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维城与《平凡》杂志

郭梅

1936年，我父亲郭维城在东北军总部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在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在全国发行的《平凡》杂志，反对法西斯独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围剿”红军的同时，坚持对日妥协，签署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谏蒋，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他无理拒绝。

与此同时，西班牙长枪党首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了反政府武装叛乱，挑起内战。夺取政权后，独裁者佛朗哥自任“元首”兼“大元帅”，支持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战争。

在国内独裁者要把我国推向内战深渊的紧急关头，在西班牙人民阵线反对佛朗哥、保卫马德里的紧张时刻，我父亲提出在西安东北军总部办公厅创办一份刊物，借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我父亲和张学良的秘书吴家兴（即吴一凡）、张庆泰，总部办公厅的程雪松（即程道平，中共秘密党员）等人商量办刊一事，他们不仅完全赞同这一想法，而且都表示一定积极参加。我父亲的这一想法也得到张学良秘书长吴家象和办公厅主任洪钫的支持。吴家象干脆地答复：“好啊，你们办吧！”办刊物需要经费，我父亲便向吴家象提出经费问题。吴家象说：“那你就去给副司令（张学良）说说吧，他有办法，一定会帮你们解决。”

吴家象同意后，我父亲找到张学良，对他说：“副司令，我们想办个刊物，宣传抗日，仅在东北军发行也可以，销路不成问题。”张学良说：“你们愿意办就办吧，我支持。”我父亲说：“初次开办没有经费。”他问：“需要多少钱？”我父亲说：“最多一千元就够了。”他说：“那好，這没问题，你到谭海（张学良副官长）那里去取就行了，就说我同意的。”

于是，我父亲便去找谭海，谭海当即拨款。在张学良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费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1936年初，《平凡》杂志创刊。由我父亲主办并担任主编，张庆泰、吴家兴、程雪松和我父亲共同担任编辑并撰稿。撰稿各有侧重，我父亲侧重写有关国际方面的文章，其他人写有关国内方面的文章。为撰写文章，他们多方面搜集国际国内的参考材料，找来材料抽空就写。因为都是兼办，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义务撰稿。为宣传抗日，大家干得很起

劲儿。

平凡杂志社社址位于西安东木头市街马迭尔公寓29号；刊物总代售处分别在西安东大街的“天津《大公报》分馆”和西安南院门的“大东书局”；分销处在全国各大书局；印刷厂在西安北院门81号的“和记印书馆”。刊物定价比较便宜，每期五分，全年一元二角。程雪松负责发行工作，经联系，该刊作为“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发行。在国内发行时，除西北一些城市外，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杭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通过中华书局、上海书局、现代杂志社、中华杂志公司、博雅书社、顺兴报社、觉民书报社等单位公开发行。为扩大宣传，同时也向国外发行，邮费“国外按定价加倍”。

《平凡》杂志每期均刊登杂志社的“社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不谩骂，也不歌颂。反对颓废意识，亦反对帮闲文字。问苍生，不问鬼神。拥护科学，反对玄理。不为敌人宣传，不为私人御用。把握着平凡，以追求着伟大。

刊物的封面图案随形势变化进行设计，尽量生动形象吸引人。比如，日军大量增兵华北，华北岌岌可危时，《平凡》杂志封面图案以北平古城的前门楼为中心展开，在它的上方印有“日在华北大增兵”字样，并在图案上部画上大量枪弹，一些宣传抗日的报刊文章影印在下面。1936年9月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封面上印的是东北四省地图，让人们一看封面就知道刊物内容是宣传抗日的。此外，用得较多的是消灭法西斯的漫画图案，在《平凡》上经常出现用枪打头上和尾巴上带“卐”（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代表黑暗、独裁、暴虐，是恐怖、屠杀、凶残的象征）字的虎豹豺狼，用斧头去砍狗尾巴上的“卐”字等封面。

《平凡》杂志的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大众，反对法西斯，粉碎侵略者的迷梦，把他们的骷髅及早送进坟墓；二是反对和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动员全国舆论，督责中央政府迅速决定国策，发动整个民族抗战；三是提出放弃一切个人成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大联合思想；四是提出全民动员，集中财力、物力、体力、脑力援助忠勇抗战的将士；五是批判“唯武力论”和“唯武器史观”，指出不要以为敌人了不起，我们自己实则“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六是提出树立抗战到底的人生观，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无论是政论、消息，还是通讯、文艺，每期《平凡》杂志都是反对法西斯和要求抗日的内容，没有庞杂文字，具有革命性、原则性和战斗性。

