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重晚晴 医道慎终生

许多中医名家、大师的成才，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一下子就爱上了中医，最后走上了成功之路的。而我不才，却是从不喜欢中医到研究、应用中医，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医人的。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贵州多大山。黔北的桐梓县西面娄山山脉的延伸处有一座大山，山顶上有一个只有几十户农家的红岩村。1942年3月的一天清晨，我出生在那里的一个农民家庭。这天正好是惊蛰节气，故我的乳名便叫作“惊蛰”。我母亲是典型的勤劳朴素的农村妇女，父亲也是农民，却颇有些文化，写得一手好字，他懂阴阳五行，还做过几年私塾先生。在我四五岁时，父亲开始教我读蒙学书，《三字幼宜》《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大学》《中庸》等等，7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背诵许多。

在那个偏僻的大山顶上，缺医少药显而易见，至今亦然。据说我的祖辈人丁兴旺，但在一次染上所谓“鸡窝寒”的疫病后丧其大半。父亲是幸存者，故他特别强调要保护好人丁，在他看来，每一代都要有人学医，是保护家人的最好方法之一。父亲自己就喜欢读医书。当然，那时候的医书就是中医，他认识不少中草药，还送我大哥去邻县一位中医医生家里当学徒，后来我大哥先后就任桐梓县、习水县几个区卫生院院长。20世纪60年代初，我大哥又被选送去原遵义卫生学校进修西医2年，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在当地颇有口碑。父亲晓阴阳五行，哥哥是中医，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似乎注定我与中医的缘分。然而，因为一次患病的经历，使我对民间草药产生了怀疑。

在我十来岁时曾患阵发性剧烈腹痛，父亲认为，小儿腹痛十有八九不是蛔虫就是食积，便去山下刮来苦楝皮煎水让我服，先后服了五六碗，毫不见效，腹痛发作时疼痛难忍，曾晕厥几次。当时我大哥是区卫生所所长，知道后便请了当时区联合诊所一位叫欧遂良的西医医生一道来家，经“中西医会诊”后，给我服了两小片叫作“三道年”的白色药片和两片棕黄色的药片，大约5小时后腹痛腹泻大作，随即排出近百条大小不一的蛔虫，腹痛戛然而止，再未发作。农村孩子毕竟懵懂，哪管它是中医还是西医，甚至连医学的概念都没有。知道中西医有所不同，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后来随着学业渐长，在县城读中学的我利用假期回老家的机会，翻读了父亲的许多属于“数术”类的《象吉通书》和线装本的中医书，发现两者都应用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四时节气，乃至太极、八卦等理论。这完全是出于好奇，根本没有想到要学医，更没有想到会学中医，但这些“数术”类知识对于我后来学习中医理论时大有似曾相识之感。

“德重诚信，术贵精深”

人生的历程总是阴差阳错。1965年，我考取当年新成立的贵阳中医学院医疗系，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上大学很不容易，特别是在那个偏僻的大山头上，只有我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又考上了大学，除了从年老的父母口中夺食外，还有我的三个哥哥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来供我上学，希望我能读上大学。于是，我转念一想，“用心计较般般错，退后思量步步宽”，这毕竟是所大学，特别是“医疗系”三个字尤其让我有一种使命感：我今后从事的职业就是要用中医中药给人治病，还能简单地让病人去喝几大碗棕黄色的苦楝皮汤吗？既然自己怀疑中医，就一定要走进去看个究竟。中医是什么？如何才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它来治病呢？使命感是一种责任感，既有压力，也有动力。就这样，我走上了中医之路。50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用多学科、跨学科知识来解读、阐释中医，不但走进了中医，而且又走了出来——原来中西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又是可以优势互补的！

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贵阳市郊的林东矿务局职工医院，先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年，使我学得一手传统木工技艺。在这一年中已有不少工人来找我看病，居然反响还挺好。当我正式到医院中医科工作后，开诊的第一天竟来了不少病人，这使我充满了信心。这时我已自学完西医本科一整套教材，对一些确实需要用西药的病人，我也能规范地给予诊治。

1975年底我调到贵阳中医学院内科教研组，主要在内科病房肾炎组做管床医生。在国内知名中西医结合肾病专家陆鸿滨教授的影响下，我开始学着寻找中西医之间的融合点，对中西医结合诊治肾内科疾病也有一些经验和体会。1981年，我考进贵州省第二期中医研究班学习三年。这三年是我学习中医的黄金时代，当时请来了省内外知名的中医理论、临床的专家授课，使我受益匪浅。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认真研读了中医典籍，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四大家的研究颇为深入，并撰写了相关论文。研究班结业后，我先后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工作，其间系统学习普通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于1987年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对有心理障碍者提供免费心理治疗，并为贵阳中医学院本科生讲授医学心理学选修课。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开始关注西方文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西方引进了不少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著。那时我正值不惑之年，除了马克斯主义哲学以外，对西方其他哲学也特别感兴趣，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康德、黑格尔，以及属于科学哲学的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迈克尔·波兰尼等。从此，我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爱好已胜过对文学的爱好。这时我对现代医学科学的了解已远远不只是西医本科教材的水平了。这些知识的积累是我后来进行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基础，也是我提出中医和合论，构建脾胃（肠）病病因病机模式和复杂性临床诊疗思维模式的基础，从而提高了中医中药疗效的关键。

1992年国家启动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我被遴选为全国首批师承学员，师从我省著名老中医、脾胃病专家王祖雄教授。出师后我以脾胃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学以致用，并采用中西医比较、融会贯通的方式指导学生，收效良好。

2006年退休后，我繼续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专家门诊应诊，先后被评为贵州省首批名中医，第四、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成都中医药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全国名中医等称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授予我名老中医工作室，这些荣誉也是动力，让我能尽心尽力耕耘好这最后的“一亩三分地”。

年过古稀，这几十年医路我无怨无悔。我常告诫师承学员，在高校附属医院当医生，要成为学者型临床家，不要做只会随便开处方的医匠。我曾在一次学术讲座上说：“从医几十年来，我对得起病人，对得起我的学生，但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人。”

但这就是我的从医之路，也是我勤奋学习，认真做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