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身教重于言传

大爱无言

1957年，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三年，他因撰写《工程控制论》，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奖项后来有了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钱学森为此拿到了1万元奖金。在上世纪50年代，1万元奖金并不是个小数目。

但钱学森并没有拿来改善条件，而是马上购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5年后，他连本带息拿到约11000元。

这笔钱最后仍没入钱学森的口袋。彼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创办，钱学森是近代力学系主任。他把钱捐给学校，希望用于购买教学用品。

其中还有一件趣事。1961年，钱学森给学生上《火箭技术概论》。他告诉学生，上这门课要人手备一把计算尺。上过几次课后，他问助教，同学们做一次作业，平均要花多长时间。助教只管批改作業，被他问住了。

了解完情况后，助教的脸就耷下来了。钱学森说，我布置的作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难度上，都不至于让学生花这么多时间。这肯定是教学环节出了问题。

助教又去调查，才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同学，由于家庭贫困，没有能力购买计算尺。钱学森随即让学校从捐款中拿出三分之二，给每个学生买了一把计算尺。当时，买一把计算尺的钱约是一位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

这些故事是钱永刚后来从母亲蒋英处获知的。“这反过来告诉我，一个人做点好事，不值得吹嘘。”钱永刚说，父亲用行动向他表明了，一个人对国家、对名利的基本态度。

自由发展

常有人问钱永刚，“科学家”父亲、“艺术家”母亲如何管他的教育。

“‘作业做完了没有？‘明天的考试有没有复习？”这些话，他们都不问。”钱永刚认为，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自由。

钱学森在家时，有空就看书，夏天的时候，就边扇扇子边看书。

受家庭影响，钱永刚自幼也爱读书。小学二年级时，不过识得几百个汉字的他，便天天抱着字典读小说。

家长会上，老师夸钱永刚好读书。蒋英听了很高兴，回头给儿子零花钱的时候，总是很痛快，有时甚至还多给一些。“她知道我不会乱花，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书了。”

上初中时，适逢暑假，钱学森把钱永刚叫到身边说，书架上不是有套《十万个为什么》，咱们定个计划，玩半天，看半天，每天读40页，遇着问题做个记号，有空了我给你说说。

钱永刚捧起这套科普书，才发现不像读小说那样轻松，一天读一二十个问题，常有不懂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读。

钱学森平日工作繁忙，并不检查钱永刚的读书情况。到了周末，才稍有空闲，晚饭后，他往沙发一坐，问钱永刚书看得如何。

“我赶快让他看我做的标记。一个暑假读下来，加上他的解答，我就感到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这就是他对我读书的推动。”钱永刚说。

如沐春雨

时间一久，钱永刚才发现，父亲给他解答问题时，不像上课老师那样事无巨细。“每个问题，他就几句话，把关键讲好，你自己再去思考。”

钱永刚对此有个模糊的印象，最后是《科技日报》的一位领导跟他分享了父亲的一个故事，才解开了他多年的困惑。

这位领导年轻的时候，曾向钱学森请教困扰已久的问题：如何用简短的语言区分大师和教授的差别。

钱学森一听笑了，答道：“这个问题我这样看，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如果你就科学上的某一问题请教一位大师，他从办公室走到办公室的门口，就会告诉你答案，但如果是教授呢，可能讲三个小时，还没有回答完。”

江南钱氏人才济济，代代有名人。他们的老祖先吴越王钱镠留下的《钱氏家训》，传诵至今。其中写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钱永刚认为，《钱氏家训》的核心是两点，一是“要有为”，二是“守底线”。“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家训，那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了。”

“一个好的家风就像春风、春雨，你不觉得它在一件事上对你有多大影响，但随着时光流去，影响积累，就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成长。”钱永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