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理论视角下的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分析

2017-09-04 10:16张凯
现代商贸工业 2017年19期

张凯

摘 要:高考是我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而高考招生政策中的加分政策则是备考的一大风向标,影响着广大考生和家庭的许多重要选择。运用精英理论,对目前中国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分析,尝试探讨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精英主体的构成与政策制定的方式以及精英们在面对不同受益群体而制定不同加分政策的价值偏好,最后进行了简要评价和总结。

关键词:精英理论;高考加分政策;阶级流动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9.073

在我国,高考和高校的招生录取政策一直以来就是个热点话题,高考具有高利害性,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令广大师生和家庭不得不倾心关注。高校招生政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报名、资格审核、考试、录取、违纪处理等等,在这些政策中,最易引起公众热议的还是高考加分政策。

1 政策简介

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从国家层面上讲,教育部每年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是指导各地高考招录工作的权威文件,从地方层面上讲,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亦拥有制订当地加分政策的部分权力。2017年2月,教育部发布有关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的新规,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1日前在高中已获得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迹者、奥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的,可适当增加分数投档;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获大军区以上级别荣誉的退役军人,可增加20分投档;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及烈士子女,可在高校投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

2 精英理论

精英政治理论肇始于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fredo Pareto)。二战以后,精英理论逐渐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目光,其中,美国学者对此尤其重视,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和哈蒙·齊格勒(Harmon Zeigler)等。精英理论后来也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精英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社会少数精英价值偏好的体现,按照是否掌控公共权力,社会被分成两类人,只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一小部分人能够决定社会价值的分配,而剩下的大多数只能选择跟随与服从。在很大程度上,精英认为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态度是不那么积极的、是相对冷漠的,而且信息获取的渠道和速度都有限,因此,公众的情感在更多情况下被精英所控制,而精英的偏好却罕受公众影响。精英理论认为在任何国家或者社会中,权力分配始终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平衡的,从未存在有哪一个政府能够确保所有民众都能平等且有效地参与所有政策的制定,而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掌权的少数精英则可以坐拥大权,掌控国家公共政策的走向。

但要说明的是,虽然精英与公众的立场往往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二者就处于严格的水火不容般的对立之中,也不是说精英永远都占尽天机而公众则要持续牺牲自身利益。相反,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统治基础,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会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促进社会发展,也会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适度地将民众的意见纳入考虑范围。

3 政策分析

3.1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决策者

在我国,公共权力由党和人大所掌控,党是决策的中枢,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政府的责任机制为行政首长负责制,这就奠定了我国精英决策模式在体制上的基础。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少数的人大代表由多数的人民选举产生,所以从决策权力的最终执行来看,我国的决策模式也可以归于精英决策模式之下,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

精英群体作为我国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群体之一,主要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所组成。这三种精英团体并非严格独立,更多时候其边界是重合的,比如说政治精英也可能拥有大量知识财富。精英群体能够在社会公众舆论的形成流动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他们的价值偏好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在政策制定层面上的权力精英主要是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政策执行层面上则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这些权力精英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先对我国的实际教育国情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理性地提出相对系统的政策建议,整理出多个备择方案,然后反复地对备择政策方案进行分析论证和修改,高考加分政策的每一项规章和办法,都经历了权力精英们的精心决策过程,他们牢牢把握住了政策制定的主动性和决定权。在这一过程中,精英与大众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的角度来考虑,并不需要也不能使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都全部参与到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精英理论认为,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态度是不那么积极的、是相对冷漠的,而且信息获取的渠道和速度都有限,这样一来,公众的情感更多地受到精英的控制,而精英的想法和态度却很少受到公众情感的影响;教育部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时,虽然声称开展了广泛调研,吸纳了民意,但是实事求是地从我国当前的公众政治参与水平来看,相比于群众受到权力精英群体的影响,权力精英受群众影响的程度和可能性都要小得多。

3.2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精英构成与流动

在讨论精英理论时必须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统治阶级,这跟之前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所了解的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统治阶级是指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在政治上也获得统治地位的特定阶级;而精英理论中的统治阶级则是指依靠财富、知识、血统、宗教等因素而获得更多决策权力的精英阶层。这些少数的权力精英并不是多数无权大众的代表,他们依靠物质财富、信息资讯、知识技能等资源来获得和巩固更多权力,同时又以所掌控的权力进一步帮助自己获取更多资源。不难发现,近年来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证,党政干部代表多、企业主、经理人员代表多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有研究数据显示,在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中,公务员代表均占到代表总数五分之二以上,而根据第八次全国私企抽样调查,过半受访企业主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到2013年两会,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失重的现象又再次吸引了公众视线。2013年两会代表中83人身价超十亿美元,而当年我国城市工薪族的平均年薪还不到七千美元。我国高考加分政策中权力精英主要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这些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大多也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资源的社会精英。endprint

