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实施记》：刘百川乡村教育实验工作实录

刘古平

刘百川（1903-1971），江苏滨海县人，近现代教育家。一生对初等教育、乡村教育、国民教育、师范教育有突出贡献，主要著作有《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乡村教育实施记》《国民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等。

刘百川先生1935年7月14日放弃了月薪180元的工资来到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任主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是1933年6月江苏省政府为改进乡村教育以谋农村复兴而特设。他的到任已经是第三任实验区主任，当时月薪140元。这个实验区1937年底停办，历时两年半。

刘百川先生在两年半的乡村教育中陆续把每天所写的日记编写成了《乡村教育实施记》。这套书一共有三集，计50余万字。第一集、第二集由上海黎明书局在1936年6月和11月出版，第三集是由中国教育研究社于1937年出版。2017年正是《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三集出版80周年。

刘百川先生有两本关于乡村教育的专著：《乡村教育的经验》《乡村教育论文集》，这两本书中的主要论述都是出自《乡村教育实施记》。《乡村教育实施记》是日记体专著，真实可靠。该书有十余个类别：“个人生活与修养”“教育的主张与批评”“工作态度与方法”“成人教育”“儿童教育”“社会活动”“改良私塾”“研究进修”“辅导考察”“事务处理”“其他”。这本专著是那个年代乡村教育的真实记录。

对乡村民众对于教育的错误心理分析

《乡村教育的经验》有一篇《乡村民众错误心理的分析》，对乡村民众关于教育的错误心理分析得十分到位：

其一，“他们认为读书是升官发财的准备，读书而不能升官发财，便以为是读书无用。”其二，“他们读书的人，是一种特殊的阶级，读书的人不应再作劳苦的工作。”其三，“他们以为读书识字，是前身带来的福分，普通人都没有这种福分。”这一段分析一共有八条，最后第八条：“他们以为将来科举制度，一定还要复活的，所以对于小孩子读书仍多憧憬着进学取功名的观念。”

新教育的兴起，特别是义务教育，包括乡村教育的方向既有“受教育机会均等”主张，也是一个人生活与社会经验的积累，乡村教育宗旨是改变乡村面貌，并不是培养乡村中的新权贵。这也是刘百川先生始终不渝的主张。

1946年，他在成都《新学风》第10期发表了《国民教育的真正任务是什么？》；1949年5月6日，《宁波日报》发表了他写的《肃清教育上科举的毒素》，这是他从事国民教育实践以来对科举制度的余毒最强烈的抨击。

对教育的错误心理不只限于农村，城市也有同样的问题；不仅限于过去，今天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要从根本铲除封建教育思想的残余，就要着手于教育体制的改革：肃清传统的教育工具性认知；促进社会教育公平；扭转教育目的错位；甚至要考虑初次分配差距过大的影响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漫长的努力才能彻底清除封建教育思想的残余影响。

乡村教育的难关

《乡村教育的经验》第五章写的是“乡村教育的难关”，这一章讲了“一般的困难”“语文教育的困难”“公民训练的困难”“生计教育的困难”“康乐教育的困难”。这就是刘百川先生乡村教育的四大教育内容：“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读《乡村教育实施记》都能看到许多很有趣的故事，克服这些困难都属于技术性的，例如农民不愿意识字，认为识字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刘百川先生就创作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谣《识字好》，后来还编成歌曲，让成人班的学生歌唱，让民众一听就明白识字的好处，促使民众积极主动地入学读书。

再例如召集民众进行宣传，于是就有了“故事刘先生”的说法，杨汝熊先生回忆说：“刘百川经常在夏季晚间群众纳凉时，在办事处附近青石桥讲故事。刘主任讲得生动活泼，诙谐百出，却富有教育意义，每次有四五十人围拢听讲，讲过几十次，大受群众欢迎。他有时也到各村去讲。”

讲故事就成了刘百川先生接近民眾的一个法宝，也是宣传民众、教育民众的有效办法。

其实乡村教育真正的困难还在于经费、实施、组织、环境、人事方面，他提出这样的看法：乡村没有健全的政治组织，一切的事业也不容易推动；乡村里缺乏精明干练的领袖，一切事业无人倡导与主持；乡村的民众对于教育的真义，根本不了解。因此对教育的实施，不免误会，或竟表示反对；乡村里的居民散漫，不容易集中，施教也比较困难；乡村里的交通不便，因此风气闭塞，不容易接受新知识及新思想。

