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

侯健美

近日，著名作家、《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逝世，享年92岁。出版50多年来，《红岩》几乎家喻户晓，然而，《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却鲜为人知。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拂晓悲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老人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立即清理积案。”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樂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27日下午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歌乐山上有条小路，从白公馆通向松林坡，那里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了。

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

“刘国鋕！”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鋕和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眼见朝夕相处的难友被屠杀，悲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写下这首诗的人叫文泽，一位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诗稿刚刚完成，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的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是夜，白公馆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19人。

枪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没有什么异常。晚饭后，听住在楼上的男同志说，特务办公室都换上了大灯泡，还有火光，好像在烧材料。我们猜测敌人可能要撤退。”盛国玉说。

晚间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里的姐妹们唱了会儿歌，扭了一阵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没多久，盛国玉听到特务喊提人，一个小时内就提了两批。难友们都起来了，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

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那一声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盛国玉记得，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

傅伯雍说：“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來你们打头好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如今的白公馆依然保留着原样。墙角处一株石榴树，据说是许晓轩烈士亲手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茁壮成长，树干从根部就分出一叉，旁逸斜出地越过高墙、伸向狱外，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