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孙丛林中的河南女人
——张大春早期小说中的“稗子”解读

⊙袁敦卫［东莞行政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83］

小说纵横·中国小说

亚马孙丛林中的河南女人

——张大春早期小说中的“稗子”解读

⊙袁敦卫［东莞行政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83］

台湾小说家张大春满心景慕“小说如稗”，“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对某些写作者来说，与其为当前众多小说家、批评家过分标举小说的“时代属性”“史诗品格”“真实写照”所摇荡，不如抱紧一些与火热的时代若即若离、悠然自得的小作品。张大春的早期作品《自莽林跃出》，就活化了一连串关于小说的真意，就好像稗子之于五谷，谬误之于真理。

张大春 《自莽林跃出》 河南女人

台湾小说家张大春满心景慕“小说如稗”，“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对某些写作者来说，与其为当前众多小说家、批评家过分标举小说的“时代属性”“史诗品格”“真实写照”所摇荡，不如抱紧一些与火热的时代若即若离、悠然自得的小作品。譬如张大春的早期作品《自莽林跃出》，就活化了一连串关于小说的真意，就好像稗子之于五谷。从发表至今三十年，这部小小的短篇小说读起来还是那么新鲜有趣，没有随时光变形走样。

一、碰见三个女人

张大春（在小说里，“我”被称为“张”，我们暂且认为那个“我”就是张大春本人吧。抱歉，在这里我没有接受中学语文老师的告诫）在亚马孙丛林碰上三个女人的事，发生在《自莽林跃出》的中段。当时他接受了台湾一家报社的邀约，以一大笔稿费为酬劳前往南美北部的亚马孙丛林探险并为报社撰写游记，因为当时国内正在流行“南美热”。大春雇了一名叫卡瓦达的向导，向导带了一只拥有非洲土狼血统的癞子狗，癞子狗经常会龇着牙发笑。在丛林深处，他们碰到了三个“浑身皱皮、乳长及腰、满手满腿长着褐色长毛的所谓女人”。卡瓦达带着癞子狗连跌带撞跑到了密林里，把大春扔给三个女人。大春又惊又怕，对着女人们胡乱开枪，又给她们扔食物。三个女人似乎并无恶意，她们在大春对面盘腿坐下，一边漫不经心地享用大春扔给她们的干熏河豚、矮象腿和炒坚果，一边微笑着闲谈。后来——

她们甩了甩及膝的杂乱长发，跳起身，对我又叽里咕噜一番……其中一个还回头说了十二个字，听着使我头皮一紧——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用河南土腔说：“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吾等告辞。”

这十二个字不仅把大春的迷彩帽“震飞掉”，也差点把“我”捧读的书本震飞掉。某些对文学过分较真的读者或许就要跳起来：“张大春，你这不是瞎胡闹吗？”可爱的考古学或人类学家可能还要认真考证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过河南人向亚马孙河流域迁徙的历史？文学史家则忙着向大春求证：您是哪一年去的亚马孙，怎么没听您说过？当我们这样闹腾的时候，张大春正掩口大笑，几乎扑倒在书桌底下。难怪张大春说，小说如稗，“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与大春一路上只能依靠牛肉罐头和台湾“统一”牌牛肉面充饥相比，他的亚马孙向导卡瓦达就不同了，他不但长着“两排白森森的巨齿”，而且喜欢“细细品尝”甚至“啜饮”似乎只能外用的白花油；而马特拉家的食物除了干熏河豚，就是鳄鱼蛋和矮象腿，反正都是一些娇嫩的消化系统消受不了的玩意儿。看来在狂野的亚马孙丛林长大的人，肠胃的适应性毕竟还是强大一些。

稗子之于五谷，有时就像好胃口之于厌食症。那么——

二、怎么会碰见三个“河南”女人？

亚马孙丛林里或许什么都有，猴子、树懒、蜂鸟、大蟒蛇、金刚鹦鹉、巨型蝴蝶和食人蝙蝠，唯独没有河南女人，而且是会用古雅的汉语说话的河南女人。如果大春在亚马孙丛林碰到的都是额猴、树懒、眼镜蛇这些活物，那就算不得什么，只有写出那不可知、不可测、不可解的存在，才算是“对狂野的大自然心存敬畏”，“才没有冒犯或辜负这一片随时可能蹦出个大魔王来掐死我的莽林”。何况向导卡瓦达仓皇逃走时曾提醒大春：“她们（那三个女人）也是人！而且是活的——”

小说自以为能客观“反映现实”，好像一面镜子，除非那现实是死的。卡瓦达带过一个美国游客，他带了六颗手榴弹，“原本要对付鳄鱼的”，结果没来得及用，因为他在睡梦中“被一票蚂蟥给榨干了”。这场悲剧可能的结论是：现实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所以，在亚马孙丛林里碰见三个河南女人，与现实无关，与文学有关。如果大春愿意，他在小说里也完全有可能碰上几个山东女人——他不是发现马特拉婆子的“侉子脸”就很像山东人吗？或者俄罗斯女人。总之，我们就别再纠缠了。

