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土改中写田牌子

陈光斌

1950年冬，湖南沅陵县第二十农会成立。春节刚过，我们高山头村土地改革丈田会议召开，父亲去参加了会议后回家，小学老师瞿道谦跟着来到我家，他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有丘名、面积、等级、丘主、耕耘人、耕耘类别、土地坐落、立牌人、立牌时间等9项内容。

父亲则根据土改工作队的要求，做了一块宽十几厘米、长约50厘米、厚约2厘米的干杉木牌子，上面刨得很平整，要我以长田为例写一块田牌子。

我不知怎么写，怎么安排，瞿老师就拿起牌子，指点着比画着告诉我，把9项具体内容对应地写在下面。于是我用毛笔在木牌上一项一项地写，方把我们村第一块田牌子写完。

而后，父亲拿着它和瞿老师一起开会去了。散会后，父亲回家说，牌子交给土改工作队的瞿湘洲同志，瞿很高兴，并把田牌子亮给大家看，做样板，要求每家每户将自家耕的每一丘田都写好牌子，插好牌子。

第二天，父亲找了两根干杉树栋子，又锯、又刨、又削地做了十几块同样的牌子。我跟父亲一起，按照写第一块田牌子的方法将我家佃耕和自耕的田都写了牌子，并由父亲将它们插在相应的田埂上。接着，我又为同村的大全伯伯和正刚爷爷两家写了田牌子。

插牌子后一两天，由农会治安委员杨光发率领的土改田地丈量队10多人，背着被子行李，来到我家，在堂屋两边铺稻草，打地铺，由瞿加兴叔叔和我母亲做饭，农会土改田地丈量队吃住都在我家。

晚上睡觉前，他们在堂屋、灶房烧起两堆火，烤火讲白话，话题很宽，很有时代气息。他们当中的粟登坤是农会主席，陈正亿是农会妇女主任，李志英是农会宣传员。话题说到青年杨仁举、田啟丰积极报名参军，参加区纵队跟曹军长（曹里怀）抗美援朝到朝鲜打仗去了；芷江县大土匪头子杨永清被活捉、被镇压了等等。到了白天，他们冒着寒冷的天气，很认真地丈量每一丘田。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将相邻的瞿家、陈家、杨家3个村的田都丈量好，并把每丘田的实际面积和每家田地总面积都算出来了。

写田牌、丈量田、算面积，是土改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它为斗争地主，没收、征收、分配土地及颁发土地管业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和详细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村读书人少，会写字的人少。新中國成立初的1951年，土地改革时写田牌子的一部分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些入校不久、读书不多的小学生身上。66年过去了，想到当年8岁的我能认真地写田牌子，能为土地改革工作做一点事，至今都感到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