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材委员会应运而生

郑杰川

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7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

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刘延东在出席国家教材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扎实推进，体系门类逐步健全，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为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各领域高质量人才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她强调，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材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逐步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完善教材各环节管理，使教材建设规范有序。

建国以来我国教材编写、建设的变化

自1951年以来，教材开始实行统一编写，即统编、统购、统销的方式。由于不同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用过程中出现较多问题，之后开始由各省份自行组织编写。

1999年，我国实行课程改革之后，通过对教材编写进行系统调查分析和了解，政府提出了课程标准，放开由地方和相关出版机构来编写教材，由教育部门进行审核。这时，出现了江苏版、北师大版、人教版等多种教材，整体效果较为理想，出现了很多优秀教材，满足了多样性学习需求，有利于教材专业水平的提高。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2017年5月，教育部启动部署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年规划和教材管理办法研制工作。6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科需使用规定教材，所有教材一律不得出现提供额外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7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发布。

缘何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

回顾我国语文教科书改编的历程，可以发现，即使是民国时期就已经出名的茅盾，也因为其左翼的思想而在课本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更不用说像赵树理、贺敬之这样根正苗红的作家了。像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本身就有不良政治倾向，甚至当过汉奸的作家的地位还不断上升。其实，如果单纯论文学水平，现在的作家加在一起恐怕也写不出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像沈从文和张爱玲这种缺乏社会价值的言情小说，在网络上可以一抓一把。

据统计，1978年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占了选文总数的7.44%，其他革命作家的作品占了选文总數的34.71%，而非革命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只占了6.61%。到2000年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这个比例则颠倒了过来，三者分别占选文总数的3.96%、3.96%和20.79%。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红色经典与鲁迅的部分作品退出教材均引发了很大争议，特别是2016年“部编本”教科书中，胡适、钱穆和梁实秋等当年逃往台湾、连作家也很难算得上的有错误政治倾向的文人作品大量入选教材，茅盾和赵树理等倾向革命的名家却一篇也没有。这种打着“去政治化”名目歌颂有错误政治倾向的文人的“民国范儿”现象，在高等院校和中学的语文教科书教材中堂而皇之的存在，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以前教材编写强调放权，教材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鼓励学校出校本教材，提高教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学校自主办学权。但在权力下放之后，国家担心教材编写和把关方面容易出现问题。因此，要处理和平衡好二者的关系，国家提出相应的标准和方向性的规定，建立科学规范的教材编写体系，同时继续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落实、保障地方和学校的自主权利，保证教材的多样化。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教材委员会应运而生。

国家教材委员会的职责和组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明确，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国家教材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副主任：陈宝生（教育部部长）、黄坤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朱之文（教育部副部长）；委员：部门委员22人、专家委员27人。

——22名部门委员中有：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科技部副部长黄卫、中央党校副校长甄占民、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张宏志，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27名专家委员中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杨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秋芳、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原校长李烈、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荣华、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湛。

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教材局承担办公室工作。

当前教材建设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湛说，国家教材委正式成立是教育战线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校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它的核心内容是课程教材。教育思想和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内容等，都集中体现在课程教材之中。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使用什么教材，反映并决定了这个国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和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关系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他指出：当前教材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不够；教材编审、使用、评价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质量参差不齐，极个别地方教材的某些内容存在政治导向错误；教材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等等。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教材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传统教育方式面临着网络技术的挑战。在这样一个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教育思想激荡、碰撞、融合的时代，课程教材如何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明确主流价值导向、发挥应有的正本清源作用和在人才培养各环节中的统领作用、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上中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 如何在课程教材中强化与时俱进意识、拓宽国际视野、及时反映世界科技新进展、吸收人类文明新成果、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大力提升课程教材质量、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我们在这些方面的任务还很艰巨。

教材体系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教育部原党组成员顾海良表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从治国理政高度来看，建设什么样的教材和教材体系，实质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事权。对于高等教育来讲，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中，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也形成了高校教材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从总体上看，教材体系的“短板”尚未改变，教材建设还不能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要求相适应，还不能与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要求相适应。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落实教材建设中“教什么”“教给谁”和“怎样教”的问题。显然，国家教材委员会就是着眼于大中小学教材体系建设全局，以各级各类教材“教什么”“教给谁”和“怎样教”为重要职责的。

他说，教材体系建设实质上是国家树立文化自信，也是树立教育自信的基础和根据。教材体系建设中，特别要坚定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要提升教材体系建设中彰显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信念和信心，形成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而又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学科门类齐全而又规范有序的教材体系，成为实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任务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合力，并为提升国家教育和文化力量，体现国家综合实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要统筹各种优质学科和学术资源，全面提升教材质量，完善教材体系。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教材体系建设和创新，都要高度重视各种学科和学术资源的统筹。特别是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中，更要关注并善于融通各种资源。要坚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文化和学术资源。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教材建设和发展的最为宝贵的和最具特色的资源。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其中蕴含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资源弘扬起来，融合于不同阶段的教材中，形成适合于时代发展要求和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的新内容。

教材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体现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强调：国家教材委的主要职能就是抓好顶层设计，健全中国教材体系，同时是为了提高教材的质量水平，更好地发挥其育人功能。任务包括制定教材发展规划，组织一些重点教材的编写、审查和教师使用教材的培训，对教材编写进行研究，跟踪监督教材使用效果。下一步，会成立相应的各个学科教材专家委员会，推动教材工作开展，加强调查、研究，参与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组织和审查等工作。

他说，国家教材委的成立是教材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体现。一方面，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語文、历史三科以及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实行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目前这些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将在2019年实现全覆盖；另一方面，其他教材多是一纲多本，各地可以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编写。国家教材委的成立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之前，在教材编写中存在一些不严谨、不规范的做法，新制度实施后，会做相应的调整，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高度统一。其实，这一制度的实施也是国际通用的做法，俄罗斯、日本等国都有自己的统编和教材审查制度，尤其是对历史、语文教材，审查十分严格，强调国家意志的体现和贯彻。

以上三位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入分析了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原因、背景、职责和未来教材体系的走向，以及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经过各级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教材建设将逐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