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前“诗言志”的内涵流变探析

石恪

摘 要：“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其所言之“志”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经历了集体意识的“神人以和”、工作职责的“讽颂治国”、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3个阶段，所言之“诗”的创作者，也相继经历了巫祝集体创作、采诗官的职责创作、个人自由创作的变化。

关键词：诗言志；神人以和；讽颂治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099-03

学术界普遍认同朱自清先生提出的观点——“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但是对“诗言志”之“志”与“诗言志”之“诗”的内涵界定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探讨“诗言志”范畴，关乎了诗的源头和本质，关乎了上古时期“诗、乐、舞”同源的现象，关乎了君民的治国安邦愿望。对于“志”内涵的理解，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认识：一种认为“志”是排斥个人情感的理性意志；一種认为“志”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文中不再将“诗言志”之“志”分为理性意义或感性意义来理解，而是在尊重原著、尊重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厘清“诗言志”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尚书·尧典》：神人以和

“诗言志”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时人对“诗”内涵的界定与当时的所谓“诗”“乐”“舞”一体，以及“诗、歌、声、律”一致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为“乐”之目的乃是教育贵族子弟。《尧典》中曾经这样记载道：舜帝任命夔作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年轻人，让年轻人具有宽厚雍容、严谨肃穆、刚强正直、豁达大度、不傲气逼人的品格。音乐具有这样功能的原因乃是“和”，即音乐陶冶人之性情，不可不及或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