精英理论认为,精英的流动非常重要,精英的起落以及精英和大众的交替轮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和社会安定。此处的流动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精英间流动,第二种是社会底层群众与精英间的流动,这种永恒的交替变换和流动的过程即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某一精英阶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如一潭死水缺少正常的流动,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局势不稳和社会动荡,引发暴力与革命这种激进的强制流动形式。但在我国的环境下讨论精英理论,要注意这样一种特殊性:因为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不管做决策的是哪一种精英,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因此不会出现一类精英被另一类取代这样的根本性变化。精英之所以能称之为精英,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有强大优势,比如知识、财富、人脉资源等,那么如果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想要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要认可精英的价值观并能够为之不懈奋斗,我们所讨论的高考政策,是我国实现“社会底层群众—权力精英层”流动、防止阶层固化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通过高考,普通底层大众能够有机会改善自身现状,向上进入到资源和权力的中层,小部分成功实现阶层流动,晋升为新的精英,所以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我国的权力精英是极为重要的,是保持社会平衡和正常运转的基本因素,理当得到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精英模型也為公共政策的渐进性做了说明。由于精英们要立足于维持社会现状的前提,并不希望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共政策作为他们价值观的体现,其变化自然也是循序渐进的。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也是如此,不管是对于高考加分项目的增减,还是高考加分的幅度,都不断有新的政策来进行修改和补充,但基本都属于微调的范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3.3 高考加分政策中精英的价值偏好

正由于精英阶层不是稳定不变而是存在“今朝为权力精英明日则失掉权力”的可能性,所以精英要在彼此间展开竞争以争取人民的选票,才能持续获得政治权力。就好比如果某个高考加分政策出现大的纰漏或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那么这一届领导班子很可能要下台,由另一批精英接手进行政策的调整。精英理论认为,尽管精英的价值偏好与普通大众的价值偏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永远都只遵循自己的理念,精英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仍然会仔细考量底层大众对于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毕竟民众的支持和社会的正常稳定运转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基础,是他们获取资源的来源。

目前全国性高考加分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照顾性加分,受益对象为特定群体子女,如少数民族等;第二类是鼓励性的加分,即各类竞赛优胜者和特长生等受益。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两类加分政策中体现出来的精英价值偏好。

3.3.1 照顾性加分

精英在制定政策时会倾向于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来看,少数民族等群体并不处于优势的精英地位,精英们为何在高考加分政策中仍然注重照顾此类大众的利益呢?这可能是因为照顾性加分符合保护弱势、维护正义的原则,少数民族群体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在经济发展中一直都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其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也就相对更少。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这些“社会最不利”成员的发展,允许少数民族考生享受一定的高考加分,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安稳、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好政策,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烈士们为了民族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抛头颅、洒热血,忠肝义胆令人敬佩,在升学方面给予其子女一些照顾性加分的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同时也有利于弘扬社会正义,培育爱国精神。港澳台和华侨学生如果选择在内地参加高考、与内地的广大学子一同竞争的话,其在语言、文化和培养方式等方面是处于劣势的,对这些群体加分是对其劣势的一种弥补,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增强凝聚力。这些政策的出台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许权力精英们并不能由于这些照顾性政策直接获益,但是从长远来看,精英们有责任维护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基础的必要举措。

3.3.2 鼓励性加分

对评优和竞赛优胜者进行鼓励性加分这个政策的本意是为了激励我国青少年积极参与创新学术活动和体育竞技运动,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性和活力,对优秀学生、思政突出者的加分也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性高考加分政策是面向全民的,出发点也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然而从实际的政策执行效果来看,精英在此政策下的获利实际是更多的,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加分政策下优势更加突出。据对北理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加分总人数中,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子女超六成,在评优和竞赛加分类总人数中,这类子女更是占到七成以上;而加分群体中的农工子女仅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这其中多数还是依靠少数民族身份来获得加分的。人内在的天赋和资质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究其原因,精英们拥有更好的软硬件资源,在同等天赋下,精英在对其子女的培养方式多样化和培养质量提升上都有更好的条件,因此其子女在学术科技和文艺体育等方面的角逐中自然占据上风。

4 结语

通过运用精英理论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决定政策出台的是权力精英。在各项高考加分政策的拟定、修改和颁布过程中,最终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决策机构。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制定更多是听取权力精英的看法而不是底层民众的声音。面对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我们应该要进一步提高对怎样增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第二,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虽然做出最终决策的是政治精英,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策走向。如2014年全国多地出现高考加分泛滥和资格造假等现象,引起争议和民愤,教育部不得不出台新意见,要求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政策扭曲与腐败现象,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时,精英们也会相应地对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改。由此可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能只考虑精英群体的价值理念和革新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当前是网络信息时代,人们有着更为便捷的诉求表达渠道,大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和能力都在不断提高,因此更不能忽视这些人的诉求和力量,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总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中,我们无法否认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在民众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如果能够让精英处在社会的控制之下,并能让他们的价值观念逐渐与人民意旨相契合的话,民主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合理的管理制度,良好的人民监督和正确的行政伦理约束应该起到更好的效果,作为社会精英的政策制定者也应更多地听取民意,在政策共识的基础上,出台更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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