稗子之于五谷，有时就像可能之于必然。

三、其实不仅仅是三个女人

大春他们继续往丛林深处顺流而下，他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不但记录了三个河南女人谈话的声音，也记录了马特拉婆子的长篇大论和大蟒蛇吞吃小鹿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不情不愿从马特拉家里买来的塔巴若斯族大酋长的干缩人头，“会在每一次下雨的夜晚哭泣”，因为它牵扯着一个关于“斐波塔度”的神奇秘密，而这个秘密启示卡瓦达族人及其友邦的子民如何在流散七十年之后重振雄风（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圣殿在被毁七十年后得以重建）。无意中从大春的录音带里发现这个秘密的卡瓦达于是跪下来恳求大春：“我——们——现——在——就——调——头——回——去……”这让身为小说家的张大春巧妙地回避了“跌入亚马孙流域这很不真实的神话国度里”，并且顺便把三个河南女人的谈话从录音带里“过滤”掉，因为再写下去，大春可能就要露馅了。

卡瓦达领着那只经常会笑的癞子狗和大春，带着塔巴若斯族大酋长的干缩人头按原路返回，来到“斐波塔度”——一棵并不高大的树跟前。按照卡瓦达的指示，大春几次深呼吸之后，鼻骨一阵麻痒，“呼啦”一声，“喷出一大块西瓜黄、果冻状的鼻涕”。然后——

我、卡瓦达，还有癞子狗全飘了起来。……我们就这样沉默着、飘升着。卡瓦达飘过我左上方，非常温柔而轻缓地把红鼻大酋长的头颅暂时放进一个树洞里。然后我们继续上升……

人和狗一同在亚马孙丛林里飞升，似乎比碰到三个河南女人更让人抓狂。然而在神学意义上，人类的“飞升”是因为他们喷出了类似“鼻涕”这样的污秽之物，就像《旧约·希伯来书》第10章第22节所说：当我们“在身体一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真诚的心，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问题的要害在于——你怎样让那些被科学理性惯坏了的读者相信“我们全飘了起来”，而且相信穿出树冠后的大春“闭着双眼竟然看见西方五十哩（约等于八十公里——引者注）处的伊基吐斯港，港边的观光商店橱窗里放着几大箱台南担仔面和美国烟酒”。

稗子之于五谷，有时就像神话之于科学。

四、关键是鼻子

大春动身前往亚马孙的时候，带了不少东西：照相机、罗盘、书籍、收音机等，但在卡瓦达眼里，它们都是“废物”。因为这些物件都只能供眼睛和耳朵使用。大春对其中的奥秘似乎一直没有领悟——他只担心“底片和录音带的补充问题”。因为只使用有限的耳目，大春在亚马孙丛林里遭遇了太多的不懂：他用四种语言打断马特拉婆子的叽哩哇啦（其实她说的是关于斐波塔度的秘密）：“我不懂你的意思。”他也听不懂三个河南女人的谈话，他几乎绝望地对卡瓦达喊叫：“我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对于我们不懂且不想弄懂的事物，我们通常如何反应呢？反正大春对着这三个女人就破口大骂了——

“真他妈丑绝了你们——”

“没见过比你们更丑的了。”

大春还不罢休，又把自己“知道的世界各地的脏话，一说说了一缸子”。卡瓦达却告诉大春：“眼睛、耳朵都会犯错的，只有鼻子不会。”后来大春由于改抽一种新牌子的香烟，他的鼻子出了毛病。但他还是坚信：“眼睛、耳朵、嘴才是重要的东西……鼻子算什么？”然而按照卡瓦达的指示，大春几次深呼吸之后，鼻骨一阵麻痒，“呼啦”一声，“喷出一大块西瓜黄、果冻状的鼻涕”。然后……结果你们都知道了——大春跟着卡瓦达和癞子狗在斐波塔度面前“飘了起来”。所以，喷出鼻涕除了意味着涤除污秽，使我们得以直抵神话空间或神圣境界，还与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内在官能有关。深度窥测了亚马孙丛林奥秘的大春后来总算明白了：斐波塔度到底是什么——“是影像？声音？还是气味？都是，也都不是。”正因为大春开启了平常几乎废弃不用的内在官能——在这里是嗅觉，在别处可能是别的官能，他才“成为外面第一个知道斐波塔度所在的人”。看来，如果一篇小说只用单维的感官譬如看和听，恐怕离真实的世界还很远。

