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蝶恋花》探讨李骆公艺术话语的建构

王佳

早年李骆公在上海美专学习油画期间，受到当时的刘海粟、王个簃等大家的指导；1941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毕业之后依然抱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远渡重洋，赴日本求学；1944年学成回国后不久，便携带油画作品来到上海拜访刘海粟。刘海粟认为他在绘画风格上接近佛拉芒可，“画也艳而不俗，沉郁厚朴”，并对他说，在“民族化方面还要探索，才能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与情操”。[1]后来李骆公辗转来到北京，并结识李可染，进而得以拜访齐白石等艺术家，特别是后者，对李骆公早期的篆刻影响很大。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误伤了许多好人。出于一片好心，他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对教学问题的意见，对政治和业务关系的见解，也有对某些领导作风，熟悉业务的建议。没想到，结果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李骆公失去了（河北师范女子学院美术系）教学权力和创作自由，被流放到天津郊区的农村。[2]

在失去了工作以及创作的自由同时，李骆公没有放弃艺术的创作，反而转向了钻研金石。鉴于当时的家境困难，他不得不忍痛变卖了一些收藏的最珍贵的艺术品，买了齐白石画集，金石大字典，古籀汇编、金文编、甲骨文编，以及取多碑帖法书。经过长时间勤奋的投入，到打倒“四人帮”后，《蝶恋花》草篆又获新生了1962年，李骆公已经在当时的期刊发表了多篇篆刻作品。1963年初，篆刻毛主席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为辽宁博物馆收藏）。[3]虽然还处在探索的阶段，刚刚从秦汉古印中脱出来，但与齐白石的治印已经迥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