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
一、“大文学史”针对的问题
在“大文学史”这个概念中,“大”的指向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实际是个混沌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同“文学史”的暧昧性,文学史的落脚点,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一直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反映出现代学科划分的某种尴尬。文首这么说,是为了澄清概念,因为学界同时存在“大文学”和“大文学史”两种说法,但正如上文所述,“大文学”讨论也涉及到文学史建构,而“大文学史”建构也关注到文学的观念,两个概念实际是一个问题。
据学者考证,在关于中国文学的史著中,“大文学史”的说法最早见于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1909)a。中国学者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中。最初使用 “大文学史”概念,有缓解“文学”边界模糊的考虑。谢著《中国大文学史》开篇梳理“文学”的定义,正说明“文学”边界在时人心中未达成共识的事实。文学边界模糊考验“文学史”编纂者的能力和勇氣,缓解这种压力除了重新定义文学,“大”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后人评述《中国大文学史》驳杂,文学史掺杂经学、学术、文字等内容,其实是“中国文学”史学建构中难以克服的问题:经、史、文的混杂是中国文学发展中常见的问题,要说明中国文学的特点,不驳杂难以说明问题,太驳杂又显得对象不纯。
早期“大文学史”的困惑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方法的成熟似乎不复存在,“大文学史”的说法逐渐被史家弃用。尽管关于“文学”的边界始终充满争议,但依托现代以来建构的“文学”观念,“文学史”应该包含哪些对象仿佛已经清晰。……