稗子之于五谷，有时就像鼻子之于耳目。只会调用部分官能是人类也是小说家普遍隐藏的疾病，只是大多数人都像大春那样，不关心自己的鼻子，或者，“没有时间看病”。

五、该忘的还得忘

大春带着相机、录音机和纸笔进入亚马孙丛林，拍照、录音、写生、写作（游记）——你有没有发现：这所有的道具和程序都是为了“记录”。记录是防止遗忘。然而他在空中飘升的那一刻，突然发现这一切“是多么多么乏味的举动”，他开始对自己一直信奉的“文学反映现实”的信条有了怀疑。在张大春看来，小说并非“现实的镜像对称”，向小说索讨历史或社会的真实，以至于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必须如镜照影，如影随形，乃是现代摄影观念和技术的滥用。因为大春相信，“如果忘了，就不重要”。有趣的是，大春在游记中叙写新西兰南端极地湖泊的水温如何高达华氏八十五度（约三十摄氏度——引者注），他又如何邂逅了唐璜湖畔的裸泳少女，连报社的几个资深编辑都犯迷糊：“（这家伙）写的（究竟）是真是假？”倒是一位学地质出身的文学批评家查证出南极冰封千里的湖泊底下确实有着足以点燃男女赤烈热情的温水层。总之，他们念念不忘文字这面“镜像”底下的“现实”，那种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的固执的激情，再一次让张大春狡黠地笑了起来，当然，多少还透着一些苦楚和无奈。

回到台北之后，没有人相信大春对亚马逊丛林之女人国、河豚精以及斐波塔度的叙述。文艺圈的朋友一再指着大春的鼻子说：“讲点真实的东西，好不好！”其实张大春早就反复告诉过我们，对小说不能太认真，对小说家也是如此。大春的亚马逊游记注定不能当作地理考察报告来读，因为他向来是把“游记”当作“小说”来写，更何况“亚马逊河的侵略性已经强烈到摧毁人类记忆的地步”。用一句极其讨巧的话，大春既撇掉了小说家的负担——该忘记就忘记，他也确实忘记了“预付了一大笔稿费”让他“撰写亚马逊游记的报社的名字”这么“现实主义”的问题，也确认了小说家的责任——该铭记就铭记，你有没有发现，大春把在亚马逊探险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刻（从“五月一日午后两点”到“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十七分”）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大春在其他地方交代过：“对历史而言，失忆是罪恶；对小说而言，失忆构筑了乐园。”我想，在大春眼里，对小说的不认真（严格来说是“不较真”），或许是对待小说最善意、最负责、最专业的态度。

稗子之于五谷，有时好像失忆之于记忆。

六、得意，忘言

无论《自莽林跃出》调动了大春多少官能——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移觉（即通感）……而大春又用语言符号窥探甚至揭开了亚马逊丛林的多少秘密，在我看来，它的精髓都浓缩在一句歌词里，这句歌词来自一个在内格罗河（与亚马逊河交汇）河畔焚垦的印第安“老家伙”：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是的，“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作为孩子，我们害怕“这一片随时可能蹦出个大魔王来掐死我的莽林”；作为世界，我们与斐波塔度共享神圣的源头，以至于大春在斐波塔度面前“越是浮高一点，就越是觉得拍照、写生、录音，甚至写作等等，是多么乏味的举动”。

斐波塔度究竟是什么？“是影像？声音？还是气味？都是，也都不是。”正如卡瓦达告诉大春的那样：

每个人在面对及享用斐波塔度的时候，都会抛开人间一切的争执、忧苦或烦恼……唯有接触到斐波塔度，互相敌对仇视的敌人才能心平气和地共处一席之地，全心全意分享彼此的孤独。……只要得着一点喘息的机会，总有那言语不通、立场各异的印第安人去寻找斐波塔度。

实际上斐波塔度就是宇宙本身，是神性的呼唤，是人性的渴求，也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与安息之所。深得其中真意的大春忍不住要“忘言”了，以至于他“忽然了解‘符号’这个东西真是蛮无聊的；而鼻子这玩意儿又真是蛮管用的”。写作的至境，是否就是彻悟到语言的有限乃至“无聊”？大春庆幸的一点是：没有把马特拉夭折的长子买回来，放在客厅里当证据,展示给来访的客人。否则——

当他穿过玻璃缸，看见我再度沉沦于和众友朋讨论游记、小说、文学、符号等严肃课题，而且乐之不疲的时候，一定会翻转个身，屁眼朝外，或者像红鼻大酋长遇见雷雨时一样，嘤嘤哭泣起来。

倘若你真的以为张大春在写游记或日记，他真的见过那个死婴，见过所谓的斐波塔度，那你上当了；还有，倘若你真的以为小说中的“我”和“张”就是张大春，那你又上当了。

总之，小小短篇《自莽林跃出》鲜活诠释了张大春多年来所坚守的小说“意见”：小说站在真理的对立面。这里的“真理”既不是绝对真理，也不全是相对真理，而是在人类中间普遍流传的所谓“常识”和似是而非的知识藩篱。打破它们，小说家才能真正地达致洞见，完成“身为小说家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自莽林跃出》乃是张大春小说的典范之作，虽短小而不失全美。

①张大春：《张大春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自莽林跃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文中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作 者：

袁敦卫，文学博士，东莞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化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

编 辑：

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