学术化与自动精神

《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一集就有一段“学术与自动精神”，他认为：“过去的实验区，还是行政化，而不是学术化，平日所做的工作，都是些琐碎的行政工作，对于学术的研究，很少注意到。今后应特别加以注意。”“过去实验区工作同仁，都缺乏自动研究的精神，一件事叫他怎么做，他便怎么做，很少能自动计划和研究的。”

“行政学术化”是刘百川先生一生执着追求的目标。所著《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以及和沈慰霞、章柳泉合著的《教育行政》中都有很多论述。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不难发现，全体同人都在搞学术研究，经常有研讨会、报告会，都在实现刘百川先生提出的一个要求：“对内，每人每天：1.要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记在工作预定表上）；2.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3.要写一点心得。”实验区的学术气氛非常浓。从实验区也走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育学者：杨汝熊、陈侠、杨骏如、刘于艮等。

陈侠先生（即实施记中的陈秩）在一篇《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中写道：实验区“每月要利用星期天举行一次读书心得报告会，还要举行一次教育经验交流会。读书心得报告会多半在实验区办事处所在地举行，规定全体校长、教师都要参加，轮流报告。教育经验交流会多半在各校举行，有时是观摩教学和教学评议会，有时是参加学校举办的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等设施，相当于现在的现场会。这些活动都有利于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向提高。”endprint

例如，1935年12月27日六位同仁关于“儿童生活教育实施的意见”；1935年11月25日振元讲演“农村经济问题”；1935年12月徐阶平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研究纲要”；1937年12月3日振元先生发表了题为“一个理想的乡村”演讲；陈秩先生在1936年8月25日做的“中国乡村运动的概观”演讲。再例如1936年8月25日的一篇日记中写了乡村教育的几点认识，这是刘百川先生根据梦男（杨汝熊）的一个报告写的日记；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乡村教育实施记》三集中记载了大量的像这样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最后也都支撑着实验区行动纲领。

前述《中国乡村运动的概观》的日记，这里已经把乡村教育的问题推而广之，成为乡村运动。陈秩这个演讲依据孙晓村先生的意见把全国的乡村运动分为七种。大港实验区汲取全国经验意在博采众家之长。

确切地讲，实验区既是乡村教育的实验基地，也是一个乡村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团体，这种学术风气推动了整个乡村教育的进步。

乡村学校社会化

“学校与生活打成一片，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是《乡村教育实施记》中对“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诠释，刘百川先生实施的乡村教育实验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乡村学校社会化”。

“乡村学校社会化”之本意是将乡村学校与社会改造相结合，溶于社会生活，这是《乡村教育实施记》全书的核心。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大港乡村实验区的工作人员杨汝熊先生1990年在《江苏教育》中学版《怀念刘百川先生》中写道：“一个乡村学校（同时办儿童班和成人班）应该作为这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和乡村社会改进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成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导师。乡村学校应该发挥它在乡村中的优势，发挥它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作用。”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在刘百川先生的著作中，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他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这是最近的一种教育理想。”

關于“乡村学校社会化”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都总结于《乡村教育的经验》第八章：乡村学校社会化。这一章一共阐述六个问题：“乡村学校社会化的解释”“乡村学校社会化的必要”“乡村学校社会化的途径”“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标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要点”。

从实际、实干走向理论创新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我们看到刘百川先生的老师与同学都希望他在建立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而不要过于注重“如对民众应如何讲话，如何接近民众学校，应如何招生，如何留生”这样细节与技术性的问题。

刘百川先生认为，在建立乡村教育理论的时候，并不放弃乡村教育技术而不顾，我们应当将理论与事实看得同样重要。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走出自己的路，从“教育行政学术化”促进教育科研，从实际出发，研究乡村背景，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乡村学校社会化。

刘百川先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理论家。他对教育理论的认识在1936年11月21日的一篇题为“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日记中被明确地提出：“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并不是哪一个机关或哪一个人所应当单独负责的，我们应当发起联络各地乡村教育实验机关，共同致力于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这是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从实际出发，做实工作，全体同仁共同参与学术研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

这部《乡村教育实施记》的精粹在于所展示的是实际的、真实的乡村教育。而正是有了全国从事乡村教育的同仁的共同努力，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才能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作者系教育家刘百川之子，主要研究民国教育史、教育理论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