《平凡》努力以马列主义观点从本质上剖析法西斯的侵略。比如，在《五年来国际政局之演变—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平凡》杂志第10期）这篇文章中谈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阶段，势必要走向以武力争夺市场和原料供给基地的步骤。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我们东北，是源于“大陆政策”的一贯政策。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一种现象的观察，并没能透进到问题的本质。任何一个国际事件的形成，都要基于经济发展的条件：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后，60年来急速地膨胀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尤其是到帝国主义的阶段，生产完全陷于无政府的状态中。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日本生产过剩、失业增加、农村破产、社会骚动、国民生计贫穷化，为争夺市场和掠夺殖民地，为刺激国内民众的情绪而转移其视线，才发动“九一八”侵略战争。

《平凡》杂志深刻地指出：法西斯和一切反动政权的出发点都是想维护本国金融资本家的利益，维护以利润出发的剥削制度，国人必须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必然性。

对不抗日、反抗日或者出卖民族利益的言行，《平凡》杂志撰文批判。胡适当时发表了一些亲日言论后，有人亦步亦趋，替日本人着想起来。为此，吴家兴以“洛”为笔名，撰写了《不要苦心孤诣的替人家打算盘吧》（《平凡》杂志第4期）一文，一方面批评胡适，一方面批评步胡适后尘的“胡君者流”。当时还有人以“忠挚之言”，献给“日本贤明当局”。吴家兴在文章里质问这种腔调：“我们所替人家打算的，是否是所谓‘贤明的当局所梦想不到而真需要我们启发？是否是因为我们的‘逆耳的忠挚之言或‘甘心作为人家独占的市场，而人家真释放了我们？”他提出：“我们不必替人家想吧，只要有时间、有精神请诸位来替自己想

想吧！”

蒋介石为督令“剿共”，于1936年10月22日从南京飞到西安，部署对红军进行最后一次大“围剿”。蒋到西安后，即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责令他们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消灭在陕甘地区。张、杨向他苦谏：官兵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不仅不听，还随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梦想以此鼓舞军官的“剿共”士气。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较远，危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急缓不辨，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本末倒置，是非不分……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言论，《平凡》杂志在1936年11月发表《我们要效命国防第一线》的文章。文章写道：谁是我们最大、最近的敌人？当然只有日本一个！翻开中日外交史，完全充满了日本侵略与压迫的记录。日本不曾一刻放弃吞灭中华民族的刺刀，总在那里磨着利刃，张着血口，向中国每一块致命的地方刺戮吸吮。

《平凡》杂志尖锐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错误，日本军阀抓住中国“只知埋头安内”的弱点，由榆关迈进平津一带，由热河迈到察北各县，在中国政府不抵抗的种种对策下，日本占领了我国大片领土。因此中国大众人人都要做国难中的战士，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绝不能让日本灭亡我全中国，奴隶我全民族，历史已决定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那便是全面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必须在收复失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完成复兴国家的最高任务！

《平凡》杂志办到第13期时，西安事变爆发。从事变爆发之日起，东北军总部《平凡》杂志社的几位同志开始与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总部人员在新城大楼合署办公，人人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投入到更紧张的战斗。

《平凡》每期出版发行数千份，收入基本够用。杂志出版了十多期，停刊结算时，还有余钱，程雪松问我父亲怎么处理，我父亲说，为了印刷出版《平凡》杂志，几个工人经常加班加点，出了不少力，平时工作很辛苦，很积极，剩的钱就给他们分分算了。大家都同意，于是，剩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这样处理了。

《平凡》杂志对抵制和批驳对日妥协的反动舆论以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起到积极作用。这种宣传，不仅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符合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也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及广大爱国军民的抗战思想是一致的。《平凡》杂志虽然没有不朽的激昂文字，但在當时有一定影响力，特别在西安反映良好，是旗帜鲜明的抗战舆论阵地，受到党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赞。

（编辑 王雪）

作者：郭维城之女，国家卫计委正司级

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