙地对我说：“你也信一下吧！”

我问：“我为什么要去信这个呢？”

他好像对我的身份突然恢复了记忆，说：“哦，也是”。

在霸道总裁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由政治-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不确定性，他的理性能力没办法控制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在内心里有一种无力感和害怕失去什么的焦虑。消除这种焦虑的办法就是把某个自我依附到一个好像具有神秘力量和高逼格的东西那儿。在这里他好像获得了庇护和终极的启示。因此，他“心理逻辑”地不是金主，就是“国学”中神秘主义的信徒。

通过他，职业的敏感让我发现某些中产上层以上的人群，对具有一点神秘主义和好像有点高逼格的东西—无论是佛教、灵修、道教修行还是什么—有一种强烈的偏好。那些在世俗中最精明、占有欲最强、最势利的人恰恰最喜欢说“放下”、“淡定”、“智慧”，一个个好像修炼得超凡入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